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措施及背后的历史背景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是说周公痛感管叔、蔡叔与武庚的叛乱危及到周的安全，因而实行把亲属子弟分封到各地去作周的屏藩的政策。这也就是《尚书大传》所说的周公摄政四年“建侯卫”的政策。

周人这种政策本来在灭商前似乎早已有萌芽，如周公之原封本在岐周，《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谓：“以太公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国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这几个地方都是克商前先周族人采地。故原始分封的措施在灭商之前，或已开始。不过由于地方不大，影响和作用都很小。迨灭商之后，周的领地骤然扩大，为了镇抚“顽殷”，监视武庚，于是有“三监”的分封。不过大规模的分封，则在周公东征胜利之后。《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引富辰所说的周公分封，文王的儿子受封的有“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十六国；武王的儿子有“邘、晋、应、韩”四国；还有周公的子孙有“凡、蒋、邢、茅、胙、祭”等六国。[982]这二十六个所谓封国决不是一时所封，有的是在周公东征之前，有的则在东征之后，有的甚至可能迟至周公逝世之后。周公所封之数可能不止二十余国，《荀子·儒效》就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其中主要的封国以宋、鲁、卫、唐、齐等为最重要。

周公平“三监”、杀武庚以后，为了缓和商遗对周人的敌对情绪，选择他们中比较驯顺的商纣的庶兄微子启，封于宋地[983]。这完全是出于安抚商遗民的政治需要。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县）是商人的老根据地之一，让他统治一部分商王朝的遗民。

周公东征践奄后，封其长子伯禽以镇抚东方。《诗经·鲁颂·閟宫》述成王之命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当时周公对安定新建的周王朝起过重大作用。尤其是率师东征商奄、薄姑、淮夷、徐戎等战役，使周王朝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控制成了现实。他的儿子伯禽由于父亲的赫赫功勋，当然可以受到特别的照顾。于是才能被封在今天山东曲阜这块地方，建立了鲁国，成为鲁公，而且通过隆重的典礼，得到优厚的赏赐。《左传》定公四年有较详的记述：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聃季授土，陶叔授民。

由此可知，鲁公被封时不仅得到大批贵重礼器、仪仗和商奄故地，而且还分有商民六族，“使之聀事于鲁”，还有曲阜一带原来的“商奄之民”，都归伯禽统治。鲁国之封，其分器之多，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在周初诸封国中，除了卫、唐二国外，实非他国可比。只要鲁国能站稳脚跟，周王朝在东方便无边防之忧了。

周公重要的封国中除了鲁国外，便是卫国。

封卫事见于《史记》，称卫康叔是武王同母少弟。周公在灭武庚后，便以武庚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墟[984]。《左传》称：“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985]《汉书·地理志》亦谓：“河内，本殷之旧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庸、卫国是也。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谓之三监。故《书序》曰：武王崩，三监畔，周公诛之，尽以其地封弟康叔，号曰孟侯。以夹辅周室。……故邶、庸、卫三国之诗相与同风。”可见卫康叔的封地，实即三监所居之邶、庸、卫三地，也就是原商畿内旧域。在《禹贡》属冀州，西阻太行，北逾衡漳，东南跨大河，接齐壤，相当于今天河南的安阳、淇县、辉县、濮阳、滑县一带，在周初实为大邦，其人民当为商之遗民。在这里普遍地发现有西周早期的遗址和墓葬，其中尤以浚县淇水北岸辛村的墓地规模最大。在辛村的西周墓中，有铭“卫”、“”字样的铜器，完全可以证明这是卫国贵族的墓地，而淇水一带则是卫国的统治中心。总之，鲁、卫二国的分封，使大部分商人均为姬周王族所统治，这可能是吸取了武庚率商遗民叛乱的教训而采取的措施。

