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井田制：不是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

我们相信西周有井田制，并且井田分“公田”和“私田”，其中的“私田”是直接生产者的份地，大部分史学家对此是承认的。但对“公田”的解释，目前意见尚未一致。按“公”字最初的含义为“公众”，与私相对应。随着时代的演变，公字的含义也会改变的。至少到西周时，“公”字的用法已有改变。比如《诗经》中的“公”字，除了“穆公”、“周公”、“公刘”一类人名外，其他如“公子”、“公侯”、“公姓”……也除外，“公”字的单独应用，有人统计后认为，“公”字是指一个地方的领袖或田主阶级，不作“公有”、“公众”、“公共”一类的解释[1332]。如《诗经》中的“公庭”、“公言”（《邶风·简兮》），“从公于狩”（《秦风·驷》），其中“公”字都是指贵族而言；另外如“公路”、“公行”、“公族”（《魏风·汾沮洳》），“公路”是贵族的大车，“公行”《毛诗》说：“从公之行也”，“公族”就是贵族；又如“夙夜在公”（《召南·小星》）、“敬尔在公”（《周颂·臣工》）系指公侯之事。“公”、“私”二字对举的，除《小雅·大田》外，还有《豳风·七月》：“言私其，献豜于公”，这个“公”字也不能解释为“公众”或“公有”，乃指“公族”或贵族而言。

既然《诗经》中的“公”字大都作“贵族”、“统治阶级”或“官”解释，没有一条可以解作“公有”，那么，我们说《诗经》所写的井田制的“公田”，并不是“公众集体所有”，而是“官田”，是直接属于贵族的田，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贵族私有的田地而名“公田”，一直到汉代犹然。六国以来强宗大族的土地，从汉初至汉武帝时代都陆续入于天子之手，而称之为“公田”。《汉书·食货志》上说武帝末年，赵过为代田法，令“田三辅公田”。《汉书·赵充国传》：“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汉武帝曾以“公田”百顷赐其姊[1333]。汉宣帝曾对流民“假公田，贷种食”[1334]。这种名为“公田”的土地，都很明显的绝对不是“公众集体所有的田”。

还有一点也可以证明西周的“公田”不是属于直接生产者集体所有：当农民在“公田”上耕作时，统治阶级派农官在旁边进行监督（见《国语·周语》）。在农官的监督之下，于是“民用莫不震动，恪恭于农，修其疆畔，日服其镈，不解于时”（《周语》）。这种农官有的称为“田畯”（见《诗经》的《甫田》、《大田》、《七月》），有的称为“司徒”或“司土”（见金文《牧簋》、《散氏盘》等器）。假如“公田”为农民集体所有，就用不着统治者派许多农官来监督了。

总之，西周的土地已经为贵族所私有，井田制中的“公田”是统治阶级或贵族们的私有地，绝对不是直接生产者们集体所有[1335]。

近年来，大多数史学家都异口同声地说西周井田制中的“公田”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农村公社”农民集体的公有地，于是有的把西周的井田制说成是“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的“土田国有”或“集体土地所有”，是“农村公社所掌握的土地制度”[1336]；有的说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所形成的公有土地财产与私有土地财产的对立的形态”[1337]。

实际上，西周的“井田制”虽然形式上还存有“农村公社”的外壳，但本质内涵上已经起了变化，已不是真正的“农村公社”了。因为“农村公社”的主要特征，根据马克思的说法，必须具备“公”与“私”的二重性。氏族社会时的“公社”只有公有，尚未出现私有，而“农村公社”是从公有制到私有制这一过渡阶段产生的过渡性质的共同体。所以，它包含真正的公众集体所公有和真正的私有两种成分。但到西周真正的“公有”消失了，已经不是真正的农村公社了。再以农村公社的理论论证西周历史，便完全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些史学家尽管对西周的社会性质有着意见分歧，但对于西周的土地制度，他们都认为是土地国有制，认为西周的井田制就是土地国有制。我们觉得这种看法也是可以商榷的。(www.xing528.com)

土地所有制是土地归谁所有的问题，是属于生产关系的问题，它和“国家主权”是有严格区别的。国家主权远远高于土地所有权，而土地所有权则只限于生产关系。

有人认为西周井田制的土地不能买卖，这就是土地国有制的一个特征。

土地国有制是全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当然不能允许被任何人买卖。但是，我们不能倒过来说，凡是不能买卖的土地，便一定是土地国有。例如西周，天下的土地最高主权属于周天子。领土这样大，当时实行分封制度，分封给亲属子弟和有汗马之劳的功臣们。这些被封的大贵族建立了一些封国如鲁、齐等。这些封国之君也同样地向其下属一级一级地分封下去，自然就构成各级领主贵族的土地所有者。在理论上说，土地是上级分封的，当然也可以由上级收回。因此，就不会出现买卖现象。欧洲中世纪如法兰克的领主，对于自己的封地，自9世纪后叶起可以世袭，但仍不能买卖转让。这与我国春秋中期以前的“田里不粥”是相同的。虽然土地不能买卖，但不失其为领主贵族土地私有制。

又有人认为西周的井田制是地租与课税合而为一，这是土地国有制的第二个特征。西周确是地租与课税合而为一，问题在于这未必是土地国有制的特征。土地国有制的特征是地主与国家的合一，而不是单单地租与课税的合一。地租与课税的合一，是由于地主与国家合而为一的结果。因为地主与国家的合一，必然使得两者的剥削方式——地租与课税也合起来；反过来，地租与课税合一，不见得地主与国家也一定合而为一。如在西周地租和课税是合一的，但是在全国各级领主的耕地上，这种地租和课税的占有者，不是与地主合而为一的国家政府，也不是周天子，而是分散在各地的各级领主贵族。西周政府只作为最大的领主，直接剥削耕种首都附近土地的那部分农民，绝对没有向全国各诸侯领地上的农民进行直接的地租剥削的史实。既然占有全国耕地的课税与地租者，不是与地主合一的国家，那怎么能说是土地国有制呢？所以，从封建剥削关系上看，从土地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直接关系上看，西周是封建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而不是土地国有制。

认为西周是土地国有制的第三个论据，就是认为西周井田制的土地掌握在农村公社手中。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如上述已经辨明。

总之，所谓“西周土地国有制”的论述，经不起具体的分析和史实的验证，所以，西周也就不会是土地国有制[1338]。一句话，西周井田制既不能称为“农村公社”，也不是“土地国有”，而应当是贵族土地所有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