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农业地理环境及其影响

西周周族的地域大约处于今日的华北黄河中下游一带，西周初期偏处于西，后来才逐渐扩展至东方。汉时贾谊的曾孙贾捐之曾说，周成王时周所拥有的地区，“东不过江、黄（今河南信阳一带），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1253]。贾氏所说其根据不可知，但我们认为较平实可信。西周所处的这一带包括陕西的渭河流域、山西南部和河南的北部、西部，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心区。这个地区雨量稀少，气候变化大，植物资源缺乏，一遇连年不雨，便会酿成大的灾荒。所以这个地区对农作物来说，条件是严酷的。但这个自然环境，又有其得天独厚的一个方面，那就是这里正是中国北部有名的黄土层地带。

这个地区的黄土层的优点，据研究中国土壤地理学的梭颇（James Thorp）调查研究后说，黄土高原对原始农业是最理想的地区，既易于开垦，又易于耕种。黄土优于冲积平原之处，在于土壤较松软，用手就可以击碎，以木、石为生产工具可以发挥垦荒耕种的作用。从农艺学角度看，黄土本身也以其肥沃闻名。这个地区不但有易垦易耕的优点，并且还有另一长处，就是在农作物生长的关键时期往往降雨。夏季的雨水和利用河水、井水进行人工灌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农民的收获[1254]。对这个黄土层地区，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就说：“关中自汧雍以至河华，膏壤千里。”西周的农业为什么较商代更为发展？这种有利的地理条件必须考虑进去。

西周共历三百年，其政治、经济重心大都围绕着西部的镐京（宗周）和东部的洛邑（成周）这东西二都，作为统治四方的政治中心。这黄河流域的经济面貌前后有很大变化，各地区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少数地区虽然已开垦为耕地，但大部分仍然是原始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在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一带，一直到西周初年还是虎、豹、犀、象出没的原野[1255]。后来号称文明开发较早的“中原”，如春秋时郑、宋一带，到春秋末年还存在着荒无人烟的六个尚未垦荒的“隙地”[1256]。春秋时秦、晋迁瓜州之戎于晋南时，晋之南部还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1257]之地。可以想象当时原野上还是茂林丰草、狼奔豕突的原始自然景象。

所以，在西周时期华北大平原自始即存有大批待垦的荒地。垦荒是把原始荒野变为耕地，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原始生地上覆盖着千万年来自生自灭的森林、荒草，其盘根错节深深地埋藏在土壤深处，必须清除掉，才可以辟为种农作物的耕地。在以笨重的木、石工具为主的西周，只有依靠大批的集体劳力来做这种工作。所以，当时从事农耕的首要工作是垦荒。这种开发见于古文献的颇多，如：

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1258]

（郑）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1259]。

广衍数拾万，不胜而辟，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此皆十倍其国之众而未能食其地也。是人不足而地有余也[1260]。

千耦其耘，徂隰徂畛。[1261](www.xing528.com)

从上面这些记载看，在空旷、荒芜的原野上真是地广人稀，到处都存在着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与战国以后的情况是大相径庭的。

在谈西周的农耕之前，还有一个事实必须指出，就是在西周的疆域中，除了华夏民族外，还有许多经济、文化都远远落后于诸夏的少数民族，这些少数民族散布于华夏民族之间，最著者如鬼方、狁（犬戎）、东夷、淮夷、昆夷、西羌以及西戎、北狄等等就是明显的例子。