与鲁、卫并封的据说有唐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卫太祝子鱼谓周公“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986]，而封于夏虚。”《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说：“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子鱼既说“封于夏虚”而名曰唐叔，可见夏墟与唐为一地。《汉书·地理志》谓：“晋阳故时唐国，周成王灭唐，封弟叔虞。”郑氏《诗谱》谓：“唐者，帝尧都之地，今日太原晋阳，尧始居此，后乃徙河东平阳，成王封母弟于尧之故墟曰唐侯。”则晋原称唐，其地为唐尧、夏禹之故墟。《史记·晋世家》谓晋始封在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晋世家》谓：“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师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晋君都邑也。”《索隐》云：“翼本晋都也，自孝侯已下一号翼侯。”这是说至少春秋以来晋都即在翼。《左传》隐公六年记晋哀侯迎鄂侯于随，谓：“翼，九宗五正……逆晋侯于随。”杜注：“翼，晋旧都也。唐叔始封，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遂世为晋强家。”唐叔虞始封在唐，所受之怀姓九宗五正既居地在翼，并“世为晋强宗”，则翼必为晋都，而且又可证明翼必久已为晋都，可能早在周初[987]。通过上面各家的注释看，唐或晋自汉以来不外南、北两说：北说谓在今太原一带，南说谓在今临汾、翼城一带。

从现在考古发现来看，在洪赵、曲沃、侯马等地都发现西周早期的遗址，特别是在翼城城关、凤家坡和洪赵、坊堆村、永凝东堡，都发现大批西周早期铜器。这说明西周早期在晋南地区的活动范围比较广泛，所以，从考古角度上看，唐或晋的南说比较可信。(www.xing528.com)

周初封国，鲁、卫、唐之外，另一重要封国是姜姓的齐。齐是姜太公吕尚之后封国。姜太公能征善战，佐周灭商，立下了汗马功劳。《史记》称武王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吕尚）于齐营丘（《齐世家》）。这是错误的，因为武王灭纣后，东方的商奄、薄姑的势力丝毫未被触动。周武王绝对没有力量在那里实行分封。所以，齐的被封肯定是在周公东征商奄、薄姑之后。周公将新征服土地和人民封给了太公，建立齐国，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管仲称齐之封疆：“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又称封齐之诰命曰：“五侯九伯，汝实征之。”（《左传》僖公四年）此谓今山东泰安以北，德州平原以东，庆云无棣以南，均为齐之封疆，此乃管仲对楚使称周命太公之辞。《史记集解》引服虔认为此系指所封之四至，《索隐》非之，言为太公征伐所至之地。二说不同，今无史料辨其是非。审当时情势，齐必有山东北部的大片地区，成为周初实力强大、领土辽阔的诸侯国之一。太公姜尚为周之元勋名将，故使其子孙镇抚东方，与南部的鲁为掎角之势。

另外，北燕也为周初封国。《史记·燕召公世家》谓：“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奭）于北燕”。召公奭本人未就封，《索隐》：“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于召。……后武王封之北燕……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为召公。”这是说北燕始封于武王灭纣之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因为北燕今已证实在今河北省的北部，周武王克商时该地当仍系商人的势力范围，非周人所能控制。所以，封北燕只能在周公平武庚乱之后。

《逸周书·作雒解》记载周公东征，管、蔡败亡，“王子禄父北奔”。大概当时武庚禄父见大势已去，乃逃奔属于商的北方同族方国。周公擒杀武庚于北土，于是这一带才进入周人的势力范围。

1973年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方鼎》，经鉴定，系属晚商器物。铭文中有“亚㠱侯”（《考古》1974年第6期第366页）。清末北京近郊出土的《亚盉》等器，铭文中也提到“亚㠱侯”（《三代吉金文存》14，10，7—8）。1973年北京琉璃河发现的《复尊》、《复鼎》中之“”族徽，均系晚商北方商的诸侯方国。在周公第二次克商（即灭武庚）后，他们才改服属于周。其中尤其是“㠱侯”，已见于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988]，其为商贵族无疑。“㠱”乃“箕”之本字，“㠱侯”即文献上商末重臣之“箕子”，《尚书·微子》作“刻子”（从焦循、孙诒让说）。商代的“箕”旧说或谓在山西太谷东，或谓在榆社南，晏琬谓在河北省的沙河附近[989]。1975年在北京北郊昌平县白浮村西周木椁墓出土的戈和戟上有铭文“”和“”[990]。这两个字是否即“㠱”的简化字呢？若然，则箕侯当在今北京昌平县。总之，其为商北土甚明。

