西周土地制度：彻与助并行，贮的制度

西周确曾实行过分公田、私田的井田制度。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西周的全部土地都是实行这种制度。其实在实行井田制的同时，在另一地区还实行着一种非井田制度。孟子说：“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又说：“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这是说周人有“彻”与“助”两种制度。下面接着又说：“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把“野”和“国中”很清楚地分为两种制度。助或藉是一种借民力助耕公田，用劳役地租剥削的井田制度，实行在较远的“野”中；另一种则是抽十分之一税的彻法。赵岐注《孟子·滕文公上》：“彻，犹人彻取物也。”（此据阮元据宋本所校）《毛诗·豳风·鸱鸮》：“彻，剥也。”足见“彻”是通量土地之所入而取之于民，与借耕代赋之井田不同。这种制度，实行于较近的“国中”。这两种制度不能混而一之。

历来讲井田制的人，往往把这两种制度误认为是一种，其中也包括一些过去的注疏家，把两种制度强合为一，并多有附会，往往自相矛盾。因为“九一而助”的井田，显然不得称为抽十分之一的税。从领主方面讲或在农民的立场而言，都是九分之一，亦即百分之十一强；把“九一而助”附会成是什一之税，实在是牵强之至。

其实，汉代郑玄在注释《考工记》时，已清楚地告诉我们：“周制，畿内用夏之贡法，税夫，无公田；邦国，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税夫。”这就是说，西周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的“助”法与“什一之税”的“彻”两种不同的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并行。

西周贵族领主剥削农民，除了“助”、“彻”之法外，还有一种“贮”的剥削。这是由于周克商后，推行分封制引起的。分封制使各级贵族从上到下一级级地赏赐其下级，变成为一个隶属一个的土地多级所有主。

这样构成的土地占有关系，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的必要条件。在理论上说，任何土地都变成一个隶属一个的多级所有，而最高的所有主是周天子。因此，当时人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340]。这样，也就势必造成“田里不粥”[1341]了。

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等级性质，是阶梯式的，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有上下级的臣属关系，下级对上级是以负担一定的义务为条件的。这种义务是矢忠服从、供应赋役、听其政教号令。如果违反了这些条件，就算是非法。西周金文中有关“锡田”后必须负担“贮”，就属于下级对“锡田”的上级所负担的一种贡纳义务。(www.xing528.com)

金文中的“贮”，过去金文家的解释异说纷纭，有释“予”、释“奴隶”、释“田价”、释“田租”，或说是土地出租等等。这些说法，对金文中的“贮”，有的似乎可以通读一两处，但都不能贯通金文中所有的铭文。

笔者过去对金文中的“贮”也作过一些研究，认为“贮”实际就是下级对授给他田的上级负担的贡纳义务。如《卫盉》铭文说，周共王三年矩伯庶人赐其下级裘卫十田，裘卫以值八十朋的瑾璋作为贡纳（贮）献给矩伯。矩伯又赐他三田，裘卫又以值二十朋的礼物作为贡赋（贮）献给矩伯。又如共王时的《格伯簋》说的是格伯赐给倗生三十田，而倗生用四匹良马作为贡赋献格伯[1342]。这种赐田邑是国家的政治制度所规定的，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所以，赐田的仪式上往往是在周室的执政大臣主持下进行的。受田邑的一方如果不履行对赐田者的赋役或贡纳义务，赐田者可以向上级控告。这类事件在金文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周厉王时器《攸从鼎》上就是一篇因不履行租赋义务而酿成诉讼的铭文。

从金文中所透露的一些赐田事例看，受田者必须履行贡纳义务，而“贮”是贡纳义务中的一项。另外还有“积”（《沈子簋》、《兮甲盘》）、“且”（《攸从鼎》）等等。其具体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性质是相同的。《周礼》说，诸侯向天子纳贡有九个不同的品种：祀贡、嫔贡、器贡、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和物贡[1343]。低级贵族间贡纳的品种当然不会这么复杂，有的只有几种，最少的或许只有“贮”一项。

总之，“贮”就是受田的下级向赐田的上级履行的封建贡纳义务。在西周的土地制度上，这也是对农民的一种很重的剥削[13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