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继武王践天子位以治天下(《礼记·明堂位》)。于是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曰:“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左传》宣公四年也有“管、蔡启商,惎间王室”,这就是说管叔、蔡叔对周公代替成王当国不满,所以制造流言蜚语,说周公篡位。“惎间王室”就是恶毒地离间王室,在国内造成贵族之间的分裂,在国外则“启商”,引诱商遗武庚借机叛周。《史记·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专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以作乱”。《卫世家》也说,管叔、蔡叔疑周公,“乃与武庚禄父作乱。”可见作乱的主谋是管、蔡二叔。管叔之对周公不满,是由于他是周公之兄,按兄终弟及继统法的原则,武王死后继承的应是他而不是周公。因此,他联合东方的商遗,举起反周的旗帜。
当时情况之严重,古文献中已有所透露。如周公在东征之初所作的《尚书·大诰》就说:“天降割(害)于我家,不少延。”“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这就是说上帝把大祸降到我周家,西方有很大的灾难,而且商的余孽武庚,也竟敢妄图复辟称乱。当时的局势,确实非常险恶。《大诰》记载:周公说只要有十个人帮助我,那我就可以平定叛乱,完成文王、武王所要达到的伟大武功。我现在要发动讨逆的战争,占卜的启示是吉利的[968]。周公又以作室和种田喻之:譬如建屋,父亲定出法度,儿子却不肯去奠定堂基,房子如何能建起来?譬如农作,父亲把耕地开垦了,可是儿子却不肯播种,怎能有收获[969]?意思是说文武两代经营的开国大业,尚未完成,犹如作室而未有堂构,菑田而未播种,岂能因东方三监叛乱而功亏一篑呢?最后,周公决定东征平乱,“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于伐殷逋播臣”(以上并见《大诰》)。《诗经》也有“周公东征”(《豳风·破斧》)之记载。《尚书大传》称:“周公摄政,一年救乱(谓管、蔡),二年克殷(谓武庚),三年践奄。”(《隋书·李德林传》引;《毛诗·豳风》疏引同)又谓:“奄君薄姑(郑玄谓薄姑齐地,非奄君名)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世之将乱也,请举事。然后禄父及三监畔也。”(《左传》定公四年疏引)足证禄父之叛与管叔、蔡叔及奄、薄姑等国之煽动有关。于是周公不但东平三监、武庚,而且还远征至东方的薄姑、徐、奄等国。《史记·鲁世家》说:“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逸周书·作雒解》谓:“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畔,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周公所征的这十几个古国,大都在今河南、山东之间。其中“东”与徐、奄并列,则“东”显为古地名或国名。前面在讲三监时,已证明其在今河南郑州。“徐”之所在,商末周初当即今山东之滕县[970]。“奄”之地望,《说文》字下云:“周公所诛,国在鲁。”《后汉书·郡国志》亦谓鲁即古奄国。奄、古今字尔。清儒江永、汪中均曾考证古奄在今山东之曲阜[971]。“薄姑”,《史记·周本纪》集解引马融曰:“齐地”,《正义》引《括地志》谓:“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按古薄姑当在今山东博兴县。可见,周公东征,在平定“三监”之乱后,曾率师深入到今山东境,当无问题。
周公东征事,古书所记甚简。《尚书·金縢》后半篇有:“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这几句记载引起了经学家很多问题。其中“弗辟”者,今文家以为不避摄政(见《史记·鲁世家》);古文家以为避居东都(见《释文》引马、郑说)。所谓“居东”者,今文家以为即东征(见《鲁世家》及《尚书大传》);古文家以为东国待罪(《诗经·七月序》正义引郑说)。所谓“罪人”,今文家以为是指管、蔡(《鲁世家》及《尚书大传》);古文家以为是指周公党羽(《诗经·鸱鸮》正义引郑说)。两派说法如此不同。其实周公既东征叛国,则不能居东待罪,其事理至明,故知古文说确属荒诞难从。《史记·蒙恬列传》和《鲁世家》、《论衡·感类》、《左传》昭公七年等文献,又都有周公奔楚的记载,我们若再结合《尚书·金縢》、《墨子·耕柱》、《韩非子·说林》诸篇作比较研究,则知所谓“周公奔楚”、“周公居东”、“周公东征”实系指的同一回事。因为当时楚国尚在今山东、江苏之间[972],正是周公所征的熊、盈诸族之一。
总之,周公这次东征,对周王朝的确立,意义极为重大。《诗经·豳风·东山》和《破斧》之作者盖为从军东征之战士,曰:“我徂东山,不归。……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东山》);曰:“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破斧》)。《孟子》称其“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五十”(《滕文公下》),则其用兵之久,规模之大,于兹可见。由于这次东征不但灭了商遗武庚,而且还打垮了商人在东方的潜伏势力等同盟国,周的势力才真正达到远东,控制了徐、奄、薄姑等地区。这时,周国才基本上统一了黄河中下游流域。(www.xing528.com)
周公这次东征的重大胜利,反映在周初铜器铭文上的,据说有1949年后发现的一件《保卣》,其铭文就是记载这件事。该铭文有这么几句:
乙卯,王令保及殷东国五侯,(诞)兄(荒)六品。蔑历于保,易宾。用乍文父癸宗宝尊彝。
郭沫若认为“五侯”即东征徐、奄、熊、盈与薄姑,并谓此乃周成王时器[973]。按周与东方这些熊、盈、淮夷、东夷诸侯的战争,持续了多年。自周公东征,下至成、康之世,经常有战事。周金文中,历历可考。至于《保卣》铭文所反映的是哪一次战争,从本铭中还看不出来,假如是周公摄政时,则其中之“王”就不是成王而是指周公。假如是在周公致政之后,此“王”才可能是成王。到底此王指谁,截至今日,未能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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