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西周起始年代探讨

周武王克商，周王朝才开始出现，所以这也是中国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其绝对年代到底如何确定，由于史料缺乏，后人创为种种说法，据笔者所见粗粗统计武王伐纣之年，其主要的不下十二种之多：

（1）1122 BC：刘歆《三统历》（《汉书·律历志》引《世经》）；吴其昌《金文历朔疏证》，1934年。

（2）1116 BC：皇甫谧《帝王世纪》（《史记·周本纪》集解引）。

（3）1111 BC：唐僧一行《大衍历议》（《新唐书·历志》）；董作宾《殷历谱》，1945年。

（4）1075 BC：唐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年代问题》（《新建设》1955年第3期）。

（5）1067 BC：姚文田《周初年月日岁星考》（《邃雅堂学古录》卷四）。

（6）1066 BC：[日]新城新藏《周初之年代》（沈璿译《东洋天文学史研究》，1928年）。

（7）1057 BC：张钰哲《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天文学报》第19卷第1期）；赵光贤《从天象上推测武王伐纣之年》（《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

（8）1047 BC：林春溥《古史考年异日表》。

（9）1027 BC：雷海宗《殷周年代考》（武汉大学《文哲季刊》第二卷第1期，1931年）；陈梦家《西周年代考》（1944年），《商殷与夏周的年代问题》（《历史研究》1955年第2期）；[瑞典]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Some Weapons and Tools of the Yin Dynasty（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No.17，1945，pp.101—144，esp.pp.116—120）；丁山《周武王克殷日历》（《责善》半月刊1：20，1940年）；何炳棣《周初年代平议》（《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一卷，1973年）。

（10）1025 BC：劳幹《周初年代问题与月相问题的新看法》（《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4年）。

（11）1018 BC：周法高Certain Dates of the Shang Period（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ⅩⅩ　Ⅲ，1961）；Chronology of the Western Chou Dynasty（《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四卷第一期，1971年）。(www.xing528.com)

（12）1044 BC：江晓原《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天津《今晚报》1999年1月28日）。

按以上十二种不同的说法[945]，其先后有104年之差异。他们所根据的史料主要是《古本竹书纪年》和《汉书·律历志》所引古文《武成》篇两种文献。其他异论则是根据对这两种文献的不同理解算出来的。如《新唐书·历志》所引《古本竹书纪年》有“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于是有人将这个“庚寅”年，作为西周的开始。如已故董作宾就是采用这种看法，推得西周开始于公元前1111年（庚寅）。但是，《新唐书·历志》所引的这条史料，其原文未必有“庚寅”二字，清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卷上“帝尧元年丙子”条下案语说：

案古人不以甲子名岁，自王莽下书言：“始建国五年，岁在寿星，仓龙癸酉”，又云：“天凤七年岁在大梁，仓龙庚辰”，是始变古。原古人之法，以岁星定太岁之所舍。星有超辰，则太岁亦与俱超，故不可以甲子名岁也。东汉以来，步历家废超辰之法，乃以甲子纪年，以便推算。此“丙子”二字，疑荀勖、和峤等所增也。

朱氏这个说法是正确的，那末《古本竹书纪年》之“庚寅”两字也同样必非战国时的原文，而为后人依干支推算所加。何炳棣就说《新唐书·历志》记载僧一行依新历推算往古年历，涉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武王伐商之年，这是讲的《大衍历》的推算方法。因而断言《古本竹书纪年》中的“庚寅”两字“系据《大衍历》推算而来，决非《纪年》原有。因为干支纪日起源虽早，至迟于晚商已有，而干支纪年，不得早于东汉初叶[946]。这都是有理有据的论断。干支纪年既非汉前所有，则董氏所推得的公元前1111年（庚寅）说便失去了根据。

其他诸家论西周积年如《周历》、《鲁历》著于汉刘歆《三统历·世经》者，讫无定说。刘歆采用古文《武成》篇“一月壬辰旁死霸”的记事，以及《周语》中之“武王伐殷岁在鹑火”之句，用超辰法推定周初克商之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班固赞美为推法密要，后世学者皆以刘歆为宗[947]。但《周语》之说系公元前4世纪之人用当时不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推步西周初之天象[948]，而刘歆的公元前1122年乃是用超辰之岁星纪年法推算所得，其结果当然无当于实际。并且其所据之古文《武成》篇实即今天仍流行的《逸周书·世俘解》[949]，未必是西周初年的实录。刘歆《三统历》是用当时之月相，推算朏霸而决定周初之年代。但生霸、死霸之真实含义为何？异说纷纭。刘歆所谓：死霸，朔也；生霸，望也。俞樾、王国维以来的学者均非之[950]。用误解的生霸、死霸之含义，依之推定周初克商年代为公元前1122年，自然必不正确，这是很显然的。

唐初僧一行所推算的公元前1111年，系用与刘歆相同之方法，惟以《大衍历》代刘歆的《三统历》而已，其因袭刘歆对生霸、死霸之误解，故算法虽巧，结果也同样无任何价值。

总之，刘歆《三统历》与一行《大衍历》皆以后世历法推算古史，事实上商、周古历不可确知。用后世的密率以追溯上古历数，即使确实合于往古天象，也未必尽合于当时周王所颁布、实行的有差误的朔策，这确是今天研究古历者不能解决之难题。

用后世历法推算西周纪年，既遇到了如此难以克服的困难，所以，若想解决这个西周开始年代问题，必须放弃运用历法的途径，而改以《古本竹书纪年》为主要的依据对象。其实西周开始年代在《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得很明确，如《史记·周本纪》集解引《汲冢纪年》曰：

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

按这里的“至幽王”是指至幽王亡。周幽王确死于公元前771年[951]，“二百五十七年”是指西周的总年数。771加上257为1028，那就是说武王灭商为公元前1028年。这样简单明了的问题，何必搞得那样复杂，使人走入天算的迷宫，或者曲解史料，硬说“灭殷”不是指克商，而是指周公还政成王（董作宾），或者纠缠在古文《武成》与《逸周书·世俘解》中的干支纪日校勘问题上（庄述祖、王念孙父子），以及争论至今尚未取得一致认识的分月法和月相名词的含义（从刘歆、孟康、许慎、马融至王国维、黄盛璋等）。

关于周初克商的年代，《古本竹书纪年》恐怕是最重要的文献了。《古本竹书纪年》写成的时间虽然晚在战国，但在秦灭之前，周王室和主要诸侯国的谱牒文献必然尚在，《古本竹书纪年》的编者完全可以据以推算。所以《古本竹书纪年》有关年代的数字，哪怕是片断，也是可贵的。何炳棣就说过：“《古本纪年》虽佚于宋，西周总年代幸而被征引在未佚之前，而且从不同征引之处，我们可以肯定《纪年》西周总年代的数字，并没有版本传抄上的错误。客观上，《纪年》的周初年代是具有最高史料价值的。”（《周初年代平议》）这样的评论是公允的。关于武王克商年代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年5月正式启动，进行研究。学者们是采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多学科交叉的方式进行的。他们已取得具有突破意义的成果，其中之一就是把克商年的范围缩小了。据说已确定在公元前1050—1020年之间，从而把克商年范围从100多年缩小到30年，这是个惊人的伟大成就。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1027BC说，所幸也在这个范围之内。“断代工程”对武王克商年虽然还没有作出结论，但也有倾向性的意见，不久将会正式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