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甲骨文文字进步阶段

商代的甲骨文、金文虽然残存着一些文字画，但大体上距原始的文字画时代已经很远了。安阳殷墟卜辞所处的年代据估计是在公元前1300/前1028年之间。这时的甲骨文已经超出纯图形阶段，比如横腹的兽类，为了便于书写，往往描绘成竖立的形象，如豕作（《佚》43），马作（《前》7.5.2），犬作（《燕》813）等等，这是与兽类的生活实际不相合的。又如羊、牛的头角最为人所注意，故描绘羊、牛时只写头部，如（羊）、（牛）。这些都是象征而非写实，是摘取动物的特点，令人一望即可立辨其含义，这就是后来的象形字。甲骨文字，据归纳已有约三四千字，真正可识的还不到一千。此类象形文字在不满一千的可识文字中，约居百分之三十七，而当时需要表达之物，凡可以用图像描绘的已应有尽有，可见在盘庚、武丁时，甲骨文字就已行用很久了。

象形文字的表达力是有局限性的，有些无形的意念、物性的区别、动物的活动等，画出来就不容易了。所以，逐渐创造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像组合起来以表其意的手法。如（《甲》265），像以手执鸟形为“隻”（获）；（《甲》2700），像手持肉在神示前为“祭”；（《明藏》534），像一人跪在神示前伸头张口为“祝”；（《京津》4535），像一手抓一人之发为“奚”；（《甲》205），像一人弯腰低头垂舌于一器皿上为“饮”；（《拾》6.3），像矢置弓上为“䠶”；（《前》5.47.4），像一犬特大其鼻（自）为“臭”。这类字在甲骨文中多得很，如人卧席为“宿”，人就食为“即”，人食讫为“既”，人荷戈为“戍”，人执戈杀人为“伐”等等，不胜枚举。这类字就是后来的会意字。

另外，还有一些事物无论用象形字或会意字都难以表现出来，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只好写“别字”，反正只要音相同，便借来暂用一下。如（《佚》518）（隹），本像鸟形，卜辞中多借为“唯”字；（《京》520）、（《铁》55.3），本是凤凰的凤字，与刮风的“风”音近，因而在甲骨文里多假借为“风”。（《前》4.3.2），（《前》5.4.4），像羽毛之形，“羽”与日的音同，于是卜辞中借用为“翌”。（《甲》751），像箕形，借为代名词。这些字就是许慎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字。(www.xing528.com)

世界上各国文字发展的趋势，大都由衍形走向衍音，中国文字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商代遇到“象形”、“会意”、“假借”都无法表现时，也就逐渐走向衍音的阶段。可是，没有像有些民族的文字，用分析音素、制订音标的方式，走向拼音文字的道路。而是仍用形意不同的方块字作为音符（即假借）。一个“字音”有好几种含义，为了区别开来，按其各种意义，再加上一个适合其意义的形符偏旁，使之各自成一字。这种字的构成是：一边是声，一边是形，所以叫做“形声”字。比如“羊”声的羊，本来是动物羊的名称，可是有一条河其名也为，为了区别于动物的羊，于是加上一个意符“水”偏旁，造成了从水、羊声的“洋”这么一个新字；一个名羊的民族，就加上一个“人”或“女”偏旁，造出从儿、羊声的“羌”和从女、羊声的“姜”两个字；羊（yɑng）声又有吉庆之义，加上“示”偏旁，就构成有吉祥意义的从示、羊声的“祥”字等等。这些形声字都是以音为主，注以形符，借以区别其意义。这种造字规则一发现，于是产生出一系列的新字，如“水”类在甲骨文里有“河”、“洛”、“汝”、“淮”、“洹”、“沚”、“湄”、“涿”、“沈”、“洎”、“滳”等字；“火”类字有“”、“焛”、“烄”、“熹”等；“牛”类字有“牡”、“牝”、“牲”、“物”、“告”等；“马”类字有“”等；“犬”类字则有“狩”、“狂”、“献”、“犹”等。像这种用声符和意符联合而造的新字，很快就发展起来。一直到现代科学家创造一些化学元素的新字，如氢、氧、氟、氮、锌、镍、钾、钛、钴等等，仍是袭用原先形声字的造字规则。这类文字的优点是令人一看即可以大致知道其读音和所代表的意义。

中国汉字基本上是沿着以上象形、会意、假借和形声四个途径而产生的。尤其是最后的形声类造字规则的出现，说明中国这种方块类型的文字已经基本成熟了。甲骨文中有很多形声字，这表明甲骨文已不是原始文字，而是已走到很进步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