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农具与耕作技术详解

商代后期农业发展的原因，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很有关系。商代已是青铜器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自1928年开始在安阳对殷墟进行有系统的发掘，到现在已达数十次之多，挖出来的劳动工具，有青铜器、石器、蚌器等，但从未发现铁器。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钻凿卜骨用的铜凿。我们知道商人是最重视占卜的，他们用于占卜的工具，一定是当时质量最好的，是最坚锐的工具。此前有人怀疑青铜工具是否能胜任钻凿坚硬的甲骨，误认为当时必有比青铜器更坚锐的利器。二里岗铜凿与卜骨的一同出土，证实了商代最坚锐的劳动工具就是青铜器（采李亚农说）。但是，当时有没有青铜农具？却是个一直在争辩着的问题。

在田野考古中，发现过少量的青铜农具，或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工具，主要有等。如1963年、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商遗址的墓葬中，出土有斧等青铜农具[595]。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晚商晚期层中发现一把大青铜铲，全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重1.125公斤，上端有方銎枘，可以安装木柄，有明显的使用痕迹[596]。1960年在苗圃又发现一把，长21厘米，宽11厘米[597]。可见在商代确以青铜制作农具。由于青铜农具极少发现，因而有人认为青铜是珍贵的东西，不会用于农具的制作[598]。有人则认为商代既然是青铜器时代，正是以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而得名，商人只用木、石、蜃、蚌制作农具，而不用青铜制作农具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599]。

我们的看法是商代有青铜农具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考古发掘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表明，青铜农具的数量确实寥寥可数，而木制、石制、蚌制的农具却是大量的。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我们可以对青铜农具出土稀少的原因作出种种推测。从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看，在青铜器时代而行用石器农具是普遍的现象，不独中国为然。恩格斯说：“铜、锡及两者的合金——青铜，都是最重要的金属；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只有铁才可以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采铁。”[600]所以，商代虽然有青铜农具，但是数量可能很有限，这是合乎历史条件的。对商代后期农业生产起重大作用的不会是青铜农具，而应该是大量出土的石器农具。

1928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北的大连坑B14及其稍北，一次出土了上千件石刀[601]。在一个坑的3.6米以下，出土了“极多石刀”[602]。1932年秋第七次发掘E区，在E181方窖内，与甲骨、白陶、玉器、残铜器一同出土有石刀444件，石斧1件，蚌器78件[603]。蚌器是蚌刀、蚌锯。据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统计，小屯出土的石刀，从第二次至第七次发掘，所搜集到的标本总数达3640件之多[604]。这些石刀就是石镰。从出土的集中现象看，这些石农具是王室贵族所有，大概在收获季节临时发给劳动者，收获完毕再交还王室。在考虑商代的社会性质时，这一点应当注意。

商代后期的农具主要是石制的，其次有蚌制和木制的。蚌铲、蚌铚是用天然河蚌稍加磨制而成，所发现的多为残器。蚌铚与石铚差不多，二里岗商代长方形一孔蚌铚与小屯长方形一孔石铚很相近。《淮南子·氾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这是有关上古用蚌制农具的最早记载。“蜃”就是产于淡水中的蛤蚌。蚌铚、蚌镰在二里岗、安阳都有发现，都是收割工具。

木制的农具，由于易腐朽，当然不会保留到现在，地下考古中是不会发现的。但是，1958—1959年在殷墟的不少窖穴壁上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是双齿。例如在小屯西地H305坑发现大型耒痕，齿长19厘米，齿径7厘米，齿距8厘米。在大司空村H112坑发现的小型耒痕，齿长18厘米，齿径4厘米，齿距4厘米[605]。木耒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开始使用[606]，一直流行到商代。从甲骨文“耒”字像人持耒而耕形，也可以得到证明。

商代后期这些石、蚌、木制农具和少量的青铜农具，一般说来还是很原始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用这样简陋的农具创造出繁荣的农业呢？是不是因为耕作技术的进步呢？商代后期是否已发明牛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郭沫若谓犁字初作，又从牛作，似用牛拖犁而耕的形象[607]。我们推想，即使已有牛耕，也一直没有通行。牛早已被服用，如传说商的祖先王亥作服牛。牛既已被服用，可以用于拉车，当然也不排除用于拉犁。从卜辞看，商代的牛主要用作祭祀的牺牲。祭祀时经常杀牛，从一头、几十头到数百头。到春秋以后，牛耕才逐渐普遍。

