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商人命名来源于祭日名，符合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中华远古史

关于商人的名号，从“商代先公先王世系表”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其命名的特点，就是上甲微以下37人，毫无例外都是以天干为名。这种命名的来源和意义，史家说法很多，陈梦家曾归纳为四说[700]，我们又增加三说，共七说：

（1）生日说：《白虎通·姓名》：“殷家质，故直以生日名子也。”《殷本纪》索隐引皇甫谧曰：“微字上甲，其母以甲日生故也。商家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其他见《易纬·乾凿度》、《太平御览》八三引《帝王世纪》等书。

（2）庙主说：《殷本纪》索隐：“谯周以为死称庙主曰甲也。”“谯周云：夏、殷之礼，生称王，死称庙主。”

（3）祭名说：王国维曾说：“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观堂集林》卷九《上甲》）陈梦家推论，认为某一先王在祀谱中规定于哪一天干日致祭，即以该日为其庙号。这就是说，商人命名来源于祭日名。

（4）死日说：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第326页）谓成汤以来，以日为名，当是死日，非生日。

（5）致祭次序说：陈梦家认为商人命名及庙号，“既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而此次序是依了世次、长幼、及位先后、死亡先后，顺着天干排下去的。凡未及王位的，与及位者无别。”又说：“我们则进一步以为庙名即祭名，而祭名者某一先王在祀谱中规定于哪一天干日致祭，即以该日为其庙名。”[701]

（6）选日说：李学勤认为商人的以日为名，不是依生、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商王刚死去后，用占卜法选择日名。他曾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里的两片肋骨卜辞985和1106缀合，得到13条辞，其中9条是：

乙巳卜，其示帝？

乙巳卜，帝日丁？

乙？又日。

辛？又日。（以上为一面）

乙巳卜，其示？

弜？

乙巳卜，其示？

弜？

乙巳卜，帝日丁？（以上为另一面）

根据缀合的卜辞，李先生说：“这是给刚死的王选择日名的卜辞。商人常以甲、乙、丙等日干为名，如汤日名为大乙，纣日名为帝辛。日名只在死后应用，且与祭日有关，但它是如何确定的，某一人为什么名为甲而不名为乙、丙等，自汉代以来即有种种推测。有人主张按生日决定，有人认为按死日决定，也有人提出依兄弟次序，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库方》985+1106依次卜问丁、乙、辛三个日名，在乙、辛两辞下附记‘又（有）日’，应该是确定日名为丁。这说明日名不是依生日、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死后选定。”[702]

（7）生前政治势力的分类说：张光直提出，商人天干命名不是由什么生日、死日、占卜或长幼、继位及死亡等自然时间的次序等偶然因素来决定的，而是以死者生前在亲属宗族系统中的地位为根据，而作的死后在祭仪系统中所属范畴的归类。张氏的论证，以商王世系表中的甲、乙、戊、己为一组（A组），丙、丁、壬、癸为一组（B组），庚、辛暂不分组。A、B两大组很有规律地隔世轮流出现，即兄弟或祖孙属于同组，而父子不同组。商王室的亲属制度是以“父方交表婚配为经”，“舅甥继承王位”为纬构成的。商族子姓王室之内，政治势力最大的两组，隔代轮流执政[703]。

以上这七种说法，哪种说法正确呢？我们经过分析之后，觉得“死日说”、“祭名说”和“庙主说”都有一定的正确性，并且三者是一致的。商人生前皆有私名（如《太平御览》八三引《竹书纪年》所载自外丙至廪辛十五王的私名）。死后即以死的那一天的天干日为祭名，为以后的致祭日，也以此天干日为庙号。这种风俗的残余，一直流传下来。如明清人祭祖，是以祖先的死日为“忌日”，子孙每年即定于此日祭祀。所不同的是已经没有以日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还是认为“死日说”是正确的。虽然这一说法也有一个弱点，就是商纣的死日，文献上传说是甲子，可是他不名“帝甲”而名“帝辛”。这确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再有，商先公自上甲至示癸六世的庙号，是按着甲、乙、丙、丁、壬、癸等十干首尾排列的，这样整齐划一，不论生日还是死日，都不可能如此巧合。因此，王国维以为这是“成汤有天下以后”的“追名”[704]。董作宾也认为这是由于“成汤以前，先世忌日，似已不甚可考”，因而在“武丁时代重修祀典时所定”。并进一步认为“成汤的父母祖妣死日尚能知之，再上四世，便无从查考，不得已乃借用甲、乙、丙、丁次序，以为代表”。他的意思是说，上甲、报乙、报丙、报丁为虚拟的日名，而示壬、示癸及示壬之配偶妣庚、示癸之配偶妣甲则是真日名。壬、癸偶然相连是可能的[705]。王、董二氏之论断都是合理的。所以，我们考较诸说论点，还是倾向于“死日说”。(www.xing528.com)

七说中张光直的说法，虽然也有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根据，也的确能够构成一种合理的假说，但是假说终究难以变为事实。因为根据他把商王庙号分成A、B两组列表的结果，所列三十八王、太子中，合A、B两组划分者有二十七王（A组13、B组14），不合者七王，不定者四王。这些不合及不定的十一王的出现，就是张氏说法致命的创伤，因而是难以成立的。

至于陈、李两先生所提出的“次序说”和“选日说”，虽然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点。

