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先周人物传闻一览

先周时代的人物事迹多不可考，《史记·周本纪》关于其始祖姜嫄、后稷有一些神话传说，其后十五世子孙，大都仅有人名，毫无事迹可言，偶尔记载一些，又未必可靠。《诗经·大雅》有《生民》篇记后稷之事，《公刘》篇记公刘之事，《緜》篇记古公亶父之事。此皆西周时作品，乃周人记其先世历史，应具有可信的价值。下面以这几篇为主，兼采其他记载为副，把先周几个著名的历史人物简陈于下：

公刘　公刘为始祖弃的四世孙。史称公刘复修后稷之业，提倡农耕，“周道之兴，自此始”（见《史记·周本纪》）。因而博得诗人歌咏称颂。《诗经·大雅·公刘》曰：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糇粮……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执豕于牢，酌之用匏……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

其诗分六章，首言公刘不自安逸，勤于农事，仓廪充实。次言其人民繁多，择地而迁，经过胥和原等地，最后到豳。公刘从何地迁来，诗人未提。解诗者认为是自邰迁居，也无佐证。诗中谓“瞻彼溥原”，溥原可能是地名，金文《大克鼎铭》说：“赐汝田于原”，此原当即《诗经》之溥原。确实地望不可知。

公刘以后的先祖最为后世所称道的还有弃的十世孙高圉、十一世孙亚圉和亚圉孙太王。《国语·鲁语》称：“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周人报焉。”周人对其祖先举报祭，都是“有功烈于民”、“前哲令德之人”（展禽之言）。《左传》昭公七年周王使追命卫襄公曰：“余敢忘高圉、亚圉。”盖高圉、亚圉皆为周先祖之有功烈者，惜其具体史迹均已缺逸，只好从略。至于有关太王及其子季历的史料，则颇为翔实。

太王与季历　现在流行的说法，太王就是古公亶父，说是后世追尊他为太王[808]。首先看看《诗经》中的有关诗句：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徂）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诗经·大雅·緜》）

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诗经·鲁颂·閟宫》）

从诗中看古公亶父曾从土迁至岐下，又说其所居之地周原土地肥美。迁徙的原因，诗中没透露。周秦人著作对其迁居所述颇详，摘录《庄子》、《孟子》两则：

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居而杀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为吾臣与为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用养害所养。”因杖策而去之，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庄子·让王》）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吾土地也……我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梁惠王下》）

此故事又见于《吕氏春秋·审为》，与《庄子》、《孟子》所记大同小异。由此观之，太王不愧为仁惠爱民的首领。其避狄徙新地而居，也很轻易，可知远古地广人稀，一般多可自由占据土地，传之子孙，那种像后世必须受某某封，或受某某赐与的制度尚未发生。所以，也可能当时古公亶父已有太王之称。

太王有三子，《周本纪》谓“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虞仲，《史记·吴太伯世家》作仲雍）。太史公称太伯、虞仲看到弟弟季历的儿子昌很能干，料想他将来一定能担负得了国家大事，所以他俩想把君位让给季历，以便将来传给这位能干的昌。两人乃亡如荆蛮，以让季历。大王死后，季历立为君，是为公季。《论语·泰伯》篇谓泰伯“三以天下让”，而《微子》篇称虞仲为逸民。《左传》僖公五年谓：“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太史公所记大概综合诸说而成，称季历为“公季”，其他各书称“王季”。司马迁盖仍囿于儒家所谓商、周有君臣关系，诸侯不得称王之说。其实商自商、周自周，商、周哪有什么天子与诸侯、君与臣的关系？当时只有大国、小国之别，而无天子、诸侯之分。国小微弱则服属于大国，大国有时也吞并小国。任何一国势力强盛，都可以称王，自认为受之天命，并视为当然，无可诧异。《尚书》记载周公说：“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尚书·无逸》）称季历为王季，可能近于实录。大概周族到季历时国土扩大，势力增强，所以周君这时称王为王季，无可怀疑。

王季为人有好的德行，《诗经·大雅·皇矣》称：

……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

周王季不但很有德行，而且还有煊赫的武功。在商王武乙时周王季去朝见商王，“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瑴，马八匹”（《太平御览》卷八三所引《纪年》）。王季的战功见于《古本竹书纪年》：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引）(www.xing528.com)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后汉书·西羌传》注引）