当时，与农耕有关的历法已很进步，年、月、日和平年、闰年的推算都很科学。何时下种、何时收获，就是按准确的农历进行的。田亩的划分，从卜辞“田”字的形状看，有作（《粹》1544）、作（《拾》6.7）、作（《拾》6.1），可见不都是四方规整的方田，而是随自然地形略加规划。

甲骨文中的耤田、田、圣田，既是一种耕作组合，也含有劳动技术。卜辞中有：

乎耤于陮，受年。（《乙》4057）

辛丑贞：□□人三千耤。（《粹》1299。耤，郭沫若释“尽”）

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前》6.17.6）

庚子卜，贞，王其雚（观）耤，。十二月。（《后》下28.16）(www.xing528.com)

贞，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

，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六月。（《乙》15）

戊子卜，宾贞，令犬田于虎□。（《京都》281）

贞，王令多田。（《粹》1222）

癸亥，贞：王令多尹田于西，受禾。（《京都》2363）

卜辞中“耤”字作（《前》6.17.5）、（《前》7.15.3），像人侧立推耒，或像一人手持耒的长柄，足踏耒下端之形。“耤”字下部有“止”（趾），表示用趾踏耒使耒深入土下，郭沫若、余永梁、徐中舒诸先生先后有所考释[608]。《淮南子·主术》说：“一人跖耒而耕”。《盐铁论·取下》曰：“不知耒躬耕之勤也”。《未通》篇谓：“民耒而耕”。所谓“耒”、“跖耒”，都是指以脚踏耒，这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从以上诸文献中，亦足见这种耤耕一直流行到秦、汉时代。殷墟出土过铜铲，其窖穴留有木耒痕、铲痕，则知这种耕作方式在商代后期确曾通行。又甲骨文“方”字作（《存》595）、（《铁》162.4），徐中舒先生谓亦像耒的形制，初无方圆之意，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诗经·小雅·大田》曰：“既方既阜”。《诗经·大雅·生民》：“实方实苞”。徐先生谓此两“方”次序均在莳艺之先，亦当为坺土之事。又甲骨文有（《甲》1268）、（《甲》1439），当即“”（耜）字。耜字，小篆作、作枱、作鈶，文作，经传作耜。

“”像碎土锄草之工具。另外，甲骨文有（《后》上19），可能是犁字之初文，还有从牛的作（《后》上三）。犁亦为当时的耕具。后人往往写作“物”。《周礼·地官·载师》：“以物地事”；《地官·人》：“则物其地”；《左传》成公二年：“物土之宜”；《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这些“物”字，当均为“犁”字，用作动词。

在商代后期，不论是耤田，还是田，都是众人彼此互助进行生产劳动。其区分，耤田是在王直接管理的田地上劳动，因而王经常要躬亲去“雚”（观）或“省”，或者派“小耤臣”、“小臣”去监督；而田则是在族有或者公社所有的土地上耕种。

卜辞中“田”的“”字有多种写法，有等形，学者们有多种读法，其中余永梁释为“圣”，并引《说文》“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者曰圣”[609]为证，最善。后来，郭沫若从之，不过解释为“筑场圃之事”，则未达一间。于省吾认为圣是垦字的古文，“圣田”即指商时的“垦田”[610]。张政烺则释为“裒田”，谓系指商时的“开荒”[611]。于、张两先生的解释都是有理有据，逐渐为学术界所公认。

古时中原系森林草莽之地，开田垦荒是极为繁重的劳动。上面所举卜辞第七例，这次“圣田”经历了547天。这条卜辞是在六月即夏至月占卜，到第二年十二月的“日至”这天即丁亥（从张政烺的句读），一次垦荒达一年半的时间。商代后期的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生产面积，集中财富，经常派遣农官率众到远方异域，经年累月地从事艰苦的垦殖活动，因而商王的国有土地在不断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