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营建洛邑，还政成王

武王克商后，当时“天下未集”，大局还未最后底定，商纣王虽败死，但商人在东方的势力丝毫未遭到打击。文献记载，武王为了周国的长治久安，曾与周公讨论在伊雒营建东都的建国大计。武王说：“自雒汭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岳鄙，顾瞻过于有河，宛瞻延于伊雒，无远天室。”（《逸周书·度邑解》）。可见武王已提出由雒汭到伊汭，适宜于建都的规划。可惜，武王在灭纣不久即过早地去世。接着就是“三监”叛周，天下大乱。周公东征三年，大乱才告平息。这时周公进一步认识到，原京都丰镐远在西土，对于镇抚东方，实有鞭长莫及之感。若能实现武王的遗愿，在伊雒营建一“新邑”，这个“天下之中”的新都，可作为今后的政治、军事中心，东方有变，自能应付裕如，实乃固国良策。

基于以上的考虑，周公于是开始营建位于东方的这座“新大邑”。这件事最早见于《尚书》：

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雒（雒即洛）。（《康诰》）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朝至于雒，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周公朝至于雒，则达观于新邑营……（《召诰》）

予惟乙卯朝至于雒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雒食；我又卜水东，亦惟雒食。伻来以图及献卜。（《雒诰》）

周公初于新邑雒，用告商王士……今朕作大邑于兹雒，予惟四方罔攸宾。（《多士》）

根据这些记载，可知由周公营建的这座“新大邑”，位于洛、涧、之间。《书序》说：“召公既相宅，周公往营成周，使来告卜，作《雒诰》。”又说：“成周既成，迁殷顽民。周公以王命诰，作《多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足见周公所建的这个新邑，即成王欲宅之雒邑，亦即周公所营之成周。因在镐京之东，故又名为东都[974]。“新大邑”、“新邑洛”、“东都”、“成周”等是异名同实，是一地的总名。若细分这个新大邑，实包两地：一为王城，一为成周，中隔瀍水。西周铜器《令方彝》既说“明公朝至于成周”，又说“明公归自王〔城〕”，可证成周与王城是二非一。

从西周铜器铭文中看，洛邑成为周王室发号施令之重要场所（见《令彝》、《录卣》），又为王宫、太庙所在（见《壶》、《簋》），驻有八师军队（见《壶》、《小克鼎》），周王经常前往或居留之。可见东都的历史地位几与西都镐京相等。

周公营建洛邑也是当时重大的历史事件。虽然已载在《尚书》，但其原委仍不甚了了。比如营洛邑的时间，《尚书大传》谓周公摄政五年营洛邑。而《洛诰》则明明说这时正是周公还政成王之时，即所谓“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这是说在周公摄政的第七年。可是《史记·鲁世家》又谓成王七年周公往营洛邑。那末，营建洛邑到底是始于周公称王五年，还是在周公还政之后的成王元祀呢？或是如《史记》谓在成王七年呢？这个问题后来借助于新出土的铜器《何尊》才解决。

图41　东都洛邑示意图。

（1）“东都”、“洛邑”、“成周”为总名（大名）。

（2）细分：瀍水东的名成周，周初“迁殷顽民”于此。瀍水西的名王城，为周王居处。

（3）成周、王城隔瀍水相望，两地相距甚近。

1963年在陕西宝鸡出土了一件《何尊》，为周初营建洛邑史实提供了宝贵资料。《何尊》铭文共12行，122个字：(www.xing528.com)

唯王初（读相，从张政烺说）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唯王五祀。

全文是说“王”要在东方建都，开始在洛邑勘察地址（即相宅）[975]。这与《召诰》说“惟太保先周公相宅”、《洛诰》说“（周）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是相合的。铭文接着说，依照武王的礼，举行福祭。四月丙戌这天，王在京室诰训宗小子们，谓武王在克大邑商后曾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武王的话意思是“要建都于天下的中心，从这里来统治民众。”这和《逸周书·度邑解》、《史记·周本纪》的记载是相合的。铭文说相宅建洛邑是在“王五祀”，这和《尚书大传》所记周公摄政五年营洛邑，也若合符节。所以铭文中的“王”肯定是周公而非成王。尤其营建东都应该是在周公灭武庚之后不久，由于形势的需要，遵武王遗愿急于营建新邑。像这样奠定国基的大业，决不会又过十二年，一直到成王亲政五年才进行（周公称王七年，到成王五年共十二年）。因此《何尊》的“王”必然是周公无疑了。

周公营建洛邑是在周公称王五年，由《何尊》铭文中已经得到证实。那么，《洛诰》所说的“七年”又如何解释呢？其实二者并不矛盾。洛邑是一个大城，《逸周书·作雒解》记载说：“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系于雒水，北因于郏山，以为天下之大凑”[976]，而城中建筑有“五宫、太庙、宗宫（文王庙）、考宫（武王庙）、路寝、明堂”。这些楼台殿阁具备“四阿、反坫、重亢、重郎、常累、复格、藻棁、设移、旅楹、舂常、画旅”，通路则有“内阶、玄阶、隄唐、山廧、应门、库台、玄阃”等等。洛邑这样伟大而复杂的建筑群，其富丽堂皇虽未必尽为实录，但工程浩大是肯定的，绝对不是一年可以完成的。很可能开工于周公摄政五年，完成于七年。《尚书大传》和《何尊》记的是相宅营建的开始年代，而《洛诰》所记则是正式完工之日，建筑整个洛邑大概用了两年的时间。

