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商业与货币发展-《中华远古史》

商代后期农业、手工业有了很大发展，产品必然会出现剩余，进行产品交换的商业亦就随着工、农业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商业的发展是以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

社会上有了分工，人们的需求与剩余必然会发生不平衡。某种物品有多余的，但同时又缺乏其他物品。为了满足需要，各族、各行业就得互相交换产品。产品进行交换，这就是一种商业行为。最初的商业是产品的互相交换，《孟子》说：“古之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650]；“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651]；“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652]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方式，自古一直流行到东周。

商后期人们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仅见于《尚书·酒诰》：“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句话不仅反映了晚商时有人赶着牛车外出做生意，而且也说明至迟到商代后期，大概已有专业商人了。从殷墟发掘出来的文物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例如在殷墟出土的蚌壳、贝和鲟鱼甲，都是海洋里的物产，铜矿石、玉料、金子和绿松石等也不是郑州和安阳本地的物产，尤其是冶铸青铜器所需要的锡，更不是本地所产，而是产于华南。在郑州、安阳一带的晚商墓中发现这些东西，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已有远距离交通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东西可能是通过交易得来的。

商代后期在交换日益扩大并成为经常现象的情况下，物物交换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需要，根据长期交换的经验，逐渐从若干商品中自然形成了共同用某一种具体商品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时间久了，这种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共同使用的商品，起到了商品之间互相交换的媒介作用。这种媒介物就是“货币”。

商代后期在交换中是不是已经有了这种媒介物——货币？尚无明确的证据。商代后期从远地换来奢侈品，如在殷商遗址所发现的物品中有一种海贝，外壳坚实、美丽，甚宜作装饰之用。但中国沿海不产此物，因而数量稀少，价值很大，极合乎作为货币的条件。1953年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大司空村发掘，165座中、小墓中，只有83座随葬海贝，总数为234枚，平均每座墓不到3枚，以葬1枚者为最多[653]。有些贝放置的部位像是作为装饰品使用的，但有的含在死者口中，或握在手中，或放在足旁或胸上，似乎是表示财富。1928年第一次发掘殷墟时，只得贝96枚。1929年在大连坑得贝一薄层。1931年第四次发掘，在E16坑中发现贝壳，B14坑中有孔贝略多。1932年在E181井中发现大贝2枚，小贝163枚。1933年在后岗大型晚商墓中发现小贝6枚[654]。从考古材料看，商代后期的用贝数量不大。

卜辞中有关贝的记载：

取贝。（《铁》104.4）

庚戌……贞：易多女（母）贝一朋。（《后》下8.5）(www.xing528.com)

……

不，易贝二朋。一月。（《南坊》3.81）

……十朋……受……（《粹》1310）

贝以朋为计算单位，王国维主张“五贝一系，二系一朋”[655]。则一朋为十贝。卜辞中出现的贝的数量也不多。

我们认为，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贝在商代后期或已从单纯体现使用价值的装饰品，逐渐变成交换的媒介物，以货币的角色出现于商业舞台。但地下考古和卜辞中所反映的贝的数量都不大，不像流通的货币。郭宝钧先生说过：“这样微小的数量，若分配到10万人的大都市，还不足供社会的收藏，如何能敷市面的流通，作交换媒介之用？”[656]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最稳妥的说法应当是：商代晚期海贝已有两种功用：一是作为贵重的装饰品；一是作为交换的媒介物货币。贝的这两种职能同时并行。在安阳还发现了骨贝、玉贝。1953年大司空村还发现了铜贝，直到周初仍有铜贝在使用。这种仿制的铜贝，更可能是货贝了。

货币的出现，对商代后期的商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商人实现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的时候，他们开始了交易行为。在以物易物的办法实行起来后，逐渐感到非常困难。有时候，对方有自己需要的东西，但自己的东西对方不需要，没有适当的东西可以交换。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应运而生。货币的出现，又成了商业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便发生了第三次有决定意义的大分工，这次大分工创造了一个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阶层——商人。这就进一步加速了氏族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奴隶制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