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朝的据点及其王畿-来自中华远古史的发现

商的疆域有多大，《史记·殷本纪》没有明言，偶尔讲到一些地名，也多未能指实其地。卜辞中的古地名多至二三百个，更是异说纷纭，未能折衷一是。汉人称商、周王朝最盛的武丁和周成王时之商、周疆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662]。即指幽燕以南，汉淮以北，陕西以东，苏皖以西，以河南为中心的区域。这仅是一个大概的推想，并无实证。

那末，商王朝疆域的四至到底远到哪里？有些史学家用地下考古的材料研究这个问题。从历年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商代遗址不仅分布在黄河中、下游，而且向南已达长江以南，向北则在长城以北的广大地区均有分布。

如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中期遗址进行发掘，肯定了这里是和郑州商城同时期的又一个商代城址。在1973年新发现的江西清江吴城和横塘遗址，以及南昌市等地，都发现了商代的遗物[663]。其年代从商代中期一直延续到西周初期。盘龙城和吴城的商代遗址，以及历年来在湖北、江西、湖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零星出土的商代铜器，反映了当时长江流域和中原地区商文化基本一致的密切关系。

在北方发现的商代遗址就更多了。尤其是1973年对河北省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的发掘，明确了这是由商代早、晚两期居住遗存和早、晚两期墓葬构成的。从所获得的遗物看，台西遗址的文物虽然有自己的特性，但与安阳、郑州商代遗址有许多共同点，这是非常明显的。它与江南和中原商代文化之间互有交往、互相影响之迹斑斑俱在。整个河北省地区，南起磁县，中经邢台、藁城，直至涿县、易县、北京一带，商代文化遗存分布得相当密集。而长城内外一线的许多地方，也曾发现商代的遗迹或遗物。例如，陕西的绥德，山西的保德、忻县，河北的丰宁、卢龙等地，所出之铜器和其他物品，绝大部分都具有商代文化的风格。另外，华北北部与辽西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也具有商代文化的某些特征[664]，如赤峰[665]、宁城[666]、北票[667]、敖汉旗大甸子[668]、唐山[669]、蓟县大厂[670]和北京琉璃河[671]等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年代上限约晚于龙山文化，下限可能已到西周。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两个商周之际的铜器窖藏坑填土中，也发现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陶片[672]。在第四章第四节中讲到从考古学上看商族的来源时，曾指出夏家店下层文化既包含着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又具有商文化的某些特点。这并不是说夏家店下层文化是中原商文化的前身，而只是说它和商文化可能有着共同的根源，与中原的商文化是平行发展的。

在西部地区，1957年曾在陕西华县发现过商代遗址[673]。1955年以来，在陕西城固县发现并清理了一批商代铜器。这批铜器数量有四五百件之多，制造精致，对陕西地区来说，这在以前是少见的[674]。这给研究商的疆域及陕西南部地区的商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1958年以来，山西石楼县先后发现商代晚期墓葬和铜器十数件，有人推测可能是殷墟西面的沚国[675]，不知确否，有待于今后继续研究。

在山东地区发现商代遗址的有济南大辛庄[676]、曲阜[677]、滕县[678]、平阴[679]和益都苏埠屯[680]等地。(www.xing528.com)

从地下考古材料看，与商文化有关的遗址，其分布范围真不小。值得注意的是，北面达到昭乌达盟和辽西地区，远在长城以北300公里的克什克腾旗，也出土过商代的铜器。喀左北洞一号窖藏，从出土的铜罍上的铭文来看，很可能与商王朝分封的同姓国孤竹有关。与商文化有关的文化遗址分布得这样广，于是有人误认为商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其疆域有遗址分布的地域那么大。其实这是误用今天“国家”的概念去理解古代。这一点应当辨别清楚。

所谓统一的大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是在战国以后才逐渐出现的。这是由于当时中原各国纷争，每个诸侯国基本上出现了各自的国境边界，在一国疆界之内的土地和人民，统统由该国管辖。可是上古时代并不如此，尤其是夏、商、周初，中原南北地旷人稀，当时只存在着无数氏族、部落，各自为政，并没有一个所谓的天子统一之。一般地说，各氏族、部落或政权只有大小之不同，其所居之土地既非受之于天子，自然也就不受任何限制。他们可以自由迁徙，不常厥居。如夏后羿自鉏迁至穷石[681]，商先后迁徙18次[682]，周先公古公亶父自邠迁至岐山[683]，皆可为证。在商代后期，真正的“国家”刚刚出现不久，国家的边界还不像后来那样明确。所谓“国”，只限于国都，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邑。大的邑有城墙，“国”就是指这个城。春秋时所称的“国人”，即居住在城里的人。《孟子·离娄下》谈到有个齐人的妾，一个早晨尾随其丈夫走遍城中，没见到有人和他谈话，称：“遍国中无与立谈者。”这个“国中”很明显是指城中。《左传》中凡称他国皆曰“大国”，自称则曰“敝邑”。《尚书·汤誓》：“率割夏邑”，《史记·夏本纪》作：“率夺夏国”；《尚书·牧誓》：“以奸宄商邑”，《史记·周本纪》作：“以奸轨于商国”，足证古时“国”与“邑”是通用的。《说文》也说，“邑，国也”。古文献称夏曰“西邑夏”[684]，称商曰“大邑商”或“天邑商”[685]，称周为“大邑周”[686]。夏、商、周王朝所统治的地区有许多邑，以其中最大的邑为都，都周围不远的地方，由王直接控制，即所谓“王畿”。王畿以外征服的新地，就把自己的亲戚封在那里，成为一个诸侯方国。这样，王畿之外的四方星罗棋布地分散着王朝所分封或承认的许多大小方国。它们杂厕于许多与王朝并立或敌对的其他方国之中。这当中还夹杂着一些无主的荒地草原。一直到春秋时还有这种情况，如华戎杂处和宋、郑之间有无主的六块隙地[687]。

在这种情况下，隶属于王朝的诸侯方国对王朝的贡赋是很有限的，它们只是名义上的服从，而当时的王也只是名义上的“共主”。那些与王朝并立或敌对的其他方国，当然更是独立于王朝之外了。王朝所能控制的是以一个大邑为都城的中心地区，以及四方远远近近散布着的属于王朝的几个或十几个诸侯方国。每一个方国其实就是王朝所能控制的“据点”。“据点”与“据点”之间，散布着不属于王朝的许多方国。所以，当时人对王朝的国土，只会有几个“据点”的观念，还没有整个“面”的概念。当然，对王朝边界的概念，就更不会有了。诗人称西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那不过是美化的颂辞。

到春秋以后，尤其是战国中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原地区开辟殆尽。诸侯方国之间，逐渐达到互相接壤的程度。各国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和军事上的大发展，使疆土逐渐由“点”发展到“面”。这时才出现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边界以内这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权，才真正统属于集权的政府。

所以，商的疆域，从文献和考古发掘上看，似乎幅员辽阔，但其直辖的地区，仅商人居住的一个大邑及其周围地区，即所谓王畿，相当于今河南省北部、中部。另外，在南北广大地区，散居着数十个与商同姓和有血缘关系的异姓的诸侯，是商的封国或与国。封国作为商王朝势力的据点，基本上是各自为政，与商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服属和道义上的支援。如周武王克商，攻下商的都城，摧毁了商的武装力量，商就算灭亡了。至于商在东方和北方的一些据点，仍然存在着，周的势力并未到达。所以，周武王一死，商纣的儿子武庚认为有机可乘，联络过去商在东方的据点——同姓与异姓诸侯徐、奄、薄姑、淮夷等，共同举起反周的旗帜，这就是很好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