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有周族根据地

周族本为夏族一分支（见本章第一节）。他们一则曰：“用（‘用’应为‘周’）肇造我区夏”（《尚书·康诰》）；再则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君奭》）；三则曰：“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立政》）。这是他们自称周国为有夏。山西既为夏早期的发祥地，原属于夏族的周，夏亡之后在山西理应仍有他们的活动地盘。但由于史料缺逸，这方面并无直接的材料，只能从残存的零星史料中，辑出一鳞半爪，加以分析：

1.歌颂周族远祖最初之迁徙的诗篇称：“民之初生，自土沮（徂）漆。”（《诗经·大雅·緜》）意思是说周的远祖从土迁往漆。这个“土”实即古史经常提起的“土方”。《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土方既与禹发生关系，其地望应当距夏墟不远，而夏墟古在山西南部（参见第四章第三节）。一直到商时山西南部仍居有土方之族，见于武丁时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二邑，方亦侵我西田。（《菁》2）

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嬄自北。告曰：土方侵我田，十人。（《菁》6）

郭沫若根据此卜辞，认为“沚国在殷之西，土方在沚东，方在沚西，由殷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又说：“土方之距殷京约有十二三日之路程也。”[824]陈梦家则认为土方即杜，亦即《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之唐杜氏[825]。唐杜在今山西境。邹衡认为“卜辞中土方的地望应在今石楼一带”[826]。按“土”本为一地名，或名为土方，居住此地的一少数族即以地为族名。

总之，土方既在山西，而《诗经·大雅·緜》谓周族曾“自土沮（徂）漆”，则周族最早曾住过山西，当无可疑。

从田野考古的角度上看，似乎也有先周最早源于山西的迹象。邹衡分析了陕西、山西所出土的器物得出结论：“先周文化陶器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陶鬲，经过我们的分析，这两种陶鬲是有不同的来源的。联裆鬲是来自东方的山西地区，而分裆鬲反而来自西方的甘肃地区。”又说“在光社文化的中期陶器中[827]，就有联裆鬲的发现。……这些特征除楔形点纹外，恰好都与先周文化的联裆鬲相同。而且两者的圆肩平底陶罐也有些相似。这当然不会是偶然的巧合，它们之间一定存在必然的联系。……即先周文化的联裆鬲是从光社文化来的，而绝对不可能相反”（邹氏书第336页）。“光社文化”是以山西太原北光社遗址为代表的文化[828]。在山西芮城发掘的龙山文化遗址，具有晋西南龙山文化的特征。它与平陆盘南村、万荣荆村等遗址一样，是属于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的范畴，但具有比较特殊的性质，而且越向北发展，这种特点越明显[829]。这些山西境内的龙山文化，其中有的具有早周作风，可能与先周有关系[830]。所以，先周族最初来自山西境，又有考古学上的证据了。

2.商末先周族与山西境内少数族的频繁斗争，见于《古本竹书纪年》：

（商）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八三引）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周人”作“周公季”）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也。（《后汉书·西羌传》注引；《文选·典引》注引作“武乙即位，周王季命为殷牧师。”）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www.xing528.com)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通鉴外纪》二引作“大丁十一年，周伐翳徒戎”。）

商末武乙、文丁之世，正相当于先周的王季时，周族和一些少数族进行过多年的战争。这些少数族计有西落鬼戎、燕京之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和翳徒之戎。这些戎狄的地望，大概都在山西境。

西落鬼戎：按西落鬼戎即商、周时的鬼方，其地望王国维旧说在岐周之西（见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1945年笔者在《鬼方考》一文中，已指出其错误。这个“西落”实即《左传》宣公十五年所说的晋侯“立黎侯而还，及洛”之“洛”，也就是《国语·郑语》所说的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翟、鲜虞、潞、洛、泉、徐、蒲”中之“洛”。这个“洛”地在今山西长治县。春秋时住在洛地的是隗姓之赤狄，即鬼方之后。因此，我们认为周王季所伐的鬼方必在山西[831]。

燕京之戎：所谓“燕京之戎”实即住在燕京之地而得名的戎。燕京一地据《淮南子·墬形训》：“汾出燕京”，高诱注谓“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阳，汾水所出”。《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二经之首，在河之东，其首枕汾，其名曰管涔之山。”郭注：“今在太原郡故汾阳县秀容山。”以《淮南子·墬形训》校《山海经》，则“管涔”为“燕京”的音变。所以《水经注·汾水》：“汾水出太原汾阳县北管涔山。”郦注云：“《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异名也。”则燕京之戎古时在山西汾水上游，大概没有问题[832]。

余无之戎：徐文靖《竹书统笺》以为是余吾与无皋二戎。笔者在1943年写《狁考》，曾考证这个“余无”实即《左传》成公元年所谓刘康公败绩于徐吾氏之“徐吾”，也就是《山海经·北山经》“北鲜之山是多马，鲜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中之“涂吾”，也是西周铜器《兮甲盘铭》“王初各伐允于”中之“”。而《汉书·地理志》上党郡有余吾县，这都是一个地名的不同写法，地在今山西的屯留县[833]。

始呼之戎、翳徒之戎：历代史家对此二戎地系未详。《周官·职方氏》：

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其泽薮曰昭余祁，其川虖池、呕夷，其浸涞易。

虖池即滹沱，钱宾四怀疑此地即王季所伐始呼、翳徒二戎所居之地（见《周初地理考》）。此说若确，则二戎也都在山西的东部。

上面我们考察了这些少数族都在山西境内，远在商代末年，周人连年与晋地的戎狄进行战争。先周之族这时已迁居于陕西岐山，与山西距离遥远。假如山西南部这二带没有周族的土地，王季为何劳师远征？这是不可理解的。可是，我们若想到先周族本为居山西的夏族一分支，夏亡后，周族主力虽已西迁，但必仍有部分居民留在山西一带，作为周族原居地之留守者。王季以此为根据地连年向诸戎展开战争，扩充其东方的势力。这样，王季与山西诸戎的连年战争就可以理解了。

3.周厉王奔彘与周宣王“料民”于太原：西周末年周厉王时发生了一次“国人革命”的事。这是由于厉王暴虐、专制，国人再也忍耐不下，就自行集合起来打进王宫，厉王抵挡不住，只好离开镐京逃命。据史书说他逃避到山西汾水之旁的彘邑，一直到死，住了十四年之久。所以，诗人称他为“汾王”[834]。周厉王逃命为什么不逃他处，而选择逃往山西呢？山西必然是周王室除镐京外，唯一有保障的地盘，所以，他才能在彘邑安居了十四年之久。

厉王以后的宣王在位四十多年，专事征讨，宣王三十九年，与羌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吃了败仗。《国语》称：“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周语上》）。国家军队遭损失需要加以补充，乃料民，为什么周王能在山西的太原料民？可见太原之民是直接属于周王的民。《左传》桓公二年师服称：“晋，甸侯也。”《左传》昭公十三年子产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周语中》周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是则甸服从制度上说是周王畿的土地。叔虞封晋，其地自在王畿，晋既为甸服，晋之汾水流域自然是直接属于周室，周厉王当然可以用为避难之地，而周宣王也可以“料民”于太原了。

通过以上三点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山西汾水流域部分地区，自商末到西周末年一直有周王室的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