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中华远古史

西周农业生产力比商代提高了多少？这对西周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极大的关系，也因为当时的社会性质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综合来决定的。

前面说过，周族在克商之前还处于氏族制社会的末期，周文王是周族尚未脱离生产劳动的总家长，而不是残酷剥削人民的统治者。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到的是一些商代的青铜器和周武王以后的青铜器，谁也没有看到过周文王以前周族的青铜器，证明周族的青铜文化是继承或说受自商族而发展起来的。这也多少可以反映出周族在克商之前生产力是低于商族的。至于克商之后周族的生产力又是如何呢？我们可以先从周族的农业生产工具谈起。

西周主要的农具是耜、耒、钱、镈和铚等，其中尤其是“耜”，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很多，举几个例句：

有略其耜，俶载南亩。（《周颂·载芟》）

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

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豳风·七月》）

“耜”在《诗经》中以“略”、“”和“覃”来描述，而略、、覃三字，注疏家均释为锋利的，说明当时的耜不是石制即为青铜制的农具，早已超越了“木为耜”（《易经·系辞下》）的阶段。

“耜”是什么样的农具？古文献上“耜”常与“耒”连用[1307]，耜与耒又是什么关系？自古以来经学家、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至今学术界在认识上仍未能统一起来。自从汉代京房认为耒是耜上安装的“勾木”，耜是耒下的“耓”[1308]，即耒和耜是一件耕具的上下两个部分，后世学者多宗之。近代如徐中舒先生《试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和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南京农学院合编的《中国农学史》也是如此主张[1309]。另外也有人认为耒和耜是不同结构的两种耕具。如清代邹汉勋《读书偶识》卷十中论述多种农具之形制时，曾谓古之耒制，根据《考工记》的描述，是“曲柄枝刃”的耕器，而古耜则是“单刃耕器”。近人杨宽先生赞成这一说法[1310]。

耒和耜到底是指一种农具，还是指两种不同的农具，哪种说法正确呢？这恐怕得从耒和耜出现的历史说起。

前面我们讲商后期农业的发展时，曾说到当时的木制农具因为易腐朽，地下考古是不会发现的，但在殷墟不少窖穴壁上曾经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为双齿。甲骨文“耤”字的字形，正像人侧立推耒、举足刺地，或像一人手持耒的长柄、足踏耒下端之形。甲骨文中的“方”字，据徐中舒先生的意见，也像耒的形制，上短横正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甲骨文中没有“耒”字，只有从耒的“耤”字，“耒”这个偏旁与甲骨文“方”字很近似，徐中舒先生认为《诗经》中《生民》“实方实苞”与《大田》“既方既”两个“方”，大概也是用耒一类的农具坺松土地之谓。又以甲骨文、金文的“耜”作“”，像碎土锄草之工具，徐先生从字形考察，认为耒下歧头，耜下一刃，耒为仿效树枝式的农具，下端有歧出而锐利的木叉，用以刺土，木叉之上贯一小横木，是耕田时足踏处；而耜则为仿效木棒式的农具[1311]。徐先生这个对耒和耜初形的认识是完全正确的，至少在商代耒和耜还是两种农具。

任何事物都是由简单到复杂而逐渐发展变化的。那么，耒和耜到西周有没有变化呢？肯定也是有的，只是要看究竟是怎样的发展变化。有人认为“《诗经》中有‘耜’无‘耒’，说明耒端已安装上了耜的部分，成为当时主要的耕具。从构成这个农具的两个部分来说，应该称为‘耒耜’，但由于耜是全器最主要的部分，所以用‘耜’来作为全器统称也是完全合理的”[1312]。这就是说西周在农具改进上，是把“耒”和“耜”本为两种农具改造安装成为一种农具，这也意味着“耒”和“耜”两种农具便不存在了。但在历史上并不是这样，杨宽先生在文章中就曾引战国时《庄子·胠箧》有“耒耨之所刺”，汉代《淮南子·主术训》有“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盐铁论·国疾》有“秉耒抱，躬耕身织者寡”。足证战国、秦汉时，“耒”在农业上仍在行用。《诗经》中之有耜无耒，既不能作为西周时耒和耜已经合装成一种新农具的证明，也不能说明西周时耒已经被淘汰，因为《诗经》中有与“耒”同样的农具“方”[1313]，“方”也许是“耒”的代用品和代用字。

总之，耒是歧头或独头的尖刃农具，用以刺土；而耜则是宽博的平刃铲形农具，用以起土。两种农具作用不同，可以长期并存，只是在构件上由木制、石制、青铜制到铁制，不断改进而已。所以，耒和耜这两种农具，自商经西周下至秦汉都在行用，并未被淘汰。

