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对商遗的政策：恫吓、镇压与安抚结合的方式

周公第二次克商后，实行分封制，所封的鲁、卫、晋、齐及燕等几个较大的诸侯国中，大都是旧商族集中的居住区。所以，分封时不但把商的土地赐给他们，还连同当地的居民，令其改属于各自的封国，并举行“授民授疆土”的仪式[998]。如鲁公被分赐“殷民六族”，分康叔以“殷民七族”[999]，还把部分商遗民迁到政治、军事中心的洛邑成周，以便就近监视[1000]。从文献上看，燕侯被赐商遗民的直接记载是没有的。可是从出土文物上可以找到一些迹象，琉璃河52号墓所出的《复鼎》和《复尊》铭文末尾的“”；54号墓所出铜盘铭文中的“亚”，以及《亚盉》铭文开头的“㠱”，过去常见于商代晚期的器铭，一般认为是作器者的族徽。北京地区所出的这些周初铜器的作器者复、攸和《亚盉》铭文提到的“亚㠱侯”，可能都是这一带的商遗民。从铭文记载可知，他们与燕有从属关系，服事于燕侯，并且不止一次地受到燕侯的赏赐。这些商遗民同中原地区的商遗一样，保持了原有的氏族组织，在政治上仍然保持一定的地位。

周公对商遗民所制定的政策是镇压与安抚相结合的政策。这从《尚书·多士》、《康诰》和《洛诰》等篇的言论中可以充分体现出来。如《多士》篇是周公还政成王之后，以王命告诫商遗之辞。周公为了彻底治服商民，曾将他们中一部分顽固的贵族迁徙到洛邑，首先向他们宣布，过去他们发动叛乱是有罪的，不再治罪是为了表示宽大。并且以王命告诫说：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

这就是说把你们从远方迁到洛邑来，要你们顺从地为我们周国服务。接着又说：

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

这一段话是周公以成王之命说，我不忍杀掉你们，不能不向你们申明，我在洛建筑一座大城市，既是有利于四方诸侯的朝贡，也是为了你们服务王事，奔走效劳的方便。你们要恭顺地臣服我们。你们若听话，那你们就仍有你们的土地，安居乐业。你们如果不敬事我周国，你们不但会失去土地，我还要执行天罚，杀你们的头。希望你们安居于城邑，长久从事劳作，你们的后代子孙就会兴旺起来。

从周公的训话里可知，周公对商遗是采取了恫吓、镇压与安抚、怀柔的政策。(www.xing528.com)

周人对商遗贵族的政策是够宽大的，周公训诫康叔治卫，在《康诰》中提出了对商遗要“明德慎罚”。周公认为只有实行“德政”，才能把商民治理好，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权。所谓“明德慎罚”，实质上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宽猛相济”。周公虽然也谈到“明德”，但主要的还是谈“慎罚”。《康诰》云：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

“庸庸”即任用那些应当受到任用的人，“祗祗”即尊敬那些应当受到尊敬的人，“威威”即镇压那些应当受到镇压的人。周公还谆谆教导康叔“应保殷民”，“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又告诫他“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逑）”。再三叮嘱康叔要师商人之法典，用商人之义刑，尊礼商之老人，还要普求商先哲王之德。

商人在亡国之前，其沉湎于酒，已成恶习，周初《大盂鼎》记载：“惟殷侯田于殷正百辟，率肄于酉（酒），古（故）丧”。所以，周公特别作《酒诰》以诫之，诰辞规定不得“群饮”，否则便杀掉。但是又说：“又惟殷之迪，诸臣百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虽然戒酒的禁令十分严厉，但对商遗民却格外宽大，他们犯禁可以教之，而不杀掉。

周公对商遗这样安抚备至，并不能说明周公爱民如子，慈悲为怀，而是因为他亲眼看到商纣灭亡和武庚叛乱，知道若对被征服的人一味用高压政策是危险的，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采取了镇压与安抚并用的策略，才奠定了周王朝安定的基础。从这一点看，周公确是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