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康王的武功引领周王朝鼎盛时代

康王时代的铜器，传世者有《作册大鼎》、《大盂鼎》、《小盂鼎》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于岐山的《史簋》（与旧著录之《史䛗彝》铭同）等。其中大小《盂鼎》过去徐同柏、吴大澂、王国维均以为是成王时器，郭沫若先生定为康王时，案《小盂鼎》铭文有“啻（禘）周王□王、成王”语，《尔雅·释天》：“禘，大祭也。”云祭成王，则此器之作必在成王之后，所以，定为康王时可能是正确的。《大盂鼎》铭末有“隹王廿又三祀”，《小盂鼎》铭末有“隹王廿又五祀”，可知康王在位必在二十五年以上。

在康王晚年有伐鬼方之役，此不见于文献记载，而仅见于《小盂鼎》之铭词。惜其文多残缺，不能尽读，然可窥其大略，其文云：

……王〔命〕盂以□伐方□□□□□〔执兽〕三人隻（获）馘四千八百□二，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十两（辆），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二十八羊。盂或□□□□□□孚□我征。执兽（酋）一〔人〕，隻百卅七，〔孚人□□□人〕，孚〔马〕百四匹，孚车百□两……

鬼方的地望，自商以来一直认为是在今山西省的南部，而此役实为周伐鬼方的一次大胜利，前后分两次，周师人数不可知，但由其俘虏之多，当必为一大规模之战争。第一次俘鬼方首领三人，斩首4000余，俘虏达13081人，而车马牛羊犹不计焉。第二次又俘虏鬼方首领一人，斩俘数万，俘车百辆。康王对周围少数族的胜利，使周王朝达到了鼎盛时代。

较《小盂鼎》早两年的《大盂鼎》铭词完整无缺。从文义上看，此鼎为南公之孙名盂者所造。盂既受王之锡命，有疆土之封，及衣服车马之赐，其必为康王之重臣可知。此器形式典雅华贵，表面布有极精美之饕餮纹，当时青铜工艺之精进，亦由此可以考见。(www.xing528.com)

总之，成、康两世，文治、武功各方面都有长足的发展，博得了后世诗人的歌颂。《诗经·周颂·执竞》有句云：

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这是对成王、康王功烈之盛的颂词。可是东汉卫宏作《毛诗序》谓《执竞》祀武王也。又谓“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于是毛把“成康”一词，曲解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至宋欧阳永叔、朱熹开始对传统旧说加以驳斥。而清崔东壁辨之尤详，谓：“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后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后诗，其说良是。”[1033]据此，可见康王、昭王以后的诗人对成、康盛世的赞颂。一直到春秋时王子朝还说：“昔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把成、康的“靖四方”和“息民”与武王克商并列[1034]，可见其对成、康的重视。无怪乎后世史家谚称为“成康之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