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土木建筑工程：中华远古史成果揭示

商代后期，农业、畜牧业以及生产生活用品的手工业等方面已经相当发展，与此相适应，人的居住条件一定也有相应的进步。

商人的住居，有穴居与宫室两种，文献记载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638]。可知穴居野处是我国上古的习俗，随着文化的发展，才开始出现宫室建筑。商代宫室建筑技术，在盘庚迁殷以后取得了高度的发展。《周礼·考工记·匠人》说：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卜辞中高、京、亯、墉等字，像是地面上筑台，台上再盖房。有人认为：“积土为高台，殷代尚未见。”主张“台基”是西周以后才出现的[639]。但从甲骨文字上看，这一说法未必确切。更何况文献上也有明文记载，如《史记·殷本纪》就说过：商的末年纣有“鹿台”之建，后来他又“走入鹿台，衣宝玉衣，赴火而死”。集解引如淳曰：“新序曰：鹿台其大三里，高千尺”。《殷本纪》又说纣“益广沙丘苑台”，正义引《括地志》谓：“沙丘台在邢州平乡东北二十里。”晚商已有高台建筑，似乎不容怀疑。

从考古发掘看，盘庚迁殷之后，商的建筑规模大大发展。在对殷墟的多次发掘中已发现房基56个，大都是长方形。其平面，大型的有的达到40×10米；中小型的有的是28.4×8米，至少为5×3米。第七次殷墟发掘，发现长60米的版筑堂基，基上有排列匀整的柱础石，南北都成准确的子午方向。在小屯村北也有版筑基址，有的有台阶可以上下，又有窖，深七八米，好像是商宗庙宫室之所在[640]。第八次发掘，又发现版筑基址东、西两个。东址长30米，宽9米，除石础之外，还发现铜础10个；西址长20米，宽8米[641]。基址上有穴居遗迹，郭宝钧以为商人居穴在先，住室在后。居穴之中为灰土层，无穴之处均为黄土[642]。版筑居室“跨填平之居穴”之上，是穴坑久已废弃，而在其上另建宫室。1950年春发掘殷墟时，还发现了一条人行的路径，是石子路，方向正东西，长6.3米，宽1.36米，厚0.2米，用鹅卵大的石子密铺而成，周边都是夯土[643]。

根据房基遗存，推测当时建筑的程序是：首先在从前的居穴处填土并夯打平实，或者在地面上挖下去1米多深，再填土，层层打实，打到高出地面1米为止，为的是使房基坚牢，载重稳固。第二道工序是埋柱础，先挖一个方坑或圆坑，底部略施夯打，埋些不加琢磨的天然鹅卵石作为垫石（即柱础）。垫石的大小一般是30—60厘米，厚度10—20厘米。有的宫殿还使用了铜础。铜础出土共十余个。铜础之下往往有一个平面向上的石础，铜础和石础之间还有厚约20厘米的灰土。基础完成，最后一道工序就是立柱、架梁和筑墙、盖屋顶。

商代后期的地面建筑结构如何？因原物早已腐朽，不容易复原。我们只能从文献记载中发掘研究：

纣为鹿台糟邱、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644](www.xing528.com)

殷纣作琼室，立玉门。[645]

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646]

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647]

通过这些记载，很自然地在我们的脑海里形成一幅奢华富丽的宫殿画面。

与统治阶级居住的华贵宫殿相对照，在殷墟外围的晚商遗址中，发现了一些城市贫民所住的小房子的基址，它们一般不经夯打，也不涂“白灰面”，墙上开一小门，房内迎门处有一片烧土地面，有的在房内一角挖个火坑。这种简陋的住室，可能是平民或奴隶的栖身之处，深刻反映了晚商社会贵族与平民、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分。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商代后期手工业包括土木建筑，在技术上已是相当复杂，而且已有相当的发展。自从金属工具用于生产后，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进步。手工业不但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而且手工业内部因产品、技术条件的不同，也有了更细的分工。分工愈细，技术易于熟练，产品益精。到了商代后期，手工业的成就已很可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分工的发展，使各种行业的人往往聚族而居。于是，这种基于行业的族居渐渐多于纯血缘关系的族居，同业关系比血缘关系渐渐重要起来，于是出现了以职业为氏的现象。如从文献上看，在周武王克商时，晚商遗民清楚地以职业的不同而分成各种家族[648]，如将晚商的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六族分给鲁公；将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七族分给康叔。在这13族中，至少有9族是手工业家族，如索氏应即绳工的家族，长勺氏、尾勺氏应即酒器工的家族，陶氏应即陶工，施氏应即旗工，繁氏应即马缨工，锜氏应即锉刀工或釜工，樊氏应即篱笆工，终葵氏应即椎工。这些商族的手工业工人，因有世传的专门技艺，受到战胜者周人的重视。如周公教康叔杀违禁饮酒的人，独对违禁的商族手工业工人加以宽恕，“勿庸杀之，姑惟教之”[649]，使他们能各展其所长，更好地为周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