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六师编制及战车人员如何编制

西周初这三千武装是怎样编制的呢？《尚书·牧誓》有：“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其中“百夫长”大概是一百人之统率，“千夫长”是一千人的统率，而“师氏”大概是统率一师之“帅”。所谓“师”，大概即金文中“六”、“八”之“”。“”字过去学者有释为“堆”的[1165]，有读若“追”的[1166]；或释为“次”、“”[1167]，或释为“屯”[1168]等等，对金铭的诠释和与文献的结合上，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扞格之处。我们认为金文中“师”与“”有时同见于一辞，但“”与师旅有关是大家公认的[1169]，这个字还是以清阮元、孙诒让和近人于省吾释“师”为好[1170]。“师氏”所统率的一师到底有几个“千夫”，也就是“师”的人数，较古的文献中没有说明。研究商、周军事史的陈恩林先生认为，周代的“师”之人数与商同，是由三个千人团体组成的较大作战单位[1171]，这是一种很合理的推测。

西周王室的军队在克商时只有由周族人组成的六师，也就是说全国拥有六个师，约一万八千人的军队。征商固然是大战，但也不能倾国而出，不留守备。大概动用一个师出征，而以五个师留守。根据春秋时各国战争的出兵数字，一般地说，约为全国兵数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1172]。周武王克商的战争出兵一师、留守五师，这个数也是合理的[1173]。

克商之后，周王室武装除了原有的六师之外，又建立了八师，即金文中的“八”。大概是以商人投降的军队改编而成的。

“六师”屡见于文献记载，如《尚书·顾命》有“张皇六师”；《诗经·小雅·瞻彼洛矣》：“以作六师”；《大雅·常武》：“整我六师”；《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十九年：“丧六师于汉”；《穀梁传》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国语·周语》：“王以贵钟之下宫，布戎于牧之野，故谓之厉，所以厉六师。”西周金文《鼓簋》：“王令东宫追以六之年”；《盠方彝》：“用”；《南宫柳鼎》：“王乎作册尹命柳牧阳……”文献中之“六师”，即金文中之“六”，两者可以互相印证。这六师是西周建国以来，由周本族人组成的捍卫国家的主要武装。所以六师一词无论文献或是金文中都大量出现。至于由商人改编成的“八”，文献未有记载，只见于西周金文，如《小臣簋》：“白懋父以殷八征东夷”；《克鼎》：“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之年”；《㫚壶》：“王乎尹氏册命㫚曰：更乃祖考作冢土于成周八”；“六”“八”并用的如《盠方彝》：“王令盠曰□六眔，八”，《禹鼎》：“王乃命西六、殷八……伐噩侯驭方西六、殷八”。于省吾先生通过研究指出，由商人投降改编成的队伍称“殷八”，这支队伍常驻扎在成周，故也称为“成周八”[1174]。又说，西周王朝的直属军队这时已增到十四个，分为两个体系。其中的六为周人军队，因为周人兴起于西方，又因这支队伍常驻于周京丰镐，在成周之西，故有“西六”之名。从金文上看，西周前期全国武装队伍有西六师和成周八师，合计总的人数已从最初的六师一万八千人增加到十四师，最多有四万二千人。有人考证每师为二千五百人，那么十四师的总人数还不到四万人。

过去有人依据《周礼》认为西周王朝置有“六军”。《周礼》一书是战国时代的作品，若没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或铜器铭文为证，只凭此书所记是不足为据的。《周礼·夏官序》说周王有六军，每军是一万二千五百人[1175]。那末，西周的武装就有七万五千人。其实西周见于《诗经》、《尚书》，金文的只有“师”，或许当时尚无“军”的编制[1176]。清代学者有人迷信《周礼》，见到《诗经》、《尚书》只言六师，与《周礼》言六军不同，乃加以弥缝：有谓一师也就是一军，于是周的十四师即十四军，合计有十七万人以上；或谓周天子出征不尽发六军，而是每一军只发其中一师，于是文献上只出现六师的记载[1177]。这也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自不足信赖。

驻守镐京的西六师和驻守成周的八师之长官，由西周王朝直接任命。这十四师的统率应当就是周天子。

军队编制一定要适应战争的形式，西周的战争主要以战车为主，因而当时文献一说战争，往往就说到战车，如《诗经》有：“六月栖栖，戎车既饬。”“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1178]西周铜器铭文中也有战车作战的反映，如康王时周与鬼方的战争，据《小盂鼎》铭中说“俘车十辆”、“俘车百□辆”。夷王时与狁之战，《不簋》谓：“汝以我车宕伐严允于高。”“汝休弗以我车函于艰。”1980年在陕西长安县出土的《多友簋》，记载周王对狁的战争，有“俘戎车百乘”、“俘车十乘”等。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战争中，不论是先进的华夏族，还是狁、鬼方等少数族，都已广泛地利用战车作战。

