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族是一个古老的姬姓氏族，很早就和姜姓氏族组成了部落联盟，周的始祖弃就是有邰氏的姜姓女子姜嫄所生。姬、姜世代通婚，一直延续到西周春秋之世。《诗经·大雅·思齐》谓“思媚周姜，京室之妇”，这是说周太王姜姓之妃。春秋时姬姓的鲁公有夫人如齐姜、哀姜、孟姜等等多为姜姓；而齐的国君夫人则如王姬、蔡姬、卫姬等等多为姬姓，这就是姬、姜两姓长期通婚的历史证明。当然，在周族建国之前的先周时代还是氏族社会，姬、姜通婚表示着两个不同氏族的联盟。自西周以来，周族进入阶级社会，这种氏族社会形成的姜、姬联姻的传统仍长期地延续下来。
周族一直到太王、王季、文王的时代还没有超出氏族社会的范围。《诗经·大雅·緜》叙述先周历史说：
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这就是说古公亶父时周人住在窑洞或土穴里，还没有什么家室，过着野蛮时期“穴居而野处”的生活。他们的文化，仍在使用陶器的阶段。所以他们的社会，充其量也只达到社会发展史上的所谓氏族社会的末期。
一直到文王时代社会还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周公作《无逸》以训诫成王，历举商之大甲、祖乙、武丁诸盛君，说他们如何“旧为小人”、“旧劳于外”、“不敢荒宁”等等，什么“先知稼穑之艰难”，“勤劳稼穑”等等。接着述其先祖之事而告之曰：
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从《尚书·无逸》上下文的故事及其联贯的含义看，这里讲到自己的先王时，亦必指其对农田耕稼如何勤俭才是。过去学者解释“文王卑服”，一般都说是文王穿着卑贱的衣服。赵光贤则认为“卑服”是“服从”、“顺从”之意，“卑服”实即《墨子·非攻》、《韩非子·十过》、《国语·吴语》等书中所见之“宾服”，并举《旧唐书·突厥传》说匈奴“强必寇盗，弱则卑服”，可证卑服决不可解为破旧衣服。赵先生这种新解，确实有理有据，信而有征。照这样说法，周公这几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周太王、王季能谦抑敬畏，文王也遵顺着这种作风，继续从事农田耕作[870]。这样解释当然可以成立，并且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古字的训诂，往往也有一字多义的现象，“服”字除了顺从之义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含义呢？我们不妨列举古文献上的材料作进一步的分析：
初服于公田。古有公田焉者，古者先服公田而后服其田也。（《大戴礼·夏小正》）
正月令农始作，服于公田农耕。（《管子·乘马》）
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尚书·盘庚上》）
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尚书·酒诰》）
亦服尔耕。（《诗经·周颂·噫嘻》）
上面所举的这些“服”字的用法，没有一个可以作为“服从”解。所谓“服”就是职事，出仕曰“服官”，经商曰“服贾”，农业耕作就叫“服田”。其实“服”字古时也有衣服之义。我们姑且引几条史料看看：
载是常服。（《诗经·小雅·六月》）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论语·卫灵公》）(www.xing528.com)
子服尧之服……子服桀之服。（《孟子·告子下》）
燕朝服于寝。（《仪礼·燕礼》）
主人玄冠朝服。（《仪礼·士冠礼》）
以上所引都是战国和战国以前的史料，这些“服”字作动词用时，即穿戴衣物，作名词用时，除了作为衣服解释外，别无他义。
因此，我们认为《无逸》所说的“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赵先生的解释固然可备一说；但照传统的说法，以为文王这位酋长，穿着破旧衣服，亲自下田风谷，可能也不错。况且《楚辞·天问》也说文王“伯昌号衰（荷蓑），秉鞭作牧”，和这种传统说法是一致的。
从文献上看，周文王似乎还是没有脱离生产劳动的氏族酋长。因而《诗经》称他“经始灵台”时，“庶民”就像儿子对父亲那样踊跃地替他劳作。可见那时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不像奴隶制那样尖锐，似仍停留在家长奴役制的阶段。奴隶生产还未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
