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民族矛盾加剧，周边部族背叛追随《中华远古史》

阶级矛盾尖锐，甚至已经到众叛亲离的商王朝，其周边的各少数部族对商也纷纷举起了背叛的旗帜。

在第九章第四节，已经说到商王朝的周围散布着的一些少数部族，有鬼方、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族等数十个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有时是和平共处，有时也互相侵夺。商末年，帝乙与帝辛的征东夷是两次较大的战争，而且也是对商王朝命运攸关的战争。

商末年帝乙时就与东夷有过频繁的战争[892]。商纣时与东夷的战争见于《左传》者有两处：一谓“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可见商纣的覆亡与东夷之叛，大有关系。

为什么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就背叛？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黎在何处？“黎”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灭之”。而《周本纪》则作“败耆国”。《宋世家》作“国”。《说文》邑部“”字下谓“殷诸侯国，在上党东北……《商书·西伯戡》”。按黎、、饥、耆、五字乃一字之异写，或为古今字，或为同音假借，实为一地。过去学者有人强分耆与黎为二地，并谓文王伐耆，武王戡黎非一时事[893]。耆、黎分为二地，实未可信。这个地方据《汉书·地理志》上党郡壶关县下注云：“有羊肠阪。沾水东至朝歌入淇。应劭曰：黎侯国也，今黎亭是。”《后汉书·郡国志》谓壶关有黎亭，故黎国。刘注：“文王戡黎即此。”可见黎在汉之上党郡壶关，为汉以来古说。《读史方舆纪要》谓黎亭在山西长治县西南三十五里。清《嘉庆重修一统志》谓黎国本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三十里黎侯岭下。其后晋立黎侯或徙今之黎城县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杜预注《左传》谓“黎，东夷国名”（《左传》昭公四年注），乃是由于与下句“东夷叛之”错误地联想臆造出的。

丁山主张“商纣为黎之蒐”与“西伯（周文王）戡黎”是一个战争，他认为这是商、周在黎的一次有名的决战[894]。商纣在西方与周进行战争的时候，东夷乘机起来叛商。“东夷”的地望，据商、周时都称其为东，则知必在商、周之东。徐中舒考证谓商末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如《小臣艅尊铭》）上之“人方”，即“夷方”，亦即古文献、古器铭之“东夷”，而“东夷”当指徐淮夷一带而言。其地适在江汉以东，宋、鲁以南，与所谓南夷，实有辅车相依之势[895]。可知东夷大概在今山东、江苏滨海之域。

殷墟五期卜辞，在商王帝乙、帝辛时代有很多屡征夷方的记载。其战争时间从卜旬的日期看，往往经年，所驻跸之地遍至济、汶、淮诸水之域。这确是一种长期而艰巨的战争。并且在商末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入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896]。商纣不得不调用大部分人力、物力对付东夷，因而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争，这样便注定商王朝国运日趋没落。

商在东方与东夷的战争，倾全国的兵力，经过多年的征讨，总算把东夷攻克，但耗费了大量财富，国家元气大伤。就在这个当口，西方以周族为首的许多少数族联合起来，卒能一举灭商。

周人所联合的许多少数族见于《尚书·牧誓》篇的有八族：“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少数族的地望，据《尚书孔氏传》认为，这八国都是蛮夷戎狄，并谓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卢）、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汉之南。《周本纪正义》引《括地志》谓房州竹山县及金州为古卢国。益州及巴、利等州皆古蜀国。陇右岷、洮、丛等州以西为羌。姚府以南是古髳国之地。戎府之南，古微、卢、彭三国之地。濮在楚西南，有髳州、微、濮州、卢府、彭州。总之，汉唐以来的人都把这些少数族说成是我国西南部的方国，据我们考察并不尽然，有一些是山西境内的部族。

