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在盘庚迁殷前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表现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奴隶制逐渐成为社会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上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外,又出现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别。富者就是主人,是剥削阶级;贫者有的变成了奴隶,是被剥削阶级。这一阶级的利益就是那一阶级的灾难,两个阶级完全处于对立的地位。
商王朝的前期已出现了卫护富者贵族财产的“城郭沟池”和宫殿建筑。恩格斯说:“在新的设防城市的周围,屹立着高峻的墙壁并非无故:它们的壕沟深陷为氏族制度的墓穴,而它们的城楼已经耸入文明时代了。”[503]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商城及其宫殿基址和墓葬,无不透露了商代前期的阶级分化和对立,标志着商王朝那时已经临近奴隶制国家的边缘了。
商代后期,尤其是盘庚迁殷以后,阶级斗争的现象就更明显了。证以地下考古,1949年以前,在殷墟侯家庄发掘出十座大墓,1949年以后,1950年在武官村发掘出了一座大墓,都是属于商代王室的。大墓为“亞”字形,有东、西、南、北四条墓道。次一点的为“中”字形,仅有南、北两条墓道。这些大型墓葬规模很大,墓室长度有达22米的,小的也在14米以上。内部宝藏已经被盗过,但仍有铜器、玉器、雕石、花骨、白陶、釉陶、象牙、贝、龟、蚌以及车器、兵器、漆器和丝、麻织物等未被盗尽的遗留物。从这些残留的物品看,也都可以定为艺术珍品,远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在基本上还是使用木石工具的情况下,修建这样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墓,不要说金玉满藏的随葬品,仅土木工程就不知要耗费多少时日,浪费多少人力和物力。
还有数目很多的人殉排葬坑、人祭散葬坑、车马坑、鸟兽坑、器物坑等分布在大墓的近旁。修建这些豪华大墓,其墓主如果不是脱离平民的大贵族,对劳动者进行残酷的剥削,是办不到的。这些大墓的主人,不仅生前残酷地压榨、剥削奴隶和平民,死后还要用大批人来殉葬,幻想继续役使他们。不仅墓室、墓道内层层有殉葬人,在墓室周围及其附近发现的殉葬人更多。殉葬人的数目少者数十,多者数百。葬式有仰有俯,有生殉也有杀殉。多数殉葬人一无所有,少数则有棺木和少量随葬器物。这些殉葬人虽然都是被压迫者,但显然其中有不同的阶层。从四盘磨一座墓的发掘中所见,无棺无椁,只有一条破席铺地,随葬的只有一个陶盆,其身份可能不是奴隶。大墓周围的排葬坑,数人共埋一坑,连破席也没有,有的甚至没有头颅,当是奴隶或战俘。这些被殉葬的人有些是青壮年,他们肯定不会俯首帖耳、束手就擒,当时必然经过一番斗争。
从文献上看,也可以获知当时阶级对立的轮廓。《尚书·盘庚》三篇文字奇古,读起来真是“佶屈聱牙”,其核心部分可能是商代传下的文献。周公说过:“惟殷先人有册有典”[504]。这可能就是商代遗留下的典册残篇。但其文法和用字,有不少是周代的形式。所以,即便是商代传下来的,也可能经过周人的加工润色,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盘庚》这个样子。
盘庚在临迁殷前分别召集各阶层人,所讲的话还保留在《盘庚》中。对贵族(百姓)、邦伯、师长、百执事说话时比较亲切,他说:
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盘庚》上)
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盘庚》下)(www.xing528.com)
盘庚对贵戚、百官讲话是这样委婉和气,甚至一再表示,“国家若弄得好,是由于你们大家的功劳,国家若弄糟了,只是由于我行使刑法有疏失。”又说:“现在我要掏出我的心肠来,一一同你们百家讲话”,真够和蔼的了。
可是,他对被统治的民和众讲话,就完全换成一种粗暴的态度:
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盘庚》中)
这些话活现出一副威严、狰狞的面孔。他这是说:“我明白告诉你们,要老老实实听我的话,你们的生命,是我从上帝那里为你们保下来的。如果你们心中有了毒害的念头,我们的先王一定会知道。你们的先祖先父受了你们的牵累,就弃绝你们,不救你们的死罪了。我们要将你们中的坏人斩尽杀绝,在我所迁的新邑内,不能让一个孽种留存下来。”这种强硬的口吻,充分显示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矛盾。
从甲骨文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商王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他有时自称为“余一人”,表示他大权独揽。他的兄弟支庶称为“王族”,他的子侄辈则称为“子族”。他们都占有土地,并有人民和奴隶为他们服役。甲骨卜辞中有臣、仆、奚、妾等身份的人,他们大概是贵族统治者的家内奴隶。至于“众”、“众人”,郭沫若认为是农业生产奴隶,我们觉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如卜辞中有“贞众灾?九月”(《前》5.45.5),这是商王占卜众有无灾祸。如果“众”是奴隶,商王为什么对奴隶那样关心?我们虽然认为“众”是被统治、被剥削的对象,但不赞成“众”是奴隶的说法。这个问题留待下面再详论。
总之,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清楚地看出商代后期的阶级对立情况,以商王为代表的统治阶级中,包括诸侯、邦伯、师长、百执事和“百姓”等贵族。他们的生活达到锦衣玉食、穷奢极侈、豪华富丽的程度,至今还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统治阶级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残酷剥削被统治阶级的基础上的。被统治阶级包括商族的平民、奴隶和战争俘虏等。他们被投入社会生产,成为创造财富、创造文化的基本队伍。他们的劳役很繁重,生活却很苦,多数臣、妾被断送了性命,有的甚至被惨杀或活埋,充当统治阶级的殉葬品,或作为祭神的牺牲。在宗庙的近旁,有成排的被砍去头的人骨,与车马一起埋葬,总数有的达数百人。这种惨无人道的人殉、人祭现象,真是令人惊心动魄。他们的生活和遭遇与统治阶级形成天壤之别,完全暴露出两大阶级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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