晋的始祖唐叔受封于“夏虚”，在今山西省南部翼城、曲沃之间，是黄土层地带。史料记载，唐叔受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1262]，直到春秋时人还说：“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1263]足证山西南部虽然最早就是周人的“天下”，但也是戎狄环聚之地。《诗经》称：“薄伐狁，至于太原”（《小雅·六月》）。西周时太原一地在今日山西之临汾[1264]。其实山西境内，先周即与戎狄有交往和战争。如《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谓：“大丁三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淮南子·墬形训》有：“汾出燕京”，高诱注：“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大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为殷牧师。”余无戎当即《左传》成公元年谓败刘康公之徐吾氏。刘昭《郡国志注》屯留县下引《上党记》曰：“有余吾城在县西北三十里。”即余无之戎住在今屯留县西。可见这两支戎狄都在山西境内，在商末即如此。因而周初的晋国所封的夏墟，自然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我们再看看周初分封的其他姬氏子弟诸侯国所处的地区。如封文王弟虢仲于东虢，虢叔于西虢，均在山西、河南的黄河两岸[1265]。封文王子叔度于蔡，叔处于霍，叔鲜于管，康叔于卫，叔郑于毛，其他还有毕、原、酆、郇等[1266]。封周公子孙于凡、蒋、邢、茅、胙、祭等[1267]。这些被封之地，大部分是在由陕西的镐京到河南的成周这一条线上。这一带是华北黄土层的中心及黄土的冲积地带，都是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区，也是与戎狄蛮夷杂处的地区。经过长期的民族斗争，这些少数民族有的逐渐被迫远离中原，即使勉强留下，也多被排挤到荒野的山区。可以举春秋时的一个史例以明之。《左传》襄公十四年一段文字：

（晋）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诸朝，曰：“来，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蒙荆棘以来归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与女剖分而食之……”对曰：“昔秦人负恃其众，贪于土地，逐我诸戎。惠公蠲其大德，谓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毋是翦弃。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我诸戎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从上面范宣子与姜戎氏的对话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姜戎氏不是只代表其姜戎一族，而是代表“诸戎”。一则曰“逐我诸戎”，再则曰“谓我诸戎”，可知。诸戎除了姜姓之戎，还有允姓戎[1268]、姬姓戎和骊戎等，这些戎狄结成一个部落联盟[1269]，以利与华夏作斗争。他们原先的居地在晋北部之瓜州，瓜州一地旧说皆以为即今甘肃敦煌。揆诸当时情势，这个说法绝对是错误的。顾颉刚先生曾驳之曰：“秦都雍，即今陕西凤翔，离敦煌三千余里，所谓风马牛不相及者，秦以何种需要而劳师追逐之……果有越界追逐之举，则秦自凤翔抵敦煌，大军东来，姜戎亦当西窜今哈密等地，何以反东向秦都而逃遁，入于战胜者之腹地，乃从容为晋惠公所‘诱以来’邪？窃意瓜州当在今凤翔之东，实居秦、晋之间，故秦人得而迫之，晋人得而诱之耳”[1270]，又谓瓜州在今秦岭高峰之南北两坡[1271]。顾先生对旧说的批驳极为正确，但把瓜州置于陕西境，仍缺乏可信的证据。过去笔者对这个问题曾作过一些研究，认为诸戎所居之瓜州，当在今晋中北部孝义县一带[1272]，经秦之迫逐与晋之诱惑，“诸戎”才从晋北南迁至黄河以南晋之阴地，后来改称为阴戎，又名陆浑之戎。第二，诸戎被迫逐而远迁于狐狸豺狼出没之地，即必须经除翦其荆棘、驱其狐狸豺狼才能生存的荒野地带。这虽然是指春秋时期，春秋以前的西周时期恐怕与这种情况差不了多少，也是华戎杂处的局面。

周初最远的封国，如最大的功臣姜太公的“齐”和周公之后的“鲁”二国，都在远东，是冲积地带的边沿，作为农耕的土壤则很不理想。尤其是齐国，史称“地卤，人民寡”（《史记·货殖列传》），“齐地负海，卤，少五谷，人民寡”（《汉书·地理志下》）。在这种卤硗瘠地区，辟草莱以经营农业是没有很大前途的。太公不得不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以图生存。齐与莱夷接境杂处，太公东封时，莱夷便曾与之争营丘。齐、鲁两国的周围还住有东夷，南面又经常受到淮夷的威胁。从史料上看，春秋以前的中原地带，基本上还是华戎杂处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