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后期奴隶数量具体分析：中华远古史

商代后期人殉和人牲的数量的确是够高的，但是这些人的身份是什么？主张商代后期是高度发展的奴隶社会的人，一般都认为是奴隶。其实在卜辞中，这些人并没有明显地透露出是奴隶身份。古今中外历史上杀战俘的记载是很多的，商代后期这些人殉、人牲也可能是战俘。奴隶固然多来源于战俘，但战俘绝对不能和奴隶划等号。商与各方国战争频繁，俘虏的数目很大，如果把俘虏误作奴隶，自然就把商的奴隶数量夸大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姚孝遂《商代的俘虏》一文[524]，综合大量有关人祭的卜辞，通过分析和概括，认为有很多是俘虏而不是奴隶。最后，他明确地指出：“俘虏并不等于奴隶，只有把俘虏活着保留下来，强迫其从事某种劳役的时候，俘虏才算是取得了奴隶的身份。从甲骨刻辞中所见到的情况是，俘虏在没有能够取得奴隶身份之前，就已经被当作祭祀的牺牲而杀掉了。”若把他们的身份断定为奴隶，这是不恰当的，是不符合于实际情况的。因此，我们承认商代后期有奴隶，但实际上奴隶的数量绝对不能想象成那么大。

可见，之所以夸大商代后期奴隶的数量，除了误认为俘虏就是奴隶外，另一方面又由于混同了人殉与人祭的区别。

其实，殉葬人和被杀祭的人牲，其身份是不同的，人殉和人祭是两种不同的宗教仪式。已有很多学者看到了这一点[525]。分析清楚这两种人的身份，有助于澄清对商代后期奴隶数量的误会。

人祭和人殉两种习俗都发生在原始社会末期，通过田野考古，如在龙山文化和齐家文化中，都已得到证实。后来进入到阶级社会，这种习俗流传下来。所不同的是，这时已经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在奴隶社会，统治阶级举行人祭和人殉，虽然同是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但两者却有不同。人祭是为了活着的贵族的利益，幻想用人牲作祭品供献给鬼神，祈求鬼神给他们降福；而人殉则是为了死去的贵族的利益，幻想在阴间仍能继续他们的贵族生活。人殉和人牲的作用不同，所以，被选的牺牲者的身份也不会一样。人牲是活人供献给鬼神的祭品，不是出于死者生前的爱好，因而大都是以与死者毫无关系的战俘作为主要的祭品，很少用死者的亲信、侍从或奴隶作祭牲，当然也不排除有个别奴隶的可能性。人牲数目很大，是因为墓主死后，其后世子孙每年都用人牲祭祖，多年积累而成。

人殉则与之不同，被殉者往往是墓主生前所选定的，或由其子孙近亲所选的。墓主幻想死后能继续其生前的享受，所以，入选的殉葬者都是死者生前的侍从、武士和伺候他的家内奴隶，以及车、马、犬、猴等。因为是为了死后的享受，所以绝对不会用死者生前的敌对者俘虏来殉葬。人殉和人牲在数量上也不同，从考古发掘中可以看出，人牲的数量要比人殉多得多。

从上面的分析看，人殉和人牲总的数量虽然很多，但占多数的是以战俘为主的人牲，而人殉的数量本来就少，除去侍从和武士以外，剩下的用于殉葬的奴隶数量是不能过高估计的。

相反，主张商代后期还是氏族社会或者是初期奴隶社会者，对奴隶的数量又过分地缩小。他们把用作祭祀和殉葬的人都认作是俘虏。姚孝遂的文章也有这个倾向。细检姚文所举的有关人牲的卜辞，是俘虏还是奴隶，从卜辞上看是不明确的。因为战俘和奴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个概念，战俘可作为祭祀的牺牲，作牺牲前也可以役使他们进行生产劳动，那就成了奴隶。这种历史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不乏其例的。

尤其是姚文把商的属国向商王贡献的作为贡品的人也说成是俘虏，那就更成问题了。因为俘虏来自战争，属国平时贡献给商王的只能是奴隶，而不是俘虏。如卜辞：

来一羌，一牛。（《甲》525）

来。（《南师》2.110）

妥来羌二人。（《存》2.340）

眔氏羌。（《乙》6373）

卜辞中“来”、“氏”义为贡献[526]。“”、“妥”、“”等均是商的臣属，不是交战国，从这些卜辞中丝毫看不出是在战争之后。在平时，属国的贡品羌、等应是奴隶。姚文所举《虢季子白盘》所说的“献馘于王”，以及《春秋》、《左传》所说的献捷、献俘诸例，无一不是在战后。并且，从战争中获得的俘虏，时间一久，也必然变成奴隶，因为不可能长期养着那么多吃闲饭而不劳动的战俘。