总之，周族的社会发展在克商之前大概落后于商族。当时商族早已进入奴隶社会，而同时代的周族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
周族在武王立国以前，不但社会发展阶段落后于商族，而且整个物质文化都比较落后。比如克商之前周族有没有青铜器文化？是否已使用文字？这些都是值得怀疑的。现在有些学者认为先周已有自己制作的青铜器，并且“已有了非常发达的青铜工业”[871]；有的说：“周人在铜器制作方面，有极其悠久的传统，其时代之早，或不下于商人”[872]；又说：“周人早已经有了文字，周人的文字盖与商人的文字同源而平行发展”[873]。但是我们考较他们所提出的证据，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
主张周人在灭商前即已有精美铜器者，为已故孙作云先生，他认为夏人有铜器，而周人的铜器继承夏人的传统，在西方发展[874]。按夏人是否已有青铜，现在还没有明证，很可能夏人尚未进入铜器时代（参见第四章第三节）。说周人的铜器是继承夏人的，便成为无根之谈。孙先生认为《天亡簋》（旧称《大丰簋》）是灭商以前的铜器，其主要的证据是铭文中有这么四句话：“文王见（监）才（在）上；不（丕）显王乍（作）相，不（丕）
（肆）王乍（作）
（赓），不（丕）克气（讫）衣（殷）王祀！”孙先生说，这是“武王向文王祷告，求文王保佑他赶快灭掉商国”，又说“从这里可以证明：《天亡簋》中的这四句话，一定是祷祝之词……祈祷多是祈求尚未实现之事，此铭既曰：‘丕克气衣王祀’，则一定是尚未灭商。由此可见，此器是武王灭商以前之器”[875]。
可是我们多次审读这四句话，一点也看不出是祈祷文王保佑他快灭商。其实这里并没有祷告祈求之意，而实是歌颂文、武克商的功业。这四句话的大意是说，由于已死去的文王在天上的关照，加以武王又继续经营，于是“丕克，讫殷王祀”。丕者大也，克者胜也，“丕克”就是大胜；“讫殷王祀”，就是终止了殷王的国祚，“气衣王祀”与《西伯戡黎》“天既讫我殷命”（上天既然终止了我们殷国的大命）中的“讫我殷命”语义全同。概括地说，就是颂扬文王、武王的德业和大胜灭商的事功。绝无祈祷未然之事，而实是颂赞已成的功业。尤其是铭文最后，“每（敏）扬王休于
白（簋）”这就是说，颂扬王休，并刻之于铜器上。更可见是颂辞而非祷辞了。所以，《天亡簋》是武王克商以后所作之器，这个论断应无可疑。
《天亡簋》既不能证实是武王克商前所作，其铭文当然也不能代表周朝建立前的先周文字。那么，那种认为周人早在克商前就已经有了文字的说法，也就失去了依据。
至今我们从田野考古上，见到为数不少的商代青铜器和少量有铭文的青铜器，可是还没有看见过周武王克商以前确实可信的先周的青铜器和文字。这一事实，意味着周族使用青铜器和文字，基本上应是在攻克商王朝后，他们承袭和学习了商族的文化。我们若把商末的青铜器和周初的作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典雅，后者的粗糙，周人借用和模仿商人文化的痕迹历历可见。
因此，我们说周族在克商之前基本上还没有青铜，还没有使用文字，其整个文化落后于商族。这恐怕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但由于商末年，商、周两族早已有接触，所以，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在先周时期商族的少量青铜器有流入周族的可能性。所以，在先周遗址或墓葬中发现少量的青铜器，也是可能的，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已定的结论。
1976年在周族的祖居地陕西岐山周原发现了早周宫殿、墓址。1977年在这宫殿、墓址内清理出大批甲骨，计有17120片，其中卜甲190多片，文字数达五六百字[876]。据说这批甲骨文的文字系用锋刃器刻成，而且小如粟米，要在放大五倍的显微镜下才能看得清楚。从刻辞所透露出的年代和经碳14的测定，这批甲骨文大多产生在周族克商之前。一些史学家因而推测先周族既已有甲骨文，又具备
刻坚硬的龟甲这种微雕技术，则其文化水平决不会低于商，其社会发展阶段决不会仍滞留在氏族社会末期。但是，经我们对这批甲骨文具体地分析之后，发现甲骨的绝大部分不属于周族，而是商末商王室的遗物。所以，我们也就不能用其说明先周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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