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西周具体官吏的族属，商遗民成为非周族官吏的主要来源

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在我们审查它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它的产生的时候，我们才能科学地认识它。为了要了解“职官”或“官吏”的本质，就必须弄清楚“职官”、“官吏”是在怎样的条件下，由于什么原因而产生的。

在原始氏族制社会时期，领导各氏族、部落集团的人是由全体氏族成员选举产生的。他们执行着特定的社会职能，组织共同的劳动和监督遵守各种传统习惯和宗教仪式，保护本族人不受外族迫害等等。他们并没有任何独立于氏族成员之上的特殊强制的权力。只有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之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和管理国家政务的官吏才应运产生。

周族在克商以前尚处在氏族制的末期阶段。以姬姓氏族为主，其次是姜姓氏族，姬、姜世婚，以血缘和婚姻的纽带为基础，而成为西北氏族联盟中的核心。这个氏族联盟渐次向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发展，而与商族形成敌对状态，最后以周族为首的氏族集团，攻克东方早已进至阶级社会的商族大国。于是周的氏族集团，分头向黄河、淮泗、江汉流域各地发展。由盟长周武王分封同姓与异姓氏族，并赐予土地和人民，或由各族自动向各地进占。各地还有一些旧的氏族或部落，与周族并存。这时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内部阶级的分化，又由于对文化较高的商族的征服，使周族原有的维持社会秩序的氏族机构和氏族首领的职权，对新的现实已感到不适应，而必须扩大和加强统治力量。具体地说，周本是姬姓氏族父系大家族，大家族内部职务分工所形成的如“宰”、“膳夫”，原是大家族中专管族长饮食的厨师，“趣马”、“司马”为专管族长出行的马倌等等，这种较原始的组织形式，势必都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于是氏族机构进一步变为国家的政府，氏族首长变为国王，这些原为族长专司大家族事务的人员，便发展为国家的官吏。这种变化，从社会史上看，确实代表着社会制度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所以，阶级社会官吏之根源，有些应上推到原始氏族社会的末期去观察，就很清楚了。

春秋时郯子对鲁昭公讲述官职的起源，说道：“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1122]郯子所说的远古官制沿革当然不尽可信，但所谓云、火、水、龙、凤鸟、玄鸟、伯赵、青鸟、丹鸟以及五鸠、五雉、九扈等等，盖皆为远古之氏族图腾传说，符合氏族社会真实的情况。郯子把古之官名托始于氏族制社会，也是可取的。

总之，阶级社会的官司，托始于原始社会氏族机构内部的分工。进入阶级社会，各职务及其主管人起了本质的变化，而成为阶级统治的机构和官吏。

上面说的是西周职官的产生时代，下面我们再看看西周具体官吏的族属，这也是有关职官来源的一个方面。

周族在克商之后，是战胜民族，周族人在商人面前，都成为天之骄子，享有许多特权。因为官吏是统治人民的工具，高居于人民之上，所以，西周的官吏，基本上来自周族的成员，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在克商战争中，还有一些异族人也立有汗马之功。为了奖励起见，对这些功臣，也分予土地，立为诸侯，他们属于地方上的最高长官。还有一些前代帝王之后，在周初也同时被重封，如武王所封神农、黄帝、帝尧、帝舜、大禹之后，和成王时所封商汤之后等等[1123]，也属于异姓地方官吏。另外，还有一些与商、周并存着的部落，为周势力所不达，周室因鞭长莫及，出于无奈，也允许其继续存在。可见西周时地方上的官吏，除了大部分系周族之外，还有少数出于异姓之族，其原因就在于此。

西周的那些非周族的异姓官吏，最多的还是出于商之遗民。

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多说几句，才可以搞清楚。周族以方百里的小国，征服了人数和领土比周族大许多倍、文化也比周高得多的商族后，如何统治他们，这确是周初的一大问题。汉人传说，武王克商后，曾向太公、召公和周公询问统治商人的政策。太公主张把商人统统杀掉，召公主张“有罪者杀之，无罪者活之”，而周公则主张“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百姓有过，在予一人”[1124]。武王采用了周公的意见。周公这个“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的主张可能是有根据的，因为这种史影也反映在《尚书》中：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尚书·多士》）

