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商氏族的地域性：中华远古史揭示

我们已论证了商代前期还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真正的阶级社会应当开始于盘庚迁殷的前后。

社会制度的变革，当然也反映在王位继统法的改变上。基本上来说，前期实行的是“兄终弟及”，后期变为嫡长子继承制。但是，上层建筑的变革一般来说总是落在经济基础的变革之后。所以，商代后期虽然已经进入阶级社会，可是前期的氏族制度的残余还清楚地存在着。《左传》定公四年把商末的氏族组织说得很具体：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于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这里说分封给鲁和卫的商民就有13族之多，其他地方当然也有商民，如见于《史记·殷本纪》的就另有7族：

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www.xing528.com)

仅从这两处文献看，商的氏族有名可征者已经有20个之多。若在甲骨卜辞和商铜器铭文中搜集一下，一定会多至以百计了。所以，丁山说过，“殷商后半期的国家组织，确以氏族为基础”[695]。这话是信而有征的。从上面所引的《左传》定公四年那段话可以看出，分给鲁公的商民六族，可能就是同为子姓的六个氏族，每个氏族下有宗族（宗氏），宗族下又有分族，即家族，每个家族内还包含“类丑”。氏族这个血缘组织的次序由大到小是：氏族、宗族、家族。“丑”是战争中俘虏来的异姓，是族人使用的奴隶，附列在这一系统之内。这就是《左传》所谓的“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的实际意思。

前面我们曾经说明，商代后期族的含义一般是指商族内一个小的共同体，既是军旅组织，又是同血缘的宗族组织，众或众人是族的成员。商的“王族”，是王畿内直接属于商王的同族的众人，战争时构成王的中坚力量。一直到春秋时还流行着这种遗制，如《左传》成公十六年说：“楚之良在中军，王族而已。”所以，商代的“族”既是血缘团体，又是武装团体，其来源于原始社会的氏族是很明显的。

当然，商的这种氏族组织已逐渐变质，氏族社会那种纯血缘的因素，已经受到手工业的专业性和地域性因素的侵入。如分给鲁、卫两国的商族，在13族中至少有9族是手工业的家族。又如《史记·殷本纪》所举的子姓族，是“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这7族都是以地名为氏族名。地域性增强，这是氏族组织行将崩溃的信号。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专业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为了便于经济交流，由这一氏族住入另一氏族的现象不断发生。各个氏族因为生活的需要，也都欢迎他们的到来。于是氏族、部落成员中，有了外来的居民，使原来纯血缘的氏族团体，开始变得不纯了。氏族组织经常举行的“大事”是祭祀活动。在举行这种活动时，当然不能吸收异姓人。可是又不可能长期地把他们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区域性的组织，来代替纯血缘的组织，这就演变成了商代后期那种地域性很强、已变质的所谓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