八族中的髳盖即《诗经·小雅·角弓》“如蛮如髦”之“髦”。《诗经》郑笺谓“髦，西夷别名”，不知何据。其实就是《春秋》成公元年“王师败绩于茅戎”之“茅”。按《左传》成公元年谓周“遂伐茅戎……败绩于徐吾氏”。徐吾为茅戎所在地。“徐吾”据笔者考证，即西周末年器《兮甲盘》王伐狁所在地之“”。《山海经·北山经》有“涂吾之水”，地在今山西屯留县西[897]。从与茅戎的战地，可以推测茅戎当在山西。《史记·秦本纪》谓秦“缪公乃自茅津渡河封郩中尸”。这个茅津在晋，大概也是以茅戎所在之地而得名。可见征商的“髳”原先应是今山西境内的少数族。徐中舒则疑髳即后世所谓苗，因定其地在汉水流域[898]。我们认为证据单薄，未便遵从。

八族中的“羌”多见于殷墟卜辞，是商族的敌对方国。其地望，大致位于商都的西方、北方，前面讲先周时已经讨论过（见第十一章第二节）。“羌”从古文字上看与“姜”为一字。历史上姜姓之族为齐、许、申、吕，文献记载谓均出自太岳，而太岳（即四岳）即山西南部的霍太山。所以姜姓之族最初当居于山西境。姜戎一直到西周春秋时还停留于这一带。《国语·周语上》记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在今山西介休。属于姜姓诸国，不论是华夏齐、许、申、吕，还是戎狄的羌方，自商末到周初都活动在山西境内[899]。由此，可以推测从周克商的“羌”，很可能也在山西，而不是西南夷。(www.xing528.com)

另外，八族中的“微”在什么地方？《周本纪》集解引孔安国谓在巴蜀。《尚书·立政》篇有“夷微卢烝，三亳阪尹”，郑康成注微北临大河，在东成皋、南轩辕、西降（函）谷之间。按这只能证明西周以后微的地望，可能在这一带或更在西南。至于商末年今山西境内也有微地，卜辞中的微和羌临近，李学勤就认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900]。《太平寰宇记》卷四五潞城县下谓“微子城，在县东北二十里”。《嘉庆重修一统志》潞安府有微子岭、微子桥。所以笔者颇疑心与周联合克商的微人是在山西的微人，那时未必是西南夷。

其余的庸、彭、濮、卢四族均见于《左传》[901]。《汉书·地理志》南郡中庐县，《后汉书·郡国志》为古卢戎。庸，《汉书·地理志》汉中郡有上庸县，《后汉书·郡国志》云“本庸国”。楚人伐绞涉彭，罗人欲伐之。则彭亦当去罗不远，而罗《后汉书·郡国志》注谓宜城县西。濮见于《左传》文公十六年百濮伐楚，又见于《左传》昭公九年“巴濮楚邓，吾南土也”。庸、彭、濮、卢都与楚有战争关系，则其为南方近楚的部族，当无问题[902]。至于“蜀”，有谓即巴蜀之蜀，在今四川；有谓古时应在东方，还有说在中原[903]。由此可见庸、蜀、彭、濮、卢五族，在商末周初或确在商、周南或西南，因名之为西南夷。笔者颇怀疑这些所谓西南夷少数族，商末年，虽名西南夷，但所处之地距殷墟不会太远，不会超越大江以南。只是经西周春秋以后，因不竞于中原，才逐渐远徙。