甲骨文中的仆、臣、妾、（或奚）、等字形，也反映了商代后期奴隶的存在。

（《后》20.10）罗振玉释为“仆”，郭沫若从之。字形像一个有尾饰的人，手持箕具清除垃圾，所以释为“仆”（有人持反对意见）。问题是在商代这种人应很多，为什么在十多万片卜辞中仅此一见？其疑终莫能明。

臣　甲骨文像一目形。《说文》：“臣，牵也，事君也，像屈服之形。”郭沫若说，臣是奴隶的形象，“人首俯则目竖”，正是对主人要俯首屈从之义。康殷认为“臣”是被人刺盲一只眼的人，用以代表奴隶，似较为简单明晰[527]。

卜辞中有：“臣七十妾□□”（《续补》10485）；《尚书·微子》说：“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诗经·小雅·正月》说：“民之无辜，并其臣仆”，臣与仆同义，都是奴隶的名称。卜辞中之“小臣”地位较高，既可以率众耕种，又可以随王出征。王有时赠给小臣贝，小臣还向王贡纳。则小臣不但不是奴隶，而且可能是官吏。

妾、都从辛、从女。“辛”原为刑具，引申为被压迫者的标志。所以，“妾”为刑余的妇女，或为女奴隶。武丁时卜辞有：“贞伐妾媚。”“卅妾媚。”（《乙》5316+5689+5846）妾字又作，卜辞中有“大乙，其，唯。”（《粹》387）“丁巳卜，其尞于河，牢，沈。”（《后》上23.4）“王其又母戊一，此受又。”（《粹》380）《左传》僖公十七年：“男为人臣，女为人妾”。《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可见一直到西周春秋时，臣妾还是奴隶的通称。

奚、奚字，甲骨文的字形像用手抓一个人的发辫。即女性的奚。字则像用斧钺砍断“奚”的头。总之，用这几个字称呼的人，是一种不自由的人。卜辞中有言用奚、为祭品的，或言奚、又奚、用奚等，都是指用奚祭祀祖先。《周礼·春官·序官》：“奚四人”，郑玄注：“奚，女奴也。”又《禁暴氏》：“奚隶”，郑玄注：“奚、隶，女奴、男奴也。”

甲骨文中多见，字形像一个人在屋内劳作。叶玉森释“寇”，商承祚释“浴”，郭沫若释“宰”，胡厚宣释“仆”。不管是现在的什么字，从卜辞中可以看出，其身份是家内奴隶。武丁时期的卜辞有：

癸丑卜，，贞五百用。旬壬戌用百。三月。

贞五百勿用。

，贞五百用。

癸丑卜，，贞五百……（《京》1255+《前》7.9.2）

这是用作人牲来祭祀，一次要杀500人，可以想见当时贵族统治阶级的残忍和凶狠。

以上我们只把仆、臣、妾、奚、等几个甲骨文举出来，可以看到这些人的身份都是不自由的人。但是，俘虏也同样是失去自由的人，怎么知道他们不是俘虏，而是奴隶呢？这可以从两方面分析：

第一，这些字一直到西周春秋时，一般地说都还有奴隶的涵义，因此在西周以前也是指奴隶的可能性很大。有人可能会说，文字的涵义是随历史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不能因为他们在后世的身份是奴隶，就证明他们在商代也是奴隶。这种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几个文字产生在商代，造字时是根据实际形象摹绘的，有几个字正像人劳作之形，因此，说他们是奴隶，比说成是俘虏要合理些。

第二，从人祭的数量上看，一次祭祀要杀几百人。这些人牲都是战俘吗？从每条卜辞中，看不出每次祭祀和战争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若以为商平时养着成百上千专供祭祀用的不劳动的俘虏，前面我们已说过，不会有那样傻的统治者。若认为在祭祀前临时去捉，而且捕捉的数量又那么大，这又谈何容易。

根据这两方面的分析，这种身份的人，与其说是俘虏，不如说是奴隶更合情理。

另外，再谈谈“羌”的问题。

羌，卜辞作（《前》6.2.2）、（《甲》119）、（《佚》229）、（《佚》499）、（《前》1.41.7）诸形。其基本的形象是戴羊头的人。这个字被厘定为“羌”字。可是郭沫若却释为“”，并以为是“狗”的象形文[528]。这个说法证据太薄弱。(www.xing528.com)

