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和黍一样，成为西周时期的主要谷物-《中华远古史》

稷和黍一样也是西周最普遍的谷类，所以，往往是黍、稷并称，其见于《诗经》者颇多，如：

黍稷茂止。（《周颂·良耜》）

黍稷重穋……有稷有黍。（《鲁颂·閟宫》）

我艺黍稷，我黍与与，我稷翼翼。（《小雅·楚茨》）

疆埸翼翼，黍稷。（《小雅·信南山》）

其他如《尚书》也有“纯其艺黍稷”。黍是今天的黍子，去皮后名为“大黄米”，以上已谈过了。稷是什么呢？今天已没有名“稷”的农作物。所以，古书上的稷就成为经学的一个大问题。《说文解字》说：“稷，也，五谷之长。”“，稷也。”二字互训，由于字不认识，稷字也就不知道了。宋时的徐锴《说文系传》：“稷即穄……楚人谓之稷，关中谓之。”朱熹《诗集传》也说：“稷，亦谷也。一名穄，似黍而小，或曰粟也。”[1276]按“稷”和“穄”并非一种谷类，因为穄即，是黍的一种，前面讲黍时已有说明。稷与黍分明是两种不同的谷类，清代学者早已经辨明[1277]，可以不论。但是清乾隆时大经学家、对农作物研究精博的程瑶田作《九谷考》[1278]，旁征博引，证明稷为高粱。程氏当时是学术界一代大师，其论一出，大多数学者都尊信称颂而不疑，如《说文解字》专家段玉裁赞叹：“程氏《九谷考》至为精析，学者必读此而后能正名……真可谓拨云雾而睹青天矣。”[1279]训诂学家王念孙也称程氏“援古证今，其辨明矣。”[1280]经学家马瑞辰则谓：“稷为今之高粱，程瑶田《九谷考》辨之甚精，秦汉以来多以稷为小米，俱误。”[1281]其他如刘宝楠（《释谷》）、陈奂（《诗毛氏传疏》）、孙诒让（《周礼正义》）等皆取程氏说，以为稷即今天的高粱，奉为定论。后来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对程氏说提出异议，认为稷是谷子而不是高粱[1282]，但未得到人们的注意。1949年齐思和先生作《毛诗谷名考》，对程氏以稷为高粱的说法，指出有十个极大的错误，认为其说“不但与古训不合，而且与华北的实际情况也不合。程氏以高粱为稷，虽然繁征博引，费了很大的力气，实在他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1283]。(www.xing528.com)

“稷”即甲骨文中的“”字，据于省吾先生说，“”是原始字，而“稷”字在战国时才出现[1284]。黍、稷同为商、周人当时的主要食粮。稷其实就是今天华北人所说的“谷子”，去皮名“小米”，是平民日常的主食。

稷不但是商、周人的主要食粮，很可能在商、周以前，中国的北部原始居民就以此为主要的农产品了。这种推测是根据田野考古发现的实物作出的。1984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曾说：

仰韶文化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它宜于黄土地带生长，耕作简单、成熟期短又宜保存。半坡遗址F2、F37的瓮、罐和F38的室内小窖里都发现了被鉴定为粟的遗物。H115中所贮藏的粟多达数斗。在华县泉护村F201，洛阳王湾F15的陶器中以及邠县下孟村的袋形穴中也都发现可能是粟的遗物。[1285]

大汶口文化以农业经济为主，同黄河流域其他原始文化一样，主要种植的是粟。三里河遗址的一个大型窖穴中发现有一立方米左右的粟粒。[1286]

黄河中下游从西到东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就已大批种植“谷子”、“小米”这种农作物，并且发现贮藏的谷子动辄“多达数斗”或“一立方米左右的粟粒”。考古工作者说，产量“达数斗之多，如果没有一定面积的种植和一定数量的收获量，是不会有这样多的储存的”[1287]。可见在夏、商以前谷子已是较普遍且收获量不小的农作物。这也正是西周时黍、稷的产量多达“千斯仓”、“万斯箱”，仓庾“如坻如京”般高大的渊源。并且一直到近现代，谷子、小米仍是北方产量最高、又是平民所赖以生活的主食。如果把“稷”说成只是黍的一种，而不是谷子、小米，那就无法解释谷子前后发展的历史了。奇怪的是，1949年以来几十年中部分新出版的书刊仍维持旧说，以稷为高粱，或以稷为黍的另一品种，而不是谷子[1288]，足见正确的意见一时尚未能普遍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