商末年在民族矛盾方面，除了上面已讲过的外，主要的要算商与周两族之间了。

这时两族的冲突，已步入对两族首领刺杀活动的阶段。这些情节没有明显的记载，但古文献中透露出了一鳞半爪。其中如商王武乙，周王季历与文王之死，大概与民族斗争有关。

《史记·殷本纪》只说商王武乙暴虐，猎于河、渭之间，暴雷震死。按渭水流域是周族势力范围，武乙猎于河渭，是在“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古本竹书纪年》）之后。武乙看到周族逐渐强大，他的西畋不一定只是田猎，而很可能是对周的侵犯。武乙不是死于雷震，而实是死于与周之战争。这一点，丁山主之最力，他说：“商、周两大民族的对立，到了武乙时代，确很严重。我所以断定武乙死于河渭之间决不是‘暴雷震死’，而是死于兵败。”又说：“武乙之死于河渭，似乎不是田猎，可能是去征伐周王季，兵败被杀，殷商史官乃讳言‘暴雷震死’而已。”[904]揆诸当时的政治形势，丁氏此说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周王季历之死，《世本》、《史记》等书，止言王季历卒。《吕氏春秋·开春论》说“王季历葬于涡山之尾”，《战国策·魏策》作“楚山之尾”，《论衡·死伪》则作“滑山之尾”，其他皆不详。唯《古本竹书纪年》有“文丁杀季历”（《晋书·束皙传》引，《史通·疑古》、《杂说》引），是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按《吕氏春秋·孝行览·首时》谓：“圣人之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又）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下面又说到伍子胥报父兄之仇，带兵攻楚，亲射王宫，鞭平王之坟。那么所说的“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似乎也是说武王伐商与报旧怨有关。《史记·龟策列传》所记宋元王语有商纣“杀周太子历”，《索隐》谓“杀周太子历，文在‘囚文王昌’之上，则近是季历，季历不被纣诛，则其言近妄，无容周更别有太子名历也”。季历与纣不同时，说季历被纣所杀，固属“近妄”，但其谓季历死于被杀，而杀者又为商人，则与《竹书纪年》、《吕览》之说若合符节。特以周之后世子孙，羞言其祖被敌人杀害之事，是以不见于一般古书载记。但是，综合上面这些片断记载，我们倾向于认为《竹书纪年》之说为近实。

下面再谈谈文王死因之谜。

《史记·周本纪》说西伯受命称王，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尚书大传》谓文王七年而崩。是病死，还是被害？不详。武王伐纣时的誓师词《泰誓》记载周武王曾说：“予克纣，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纣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905]这几句话是说：我若战胜商纣，并不表明我们武功大，而是由于我父亲文王本来无罪；纣若胜我，并不是文王有罪，而是出于我之无能。细审武王之言，为什么伐纣要以其父无罪为借口？而《吕氏春秋·首时》把季历困而死，文王囚羑里同时举出，说武王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即指伐纣事），又述伍子胥伐楚报杀父之仇。我们很自然会联想这些故事似属同类史例。周文王之死可能也是被杀害。武王之伐纣，也似乎是为父报仇。尤其是伍子胥攻入楚都，掘其仇人楚平王墓，鞭其尸三百[906]。这与武王灭商后，对已死的纣，亲自以箭射之，又以剑斩其头，前后作为何其相似乃尔？我们揆情度理，则周文王或死于商纣之手，周武王伐商当含有报仇雪耻之意，不是很显然吗！这种看法，主之最力者为丁山先生。他曾钩稽载记传闻，证之以《泰誓》“文考无罪”之说，乃认为“纣为黎之蒐”与西伯戡黎实为商、周两族的一次决战，结果文王兵败被俘，死于羑里。周武王与纣有不共戴天之仇。因而在誓师时极言其父无罪，载以文王木主，显示文王死于非命，归骨未得，借木主以激士气。自称“太子发”，以顺续文王受命之年，不自改元，以自惕励。这些真情不见于《诗经》、《尚书》，是因为《诗经》、《尚书》大抵周人之遗，文王死于羑里，尤为周人奇耻大辱，后世子孙皆所不忍言故也[907]。

“父死不葬”，1977年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有“王其又（佑）大甲，周方伯”（H11：84），所谓“”，实即杀祭，这片卜辞是说商王杀周方伯（可能是周文王），用以祭祀商先王大甲以求福佑[908]。这就对周文王死于羑里说又增加了地下文物上的证据。截止到现在，我们对于周文王到底是寿终于周，还是为商纣所杀？还难以作出最后的定谳，只能两说并存。但是，不管怎样，商末年自武乙死于河、渭之间，文丁杀周王季历，周文王复仇未遂，而被囚于羑里，或说死于羑里，都说明商、周两族的仇恨越来越深了。

总之，商灭亡之前，商王朝所面临的两大问题——国内阶级矛盾恶化与境外众方国群起叛商，使商王纣顾此失彼，难以应付。社会上已充满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大动乱气氛，预示着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周武王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缘时会，兴师东征，故能一举灭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