羌，《说文》谓：“西戎牧羊人也”，可见羌很早就是我国西部的少数族。羌大概是以羊为图腾的氏族。所以，既可以称为“羌方”，也可以称为“羊方”（见《存》1.351；《甲》3510；《京》4381）。这个方国氏族，在商时武力一直很强，武丁伐羌方时的兵力，动辄数千人。出动兵力最多的一次在1万人以上：“辛巳卜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羌。”（《库方》310）动用那么多的兵力去讨伐，可以想象俘虏一定不会少。卜辞中俘羌的次数很多（见《乙》865；《乙》4858；《乙》4509；《续》3.42.2；《前》4.50.6等）。俘获的羌人怎样处理，这关系到这些羌俘的身份问题。见于卜辞最多的，是祭祀时用羌作为人牲：

癸酉俎于，羌三人，卯十牛，又。（《续》1.52.2）

己未俎于，羌三，卯十牛，中。（《前》6.2.3）

己未俎……，羌……人，卯十牛，左。（《前》6.2.2）

……旅……上甲岁……于唐岁五□羌五十，亡尤。（《录》260）

丙□□，出，贞王□，五牛，羌五十，卯五十□。（《掇》360）

“卯”是杀宰，这是说杀了10头到50头牛用于祭祀，杀了3个到50个羌人作牺牲。武乙时的卜辞说：

王其又（侑）于小乙，羌五人，王受又（佑）。（《新获卜辞写本》198）

甲辰贞，来甲寅，又伐上甲羌五，卯牛。（《后》上21.13）

甲辰贞，又伐于上甲九羌，卯牛一。（同上）

“伐”字像以戈杀人头形，义为杀戮。“伐羌”和“卯牛”对文，很明显，这也是记载杀羌人祭祀其祖先。

三百羌用于丁。（《续》2.16.3）

戊子卜，宾，贞，今夕用三百羌于丁，用。十二月。（《契》245）

用三百羌于丁。（《燕》245）

三羌用于且乙。（《前》1.9.6）

羌十人用。（《甲》2124）

“用羌”就是以羌人作人牲来祭祖。武丁时的一片卜辞中，有“用羌”多达400人的，如“□□卜，贞□羌四百□于且□”（《续存》上295）。俘获的羌人与牛、羊一样，一次祭祀就活活杀掉三四百人，残忍极了。

羌人除了用作人牲外，还用于生产：

乎多羌逐，隻（获）。（《续》4.29.2）

乎羌逐……（《库》1976）

多羌隻（获）鹿。（《前》4.48.1）

这是把俘来的羌人用于田猎的记录。此外，《殷契粹编》中有一条：“贞，王令多羊田。”（《粹》1222，见图39）“多羊（原作“”，简化为羊）”，郭沫若释为“多”，谓即狗，是有误的。唐兰释为“羊”，甚是。这是指以羊为图腾的羌人。“多羊”即“多羌”。“田”，丁山释为“田”[529]。徐中舒释为“贵田”[530]。于省吾则释为“圣田”。张政烺释为“裒田”。于、张两先生都认为是垦田、开荒的意思[531]。我们赞成这一说法。这条卜辞是令羌人垦殖农田的[532]，也是记载役使羌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唯一例子。

图39《殷契粹编》1222：“贞，王令多羊田”。

那么多有关羌人的卜辞，从无令羌人代其征伐的记录。俘获的羌人被用于田猎和垦田开荒，自然就变成了生产奴隶。但是，从比例上看，变为奴隶的只是少数，大部分被杀死作为人牲，用以祭祀祖先。姚孝遂说过：“除了极大一部分是作为祭祀的牺牲而被杀掉以外，也有一部分是被活着保留下来，驱使他们做一些劳役。这样，这些俘虏就取得了奴隶的身份。”[533]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总之，对商代后期奴隶数量的看法，既不要任意夸大，也不要无端缩小。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不能只看到一面，就否认另一面，要全面地看问题。从上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商代后期奴隶的存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贵族祭祀所用的人牲不会全是战俘，可能有为数不多的奴隶。

（2）人殉中有一部分奴隶。

（3）各方国向商王贡纳奴隶。

（4）存在仆、臣、妾、奚和等奴隶。

（5）俘获的羌人大部分用于祭祀，少部分留用为生产奴隶。

上述这些奴隶，在商代后期的农业生产中不是主力，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者中，他们也不是多数。当时的生产劳动者中，数量最大的是“众”或“众人”，这部分人决定着商代后期的社会性质。我们赞成并主张商代后期是奴隶社会，但“众”或“众人”不是典型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