西周主要的农具除耒和耜以外，还有钱、镈和铚三种，均见于《诗经》：(www.xing528.com)

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周颂·臣工》）

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周颂·良耜》）

首先谈谈“钱”是什么农具。据《毛诗》说，钱就是铫，铫是铲形类的农具。

镈是一种除草的耘具，从上引《良耜》的诗句中，就可以得到明确的解释。《毛诗》训赵为刺，荼蓼为田间杂草。这两句诗意为，用镈锄地，刈除杂草。镈的形状，可以从春秋战国时货币中布币的形状推知。因布币来源于古农具镈，布、镈二字古时同音假借[1314]，因而推测镈为像布币一样的铲形。耜、钱、铫、锸、锹等用于起土、耘地等的古田器，大致均为铲形，不过用法不同而已[1315]。

铚，据《说文解字》说：“铚，获禾短镰”，就像北方仍在流行的收割禾穗用的一种“爪镰”。

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已经包括当时的田间生产劳动如耕地、锄草和收割等所必需的田器了。

西周所用的农具是石制的，还是金属制造的？在克商以后的初期阶段，大概继承了商代晚期的水平，那就是以石制、骨制和木制为主，也有少量的青铜制品。有的学者根据《诗经·大雅·公刘》中“取厉取锻”的“锻”字，认为周族远在克商之前的公刘时就已有了锻铁，这个说法是不可信的，“锻”未必指锻铁，铜不能锻，但锡是可以锻的。战国时文献中有：

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欧）冶不能以必剑。（《韩非子·显学》）

刑（型）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剂）得，剖刑而莫邪（良剑）已。（《荀子·强国》）

战国以前的宝剑，都是铜、锡合金做成的青铜宝剑，青铜是可以锻的。近年来我国科学家对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出土的青铜武器进行科学分析，发现这些青铜兵刃器经过了锻打加工[1316]。这就证实了西周确有锻青铜。并且从西周考古发掘中，始终没有发现任何铁片或铁器。所以，春秋以前金属制造的农具，只能是青铜的。《诗经》中出现的农具如“钱”、“镈”、“铚”，都从“金”旁，这意味着它们是青铜制品。耜字虽然没有“金”旁，但《诗经》中有三处用“略”、“覃”、“”等训为锋利的形容词去描写，这说明可能也是青铜制造的，或附加上了青铜的锋利套头。《考工记》谓“攻金之工”有六，而“段（锻）氏为镈器”居其一，遗憾的是“段氏”具体的内容原文已阙，只有上面所引的“为镈器”三字。郑玄注：“镈器，田器钱镈之属。”[1317]这种农具的制作据《考工记》中记载，是以金和锡按一定比例合成制造的。而“金”据清戴震的《补注》[1318]即“铜”，可见这些农具是铜、锡合金的青铜制品。

根据上面诸种文献上的记载，我们可以断言，西周时代的农具中已有相当大的数量是青铜制品。而且从数量上说，已大大超过了商代。我们在谈西周的社会生产力之所以能超过商代时，这一点是应当特别注意的。

有些人对西周是否大量使用青铜农具提出怀疑，因为在西周的田野考古上得不到证明，西周的遗址和墓葬中虽也发现过青铜镈和青铜臿，但数量极少[1319]。西周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农具，为骨制、石制和蚌制。西周既已使用了比商代为多的青铜农具，其出土不多的原因：第一，西周的贵族阶级不从事农业生产，当时认为农业劳动是下层人民的事，农具不是享受器，贵族死后自然不会把农具作为随葬品。第二，青铜在古代是贵重的“美金”，青铜农具用坏，可以回炉改铸，与石质农具不同，因而墓葬中不见青铜农具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三，春秋、战国时通行的货币有铜铲布、铜刀币，这类货币是从实用的农具互相交换发展而来的，这也可以间接证明西周时期曾盛行过青铜农具[1320]。

那么，西周的农民使用过青铜农具，根据上述理由，乃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不过我们还要说明，西周时虽然已有较多的青铜农具，但还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把石器挤掉。因为青铜合金的铜和锡原料稀少，而且铸造青铜农具比制作石制或木制农具要困难。西周应当是铜、石、木农具并用的时代。青铜农具不可能完全排斥石制农具，这几乎成了世界农具史上较普遍的规律。恩格斯就说过：“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1321]一直到战国铁制农具盛行之后，石制农具才缓慢地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