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武丁时重要的敌对方国有“方”,字是现在的什么字,不清楚。孙诒让释“昌”(《举例》上32),叶玉森释“苦”(《钩沈》2),王国维疑是“吉”字(见《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第25页)。于省吾从林义光释为,读为鬼。于先生认为即商、周时之鬼方[762]。按释昌、释苦其误明显,现已无人信从。释吉亦缺乏根据。从文字学角度看,释较有说服力。不过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仍是问题。但其决非鬼方,因为卜辞中明明有鬼字,又有“鬼方”之文,怎么会又以方为鬼方呢?所以,林、于以方当鬼方,仍难以令人接受。唐兰则将此字厘定为字,并谓“为从工之字,可以断然无疑,像工在中,以象意声化例推之,当为从工声。今无其字,卜辞用为国名,则当是邛之本名”(《天考》54)。
我们觉得从字形上看,唐先生的说法更为合理,问题是这个方到底是文献上的什么方国,还是不容易确定。我们不妨先从卜辞中研究方在当时的活动情况,到底它相当于文献上的什么国家,最后再提出我们的看法。
方见于下列卜辞:
癸巳卜,贞:旬亡?王曰:有,其有来嬄,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嬄自西。沚震(从李学勤释震)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菁》2)
己卯卜,贞,方出。王自征。上下若,受我……(《柏根氏旧藏甲骨卜辞》25)
贞,于大甲,告方出。(《后》上29.4)
贞,方其来,王逆伐。(《金》508)
丁巳卜韦贞,方其震。十一月。(《金》531)
乙巳卜争贞,王往伐方,受又。(《后》上17.2)
乎多臣伐方。(《前》4.31.3)
贞王勿命氐众伐方。(《后》上16.10)
辛酉卜争贞,勿乎氐多方,弗其受又。(《粹》1074)(www.xing528.com)
贞登人三千乎伐方,受又。(《续》1.10.3)
贞,方亡。贞登人五千,呼见方。(《续》1.13.5)
从以上有关方的卜辞,可以看出方与土方同为商的敌对方国,经常处于战争之中。有时商王亲自出征,带兵多达数千,战争的规模不能说小了。其活动地望大概是在商王都的西面和北面。李学勤综合有关地名,考证方当在太行山北的山西东南隅和中部[763]。陈梦家推测方在中条山,东界沚而西邻唐,与沚界于安邑和济源之间[764]。这些说法都是正确的。
前引卜辞最后一条中的“”,就是“婚”字。可能是在方被征服后,商与方发生了婚媾关系。下文虽然有“登人五千”,但不是“伐方”,而是“见方”。可见当时商王朝与方虽然互相征战时多,但有时也趋于和好。
商时大的方国如羌方、人方一直到西周仍然存在,就连较小的如鬼方,西周初年也见于铜器铭文和文献。方在商时固然比不上羌方、人方强大,但商王朝与之作战时所动用的武力要上千,则当时方的武力也是不会小的。可是,为什么到周代竟见不到它的一点踪迹呢?
我们想只能有一种可能,就是商人所称的方,到周代又改称别的名字,后人对其名字的前后转变关系已经失传。于是,方的后裔便不为人所知了。
周代有一强大的方国,名曰“狁”,可是说到它的先世,却很渺茫。王国维以为商曰鬼方,周曰狁,误认为鬼方、狁为一族之异名[765]。其实鬼方媿姓而狁为允姓,后世族姓分别很严,无由定为一族,前已言之。我们考校卜辞、金文和文献上的史料,觉得卜辞中的方到周代可能又名为狁了。
周代“狁”的“”,金文作(《不簋》)、(《虢季子白盘》),很明显此字从“敢”得声。而“敢”字《说文》作,谓“从古声”。从谐声原则看,许氏此说是错误的,因为“敢”与“古”古音不同部(“古”在五部而“敢”则在八部)。所以“敢”决不是从古得声。按籀文“敢”作“”,从“”不从“古”。从“敢”的字如等字,《说文》均从籀文的“敢”从不从古。籀文“敢”字,所从之“”,实为甘字之倒[766]。金文“敢”字正从甘作(《大簋》)、(《番生簋》。从口实即从甘,古文字甘、口一字)。《说文》“敢”字作,实应是从从口,为争字,像两手争一物(金文“敢”字所从之争,稍有讹变),所从之口实即甘字[767],所以应改为从甘声。
等字古时既是从甘得声,在段氏八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应为方之“”是从工得声的字。“工”在段氏九部,其《切韵》音为,上古音则应为[768]。“狁”之“”与“方”之“”,二字上古音同为见纽,同为闭口韵,只是元音稍微不同而已。所以,我们主张商时的方,就是周时的狁,从音韵通转上是完全可以讲得通的。
周时狁的地望,过去多从王国维说以为在今陕西西北境,这是不正确的。其实从《诗经》和金文的史料看,狁在周代应是今山西中南部的民族。那就与上面我们所讲方的地望若合符节。所以,从地望上看,周时的狁很可能就是商时的方。关于狁的具体情况,将详于讲周史的章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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