今尔尚宅尔宅，畋尔田，尔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尚书·多方》）

《尚书》的《多士》、《多方》都是周公在平定武庚和三监发动的叛乱之后，向商遗宣布周王对他们的统治政策。明确说明，只要商民“臣我多逊”，不但“尚有尔土”，“尚宅尔宅，畋尔田”，而且“尚宁干止”。如微子因持其祭器，肉袒面缚降周，武王乃释之，“复其位如故”[1125]。这不就是汉人传说的“使各居其宅，田其田，无变旧新，唯仁是亲”吗？又如克商纣后，觉得广大的商土，人数又多，以“小邦周”统治这样的泱泱大国，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不得已封纣子武庚以续商祀，而派管叔、蔡叔作傅相去监督。可是，不久武庚乘管、蔡与周公内讧之机，又举起反周的旗帜，周公于是实行“有罪者杀之”，并“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为卫君”[1126]。还有一部分“殷顽民”被迁到成周[1127]，由周人就近监视。这些“殷顽民”就是《尚书·多士》中的“多士”。他们是商代的贵族，只要他们“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就让他们仍然有邑有土。所谓“奔走臣我多逊”，可能是指这些商遗做了西周的臣工，有的还是世代为周室的大官。这在西周金文中就有反映。据白川静的研究，西周的青铜器有大批是商贵族的遗物。如《小臣簋》、《禹鼎》、《㫚鼎》、《卣》、《臤觯》、《令簋》、《师虎簋》、《师酉簋》、《师訇簋》诸铭中的官吏大部分是商族遗民[1128]。青铜文化本是商族的一大发明，先周的青铜文化微不足道。周人在克商后，大概就继承了商的青铜文化，并加以发展。所以周初的青铜器，大部分是商贵族制的，白川静的说法是合理的。

商文化本来高于周，周克商后，虽然把商王朝政权摧毁，但其一些较高、较成熟的文化，对周人的引诱力很大。有些方面仍不得不以商遗为师，如西周的官制就有因袭商人的措施，有些商族遗民还做了周室的官吏，商贵族在周室政权机构所担任的职务，文职、武职都有，而主要的是一些文职，如“作册”等，《令簋》和《作册大》铭文说：(www.xing528.com)

唯王于伐楚伯、在炎。唯九月既死霸丁丑，作册俎于王姜，姜赏令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册。（《令簋》）

公来铸武王成王异鼎，唯四月既生霸、乙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休，作祖丁宝册。（《作册大》）

按铭文末尾之“”，似以鸟为图腾之族徽。商代铜器中有《父乙卣》，似为商代标准器（见《三代吉金文存》12、49），则作册令和作册大可能均为商遗，而在周初政权中仍任重要职官。

1976年12月在陕西周原发现一个未经后人扰动的周代铜器窖藏，出土铜器一百多件，其中有铭文的74件，最多的有284字，这就是有名的《史墙盘》。这个盘是西周中期恭王时器，铭文中歌颂了周初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功烈，并叙述了作器者墙的家史，说他高祖是在武王伐商时，从商投奔武王来的，曾做过史官，其家族世代都承袭做史官。

另外，不少商旧贵族还担任“师氏”官职。如《师虎簋》的师虎、《师酉簋》的师酉、《师訇簋》的师訇等，都是商人担任“师氏”的明证[1131]。《周礼·地官司徒》说：

师氏，掌以㜫诏王，以三德教国子。……使其属率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且跸，朝在野外，则守内列。

足见“师氏”掌师保之职和师戍之职两种。《周礼》虽晚出，此条或有一些根据，因为这正反映了西周初期官职上文武尚未分工的真实情况[1132]。

日本人白川静认为，周初王室“作为安抚商人的一种怀柔政策”，成周的“殷八师”是“以殷人的师氏师某统率之”[1133]。按成周确有“殷八师”（见《小臣簋》），又名“成周八师”（见《㫚壶》）。这八师军队虽然可能是由商遗民编成的，甚至其中某一两个师的师氏可能出于商族，但是，正当平定武庚叛乱之后，周公能不对商遗提高警惕，不吸取经验教训，那样放心地把大批军队的统率权完全拱手交给商人吗？笔者认为不大可能。

我们不排除“殷八师”的“师氏”可能有一两个属于殷商，但大部分“师氏”恐怕还是由周人来承担，而“殷八师”的总统帅必为周人。

周初还有“司徒”之官，最初可能也是由商人担任，前面已说过的商遗，其官为司徒，《㫚壶》铭文说：“更乃祖考，作冢土（司徒）于成周八师。”可见㫚的祖先世代都在周为司徒。据白川静的考证，㫚出身于商族。据《周礼·地官》，大司徒和小司徒之职责是掌管文教“以教稼穑树艺”和统率军队，“以起军旅，以作田役”。既管军队，又管农业和田役，是兵农合一的性质，符合周初那种文、武、军、政、兵、农分工不大明显，只是各有侧重的状态。所以，《周礼》对职官的记述有些是可信的。

总之，西周诸种职官的起源可以推溯到远古的氏族社会，只是到克商前后，因为进入到阶级社会，才起了本质的变化，转变成为统治人民的官吏。西周官吏的族属，当然大部分是周族，此外是参加攻商有功的友邦异族，但由于当时商贵族有较高的文化，周人有些方面还要向商人学习，因此周王室又起用了一大批商遗民担任周室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