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谈谈宗法制度的行用范围。汉儒说，宗法制是卿大夫的继统法，与天子、诸侯无关。天子、诸侯的继统为政治上的君统，卿大夫的继统才是宗法，所以认为宗法制度只是为大夫以下而设，不上及天子、诸侯。清代学者一般也都是这种主张。其实从上面我们归纳出的宗法特征看，也完全合乎天子、诸侯的君统的范畴。我们且举一点较早的材料：
食之饮之，君之宗之。（《诗经·大雅·公刘》）
大邦维屏，大宗维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诗经·大雅·板》）
……令敢扬皇王休……用
事于皇宗……（《令簋》）
隹八月初吉，在宗周。（《班簋》）(www.xing528.com)
隹王大龠于宗周。（《臣辰盉》）
隹九月王在宗周命盂。（《大盂鼎》）
以上所引《诗经》与金文均属西周史料。其所述西周王室和诸侯，均透露已有宗法之含义。所谓“文王孙子，本支百世”，盖谓文王既受命，其后世子孙能王天下，于是武王为继体长子、为天下之大宗，百世不迁。其管、蔡、鲁、卫等十六国，皆文王支子，出封为诸侯，其长子亦世为诸侯，为群姓之大宗，亦百世不迁，“本、支”皆百世也。诗谓“君之宗之”，“君”谓诸侯，意即诸侯君一国，即为一国之大宗。《诗经·大雅·板》之“大邦”当指诸侯，“大宗”《诗经》毛传曰：“王者，天下之大宗。”春秋时公山不狃谓叔孙辄曰：“子以小恶而欲覆宗国，不亦难乎？”[1053]此大夫之宗诸侯也。滕文公欲行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1054]则诸侯亦相宗也。可见西周春秋时人早已认为周天子是同姓诸侯的大宗，而诸侯在其国内，也是其同族人的大宗。周金文中称西周京师为“宗周”，意亦周室为天下之大宗也。《诗经》与周金文所说的“大宗”、“宗子”当然是宗法制的内容，不过西周春秋时宗统与君统是合一的。既有宗族的含义，也有政治上的含义。后世礼家谓宗法只限于大夫以下，把宗族组织的宗统与政治上的君统截然分开，认为天子、诸侯实行君统，不实行宗法制度，卿大夫、士阶层才用宗法制的宗统。其实，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
君统和宗统确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宗统是族权，是属于同一血缘集团中的一种传统控制势力；而君统则是政权，是对某一特定地域中居民的政治权力，不管血缘是不是相同。所以，君统与宗统的涵义不同，不能相混。但是，在西周时代宗统和君统往往是大致相合的，一致的。周人灭商之前，周族还处在氏族制社会的末期，私有财产刚出现，家长奴役制已经开始，在儿子继承财产的父系制下，为了继承财产，确定氏族贵族的酋长职位和财产的继承者，于是把血缘氏族中某些成分，改造成宗法制度，执行这一制度的氏族机构变成国家机关。所以，宗统与君统其继统法是相同的、一致的，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巩固统治权。宗子在本族内之尊，实际上也就是天子在诸侯中、君在其本国中的缩影。不过君统、宗统二者的权力高低不同。《礼记·大传》说：“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穀梁传》说：“不以亲亲害尊尊”（文公二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昭公八年，又见隐公七年）。天子的兄弟对天子或诸侯的兄弟对诸侯，要以政治上的君事之，不得讲亲属以兄弟关系待之。这就是政权高于族权，使血缘关系的地位降低在政治关系的地位之下。族权与政权两者统治的范围也不同。族权只限于本族，而政权还包括非本族的人群。所以政权的统治范围要大于族权。可见族权与政权之不同，只是性质上一为传统习惯势力，一为政治势力，权力上高低与广狭不同，但本质上则是一样的。汉以来的礼家把君统、宗统完全分开，把宗法制度只看作是大夫、士的继统制度，与天子、诸侯无关。现代的学者还有坚持这种说法的，笔者认为这是不对的。还是王国维说得好，他说：“天子、诸侯虽无大宗之名，而有大宗之实。”[1055]这应是比较正确的论断。近代学者有的更进一步从古文献和金文中举出例证，证明在西周具体的历史上，天子、诸侯不但有大宗之实，也有大宗之名[1056]。这个问题便越来越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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