东都既建成，这时已是周公称王的第七年，周公感到从此东方的广大疆土有了保障，武王临终前计议的一件大事有了着落。周公于是准备辞去王位，还政成王。《尚书·洛诰》就是记载周公营建洛邑和还政成王之事，周公还政的具体表现之一是献上经他营建的洛邑。这年仍沿用周公纪年“惟七年”，此时已至年底十二月。政权交替，周公亲自宣布改元，百官皆来新邑，举行归政于成王的典礼，让成王举行第一次“殷礼”，把下一年称为成王“元祀”（“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予齐百工，伻从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记功宗，以功作元祀”）。

《尚书·洛诰》所记的是还政成王的仪式，而《立政》篇则是还政时告诫成王如何施政的具体内容。篇中周公几次对臣工百僚说到“嗣天子王矣”，“孺子王矣”。当时是在洛邑，周公在政权交割典礼后不久，宣布成王上任，告诫新君要“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要考查政绩，任人以贤。提醒成王，“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捡人，其惟吉士，用励相我国家”。周公对新王今后的行政这样不厌其详地谆谆告诫，足证其忧国忧民之用心了。

另外，《史记·鲁世家》谓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所以《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之语。周公在《无逸》篇中引述商、周圣王“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来勖勉成王。成王感到由自己主持政务，无人辅佐也是困难的。所以，曾恳切地挽留周公在洛邑继续帮他执政。周公答应成王的请求，留守洛邑，继续勠力王室[977]。周公在《洛诰》篇中说：“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笃前人成烈，答其师；作周，孚先。考朕昭子（成王）刑，乃单（大也）文祖德。”其意思是说，我跟众卿大夫和百官努力于巩固先王的伟大事业，以答众庶，以作我周人的先导。我成就了成王的法度，乃能光大文王之德。周公勠力王室的具体做法，除了内政建议刷新吏治以外，就是率领周人子弟及东人庶殷对东夷、商奄、淮夷和楚伯继续征讨。

周公称王后率师东征，平管、蔡、武庚之乱，讨服东方的商奄、薄姑，《尚书大传》就记载着周公居摄二年克商（即平武庚），三年践奄。不过，商奄、淮夷、熊盈之族的势力在东方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他们在周公东征时即使一时被打败，过后还会再叛。所以，周人对这一带的真正征服，还是在周公还政成王后，又经过多年大事挞伐，才彻底解决[978]。

周初青铜器铭记载周公东征的有如下文句：

王後克商，才成，周公易小臣单贝十朋。（《小臣单斛》）

隹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公归，荐于周庙。（《鼎》，旧名《周公东征鼎》）

王伐（盖）侯，周公某禽祝……（《禽簋》）

这些铜器从文字、形制上看，肯定是周初的，都铭有“周公”东征的文字。所以，这几条器铭应当是周公还政成王后，由周公亲率大军几次东征的记录。《诗经·豳风》歌颂当时的武功说：“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用兵的时间，有“我徂东山……于今三年”（《东山》）。周公在还政以后对东方的几次征讨，大概有时成王也亲自参与，《尚书·多士》有“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这是成王对商遗民们说的话，《多方》也说：“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多士》、《多方》里的“王”，与上所举金文中的“王”都是指成王，可证成王曾征过东方的商奄等国。《禽簋》铭中王所伐的“侯”，旧释作“楚侯”，不确，陈梦家先生则释作“盖侯”，谓即《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上》所述周公征伐之“商盖”，《左传》昭公九年和定公四年作“商奄”[979]。盖、奄古音可互相通转。《禽簋》铭既说“王伐盖侯，周公某禽祝”，此次伐奄的“王”既非武王，又非周公，则其必为成王无疑。

西周初年周政权危而复安，并且其控制权能够真正扩展到远东，而达到诗称“奄有龟蒙，遂荒大东，至于海邦，淮夷来同”（《诗经·鲁颂·閟宫》）的伟大局面。这些虽然不都是周公的业绩，但周人开拓“大东”的广大地区，是与周公的经营和筹划分不开的。故先秦人士对其东征颂扬备至。孟子说：“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980]《吕氏春秋》称：“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古乐》）周公的伟大尤其在于当“天下未集”，武王骤崩，成王年少，岌岌可危之际，周公为了挽救周家政权于不坠，毅然摄政称王，担当起经国大任。他自身受到兄弟（管、蔡）的毁谤，侄子（成王）的误解，但置名誉、冤屈于不顾，亲自带兵东征，奠定了周代巩固的基石。而削平叛乱、营建洛邑之后，一切政事上了轨道，周公又能断然还政成王，继续勠力王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在古代阶级社会中，真够得上称之为对国家忠贞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