为适应战车作战，西周战车的人员如何编制呢？古兵车卒乘之制，史料稀少，难以详考，每乘兵车究竟用多少人员，颇有争论。《诗经·鲁颂·閟宫》：“公车千乘……公徒三万。”《孟子》称周武王之伐商，“革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1179]。则兵车一乘，大概要配备十人左右。战国时写定的专讲兵法的《司马法》佚文谓：“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所谓“士”即甲士，也即带甲之卒。古时车、马、兵甲等皆为贵族所有，战时才授之应军役之士民。清王引之、金鹗等认为，古制这十名甲士是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1180]。车上三名甲士的职责分配是：左人持弓箭主射击，右人持矛主击刺，居中间的主驾车[1181]，车下的七人大概只起协助作战的作用。

这只是西周初期的编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这种组合也在逐渐改变，反映在《司马法》中已存在着两种军赋制度：

一如《周礼·地官·小司徒》郑玄注引《司马法》说：“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

二如《诗经·小雅·信南山》孔颖达疏引《左传》成公元年服虔注引《司马法》说：“长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1182]唐贾公彦《周礼·地官·小司徒》疏说：“郑注《论语》道千乘之国亦引《司马法》，彼是畿外邦国法，彼革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www.xing528.com)

《司马法》讲战车，一说每乘有士十人，徒二十人；又一说则是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郑玄既引过前说，又引用过后说，可证《司马法》一书确实存有两种说法。这两种不同的编制，是由于畿内、畿外不同地区因而引起其军赋也不同呢？还是由于一种制度前后发展阶段不同而引起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千百年来异说纷纭，莫衷一是[1183]。归纳起来，不外两说[1184]：

一种认为《司马法》两种编制是代表两种不同的军赋制度，即“畿外邦国法”与“畿内采地法”，主张者有贾公彦、孔颖达、王鸣盛、梁玉绳、刘文淇等[1185]。

另一种反对所谓采地与邦国异制说，认为《司马法》三十人编制（指士十人、徒二十人）为最大限度的出军法，即为实战调发通制，而七十五人编制（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不是指兵车一乘之人数，而是任民之法，即正常情况下通行的兵乘之本法。主张者有江永、刘宝楠、金榜、孙诒让等人[1186]。

这两种说法，我们觉得若具体到西周的兵制，都是难以吻合的。主要是由于清人迷信《周礼》，误认其为西周典籍。《周礼》是先秦文献，但它决非出于西周。其典章制度，从时代说，从西周到战国，从地区说，从中央到邦国，可能是包有一切制度的大杂烩，经战国时人加以系统化而成。完全依靠它讲西周的典制当然不行，即使以之讲春秋战国史，也必须有其他同时代的文献相佐证才可以利用。清人对西周的兵制缺少断代的观念，不是从发展上看问题，往往把春秋战国时的兵制看成西周时已如此。其实兵制和其他事物或制度一样，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简单，认为《司马法》中存在着的两种编制正反映了战车编制发展的前后两个不同阶段。也就是由前期一乘配有士十人、徒二十人，发展到后期甲士三人、徒七十二人。

前面我们说到西周初期其战车编制是每辆配备十名甲士，三名在车上，七名在车下。后来为适应战争需要，每辆配备由十人发展为三十人，就是除了十名甲士外，又增加徒役二十人。最后又由三十人发展为七十五人。

战车人员配备的变化发展，是与战争的需要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战车编制大的变化可能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周初期。当时武装人员都出于周室本族，他们是一种特权阶层，有当兵的特权，而被征服的异族人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每乘战车配备十名甲士，三人在车上负责与敌人厮杀，是战车的主力。七人在车下起辅佐作用，具体的工作可能包括后来徒兵所做的辎重运输及食宿安排等工作。这种编制继承自商人。周人克商前后大概正处在这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在西周中叶以后，由于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军需运输量大增。战车下的七名甲士渐感力量不支，自然就有增加担任后勤杂务的徒兵之必要。《司马法》那条“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的佚文可能正是反映这个时期的战车编制情况。“徒兵”和“甲士”的阶级属性不同，“甲士”是有权披甲执锐之战士，来源于国人；而“徒兵”则是来自庶人的徒隶。徒隶虽然不一定是奴隶，但因来源于被统治阶级的庶民阶层，身份是低于国人的[1187]。

第三个阶段是在西周末，或者到春秋[1188]。战车下所配备的七名甲士与二十名徒兵阶级属性不同，但担负着大致相同的工作。这种编制，在阶级森严的古代，工作起来不能很好配合[1189]。所以，这种编制迟早是要改变的。《司马法》另一条佚文所说的“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种新的组合，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此种新制，甲士三人是车兵的主力，没有变动，与旧制同。其余七十二人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在西周的阶级意识下，七名车下的甲士不愿意做比他们阶级低的徒兵的工作，二十名徒兵渐感力不支，乃又增四十五名，于是便成了甲士三人，步卒包括七名甲士在内的七十二人的编制；另一种情况可能是由于西周末年社会发展的结果，国人与野人庶民已渐混淆，国人的地位逐渐等同于庶民，于是就出现了《司马法》佚文所说的“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