在这一带出土的㠱、等北商族的器物，或与之同时出土的其他青铜器中，有关于匽侯的铭文。例如1955年在辽宁喀左马厂沟发现的《匽侯盂》[991]。1973年以来，在北京房山县琉璃河周初墓葬发现的《复尊》、《伯矩鬲》、《堇鼎》，都有“匽侯”字样[992]。则“匽侯”必是位于今河北省北部的一个侯国。清人潘祖荫（《攀古斋彝器款识》）、吴大澂（《古籀补》）、方濬益（《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等均已指出“匽”与“燕”古同音相假，“匽侯”当即“燕侯”。《史记·周本纪》、《燕召公世家》均谓周初封召公奭于“燕”或“北燕”，未确指其地。《汉书·地理志》云：“广阳国、蓟，故燕国，召公所封。”《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燕山，在幽州渔阳县东南六十里”，至是始定其国都在今河北省蓟县、大兴县一带，也就是北京地区。《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燕事非常简略，并且极为奇特，自惠公以上只有世数，而无人名；桓公以下至文公十七君，只记君名及在位年数，而不详其上下亲属是父子还是兄弟。太史公对燕国后世的事情知道得这样贫乏，我们又怎能轻易地相信他述说的燕初历史呢？召公奭恐亦同于周公旦的情况，在周王畿内自有采邑，受封于燕者乃其长子[993]。至于燕的地望，周人在周初是否有力量远在河北省的北部进行分封呢？近代一些学者多表怀疑[994]。一直到1949年以后，在河北涿县高官庄、易县燕下都古城遗址，以及北京市房山县丁家洼、琉璃河车站西的刘李店、董家林等地，都发现了商周之际和西周的遗址[995]，才证实了北京一带确是周初燕人活动的地区。尤其是1973、1974两年在琉璃河镇附近发掘七座西周早期的墓葬和一座车马坑[996]，出土的铜器有《复尊》，铭文谓：“匽侯赏复衣、臣妾、贝，用作父乙宝尊彝、。”这是匽侯赏赐给复衣物的记载。另两器，《复鼎》有“侯商复贝”，《攸簋》谓“侯赏攸贝”。这里的“侯”肯定也是“匽侯”。在琉璃河西周墓葬中还出土一件《堇鼎》，内壁有26个字的铭文：“匽侯命堇大保于宗周。庚申、大保赏堇贝，用作大子癸宝尊□□”；另有一件《伯矩鬲》，铭文有“戊君匽侯易伯矩贝，用作父戊尊彝”。两件铜器都带有“匽侯”字样，《堇鼎》记载匽侯命臣下堇到宗周去进馈太保，而太保赏赐了堇，于是作此鼎以为纪念。此“太保”当即《书序》所说“召公为保”之召公奭；此“匽侯”或即召公之子，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诸侯。传世有两件《匽侯旨鼎》，都有“匽侯”的铭文，形制与琉璃河M50鼎相似。《匽侯旨鼎》铭文有“匽侯旨初见事于宗周”。这个匽侯旨可能与《堇鼎》中的“匽侯”为一人，既说“初见事于宗周”，正反映了召公长子第一代燕侯初即位的情景。

近年来在北京地区，曾不止一次出土西周墓葬和大批的匽侯铜器。这暗示着这一带与北燕都城有密切关系。可见北京地区在周初已为燕之始封地，而不是什么初封河南而后才北迁。

北燕是周初的重要封国之一，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从匽侯器发现地点广泛看，所能控制的地方，往北可以远及辽宁喀左的大凌河流域，已远远跨越后来的长城地带。《左传》昭公九年谓武王克商后，周的疆域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这话是正确无误的。召公奭在周初立有功勋（《保卣》铭文谓“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这就是说王命太保〔召公奭〕抓到了武庚及随他作乱的薄姑、徐、奄、熊、盈等五国的首领），他和太公望、周公旦同是政治上的显赫人物[997]。在周公当政时，把姜尚之后封齐，周公之后封鲁，召公之后也以同样的理由被封于北燕。

总之，周公第二次克商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政权，在其军事到达的广大东方和北方，建立了鲁、齐、卫、唐和燕等一些据点，遥相呼应，成掎角之势。这种分封措施，一方面用以镇抚远方的异族，一方面也作为周王朝的藩屏，“为周室辅”。由此而奠定了周王朝今后几百年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