其中除了伐燕京之戎失败，其他各役均获全胜。这许多戎狄大概都在今山西境一带。商王大丁看见周人的势力越来越大，再也忍不住，于是找个机会把周王季杀死[809]。

文王　王季死后，子昌嗣立，是为文王。文王为当时之尊号，并非后人追称。他一生中文功武迹甚多，其子武王克商多赖其父经营之力。《诗经》中歌颂其美德者，例不胜举。文王是在太王、王季经营的基础上，把周的势力更进一步发展，并且由于文王在岐邑推行了一些礼让、友爱的政策，周在西方成了当时各小部落王国钦羡的榜样，《诗经·大雅·緜》说：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性）。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

这是诗人歌颂文王的政绩，虞（今山西平陆）与芮（今山西芮城）两个小国如何受到感化的故事。《史记·周本纪》有生动的描写：“西伯（文王）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也。’”徐喜辰在《周文王及其在周族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中主张虞、芮二国已成了周的附属国，或是周文王领导下的部落联盟中的一个氏族或部落。总之，这可证明周族这时已经发展成一个很像样的部族了。

文王时周族势力已大有发展，自可称王，董仲舒曾说：“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春秋繁露·郊祭》），是文王受命称王久有此说。从周人所作的铜器铭文中也可证明。如《盂鼎铭》“丕显玟王受天有大令（命）”，不但称为“文王”，而且“文”字从王从文，也意味着文王已称王。可见西周以前本已有些小国与商、周同时称王。称王则谓受之天命，本无足异，前已言之。可是像郑玄等人却谓受命为受商王嗣位之命（见《毛诗正义·文王》引郑玄说），于是便构成一大争论问题。其实商与周并没有天子、诸侯之名分。当时为诸侯草创时期，凡诸侯嗣位也未必受他人之赐命。所谓受命实指称王而言，惟《尚书》家谓文王伐崇后称王（见陈寿祺《尚书大传定本》卷二），诗家谓文王称王而后征伐（见《史记·周本纪》引）。二说虽不同，但谓称王则一。其实《诗经》、《尚书》中久有明文。如《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大明》篇有“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尚书·康诰》有“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君奭》篇“在昔上帝割，申劝宁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大诰》也说：“宁王惟卜用，尧绥受兹命”。其中宁王即文王之误[810]，则文王当时称王极为明白。而有些清儒不信较早的《诗经》、《尚书》，而反信周末人意度之说，以文王为纣之三公（见《战国策·赵策三》），因妄以文王与商纣为有君臣关系，以君臣大义立说（见崔述《丰镐考信录》卷二），适见其陋[811]。

文王为一勤政爱民的典型，历代史书传颂不绝。《尚书·无逸》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这是说文王能够秉从先祖的德业，继续致力于农耕[812]，并且节俭勤劳，爱恤小民的情景。这种《孟子》说文王治岐时“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见《孟子·梁惠王下》），是一致的。

文王的战功，见于《史记·周本纪》：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明年，西伯崩。

文王所伐的这些国的地理和征伐的先后，自来说经者异说甚多，极难论定。见之于《诗经·大雅·皇矣》：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

这里主要是歌颂文王伐密、伐崇的战争，可见这是文王时期的大事。密，《周本纪》作密须。《汉书·地理志》：“安定郡……阴密，《诗》密人国。”地在今陕、甘二省边界灵台县西五十里。《周语》谓：“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密康公即古密须之后，由此可证其国又离泾水不远。文王伐密，巩固了西北面的疆土。伐耆与伐邘，则是扩充东面的势力。耆，《周本纪》集解引徐广说：一作“”。《正义》说：“即黎国也”，地在今山西东南部的长治。文王戡耆而商之大臣祖伊恐，奔告于纣。可见伐耆之关系重要。邘，《史记集解》引徐广谓：在野王县西北；《正义》引《括地志》谓故邘城在怀州河内县西北二十七里。盖即今河南的沁阳。文王在伐密、伐耆、伐邘之后，最后攻打崇国。《左传》僖公十九年记载这件事说：

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说苑》讲得更详细：

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余闻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长老，听狱不申，分财不均，百姓力尽，不得衣食。余将来征之，唯为民。”乃伐崇。令：“毋杀人，毋坏室，毋填井，毋伐树木，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崇人闻之，因请降。（《说苑·指武》）

当然，这些具体的细节，未必可信，因为文王既为传说中之贤君，载笔之人往往夸大描写，多溢美之辞。

古崇国，地在今陕西户（鄠）县东。《诗经》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诗经·大雅·文王有声》）。文王在灭崇之后，嫌岐山下的都城不便于经营东方，就迁到沣水旁边崇国的故地，称之为丰邑。他本来很想在这里做出一番大的事业，不幸迁丰的第二年就去世了[813]。他那蓄意已久的伐商大志，只有留待他儿子武王去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