如陈梦家认为“卜辞中的庙号，无关于生卒之日，也非追名，乃是致祭的次序”。就是说，商人的天干名号既不是生日，又不是死日，而是后世子孙在祭祀祖先时，依祖先们的世次、长幼及即位的先后，顺着十个天干名次排列下去的。这个说法，对上甲至示癸六世还可以讲得通，但对于商汤以后的先王则不能适合。我们可以看看，自大乙下至帝辛十七世三十二人中（包括未即王位的大乙之长子大丁及武丁之长子孝己二人），只有河亶甲传位中丁之子祖乙及盘庚传位小辛两例与天干次序相符，其余的人全都与天干次序不合（见世系表）。我们不能拿一两个即位的次序与天干次序偶然相合的例外，来推论这十七世所有人的庙号都是按天干次序排列的。陈先生也知道这种情况，他说：“但大乙以后，相邻次的先王，其天干很少是顺着十干紧相联系的，中间有了许多空缺，如阳甲与盘庚之间，缺了乙、丙、丁、戊、己五名。”[706]其实岂止阳甲与盘庚之间有空缺，差不多每两世及两兄弟之间都有空缺。陈梦家说：“这是因为早一个王朝所遍祀的诸祖诸父诸兄，到后来，因亲疏之别，而逐渐地减少所祭的对象。易言之，每一个王朝，致祭于死去的祖、父、兄、子需要许多天干，但此朝所祭的祖父兄子，到下一世或下几世就逐渐的被淘汰了。”[707]商的先公先王可能有少数是被淘汰了，因而未能记载于《殷本纪》。但这种先王为数不会很多，因为在甲骨卜辞中出现的商汤以后先王的庙号，不见于《殷本纪》的为数极少[708]。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可以用“称谓”作为甲骨断代研究的一个绝好的标准。如《殷虚书契后编》上卷中有一片卜辞为：

父甲一，父庚一，父辛一。（《后》上25.9）

王国维即据甲、庚、辛在一世惟阳甲、盘庚、小辛，称他们为父，则可定为武丁时所卜[709]。又如《殷虚书契后编》中有一片为：

祖辛一牛，祖甲一牛，祖丁一牛。（《后》上27.7）

王国维说：“祖辛、祖丁之间惟有沃甲，则祖甲亦即沃甲，非武丁之子祖甲也。”[710]这都是用“称谓”定其时代。照陈先生的说法，商先王的庙号是由其子或孙祭祀时，“顺着天干排下去的”，最初都是衔接的，今日所见世系表上所缺的天干（即不衔接处），原先都实有其人，只因为经过几世之后，“逐渐的被淘汰了”。笔者曾把商自大乙以下的先王世系表上天干日不衔接处，按着天干顺序补了一下，最少可以补入100人以上（这只是以一世不超过一个天干周为原则，否则可补入的人数会更多）。这样一来，使以“称谓”作为断代研究的标准（例如判断上面所举的两片甲骨的时代）成为不可能。特别是后一片，由于祖父以上皆称祖某，则祖辛、祖甲、祖丁未必是祖乙以后的祖辛、沃甲、祖丁了。

另外，还有一件材料也可以证明陈先生的说法有问题，就是罗振玉所藏出土于河北易县的三件商代句兵[711]，其铭文为：

（1）“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祖日丁，祖日己，祖日己。”

（2）“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中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己。”

（3）“大兄日乙，兄日戊，兄日壬，兄日癸，兄日癸，兄日丙。”这是商时为祭祀或纪念诸祖、诸父、诸兄三世而做的三件兵器，其日干庙号与大乙以后的先王们同，就是没有顺着十干的次序。假如我们按着陈先生的意见，把中间未衔接的天干名号填进去，则至少可以补上98人，也就是说第一铭缺了34人，第二铭缺了48人，第三铭缺了16人。这些人若根据陈先生的说法，都是后来“因亲疏之别”，“到下一世或下几世就逐渐的被淘汰了”，问题在于第二铭是子辈对其诸父，第三铭是弟辈对其诸兄而言，都是当世，而不是“下几世”，何以就有64人被淘汰了呢？这64人既是疏远的，可以淘汰的，他们为什么又排进日干次序中去呢？这是无法解释通的。从商汤以后的世系表和这三件句兵的铭文来看，可以断言，商人名号决不是后人顺着天干次序排的。假如认为商人是以死日天干为名，上述的困难自然就不存在了。

我们再讨论李学勤提出的“选日说”。

这个说法的主要根据是《库方》中的两片甲骨985和1106缀合后构成的13条刻辞，认为这是给刚死去的王选择日名的卜辞。其中依次卜问丁、乙、辛三个日名，在乙、辛两辞下附记“又（有）日”，李先生认为这就是“确定日名为丁”。并说，“这说明日名不是依生日、死日、次序等固定不变，而是在死后选定”。

我们对这一说法有两点怀疑：

第一，既然是按天干的次序依次卜问，选择其中的一个天干日，为什么不是按甲、乙、丙、丁……的次序依次卜问，而是前后骈列的丁、乙、辛？并且丁、乙、辛这三日又是怎么选择的？

第二，假如每个商王及其配偶死后的日名都是这样占卜选定的，死去的王和妣的人数很多，可以推想，这类选日的卜辞一定是大批存在的。可是，事实上却完全相反，仅仅出现了这么一片，宁非怪事？

这两片甲骨，经过李先生到美国卡内基博物院亲自审核了原骨，认为“刻辞刀法精熟，决非伪作”[712]，我们不能对这两片卜辞再有所怀疑。但是，两片卜辞的内容到底说的是什么？很可能与商王的命名没有关系，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这是条肋骨卜辞，是稀见的。一般来说，肋骨和胛骨不同，其构形细而厚，是不适宜用来占卜的）。

在上面两点怀疑未能消除之前，我们对“选日说”还不便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