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文献传说中，论述商王朝前半期的“盛君”，如太甲、祖乙等，虽身为一族之长，还要杂于“小人”的行列，共同从事生产劳动。这与当时商人仍未超出氏族社会的末期是相符的。但是根据《尚书·无逸》所述，此后的商王就大不相同了：“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他们不但不劳动，而且逐渐变成沉于逸乐的社会寄生虫了。
再从商王位继承方面看，这时也在发生大的变动。商代前期的继统法，基本上是以“兄终弟及”为主。到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生活起了根本的变化，就由氏族制的末期，正式进入了奴隶社会。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当然也影响着王位继统法的转变。于是在商代后半期，开始从“兄终弟及”逐渐过渡到反映私有制的“父死子继”的继承制度。这两种不同的继承制度反映了前后社会性质的不同[468]。
我们曾从考古发掘上谈过商代前期二里头文化已有了宫殿建筑，郑州二里岗期的商城和湖北盘龙城商的宫殿建筑群的出现，都标志着人类社会的享受、侵夺和压迫现象的日趋严重。因为，宏伟的宫殿和高大的城墙，显然是在阶级奴役制度下，实行强制劳动的产物。宫殿和城池本身也是暴力机关——奴隶制国家出现必不可少的象征。它标志着奴隶主与奴隶、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两大对立阶级的分化和斗争，更趋明朗了。
在郑州商城的发掘中，发现了不少人的头盖骨，其中比较集中的有三堆。有些人头骨带有明显的锯痕。这些头骨中，大多数是男性青壮年。看来这些被杀害的人，不是战俘，就是奴隶。大概是用奴隶作为祭祀的牺牲，或作为建筑物的奠基[469]。商代前期由于经济发展，阶级矛盾由缓和而日趋尖锐，表面上的氏族首领，实质上已是奴隶主。他们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和防止别族的侵扰，于是大兴宫殿、城池。在生产工具十分简陋的情况下，这些夯土城垣，必定是征集大批失去自由的劳动者，从事长年累月的劳动，才建筑起来的。
从掌握的大批材料上看，商代前期墓葬，发现人殉和人牲的地点，除河南安阳、郑州商城、湖北盘龙城外，还有山东益都苏埠屯、江苏铜山丘湾和河北藁城台西村等处。商代前期的殉葬人，我们不能认为都属于奴隶身份，从埋葬的布局看，有的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随身侍从，是与墓主人关系最密切的人。有的则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敌对者，大概是战俘，战俘还不是奴隶。
古时的丧葬制度是当时人生前生活习惯的反映。商人相信人死后变为鬼，鬼的形状及其生活情形谁也没有见过，他们就按照自己的实际生活去幻想，以为人有住室、有衣服用具，鬼神必然也一样有住室、衣物等；当时人喜欢好饮食，喜欢别人服侍等，认为鬼神也必然如此。一个人生前所拥有的排场，其死后子孙当然也不愿使之减色。所以，商人墓葬中男侍女妾、大量卫士断头后排葬于墓外等等。厚葬之风就这样逐渐兴起来。
商代前期大墓不多，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岗墓地已发掘的，有HPKM1500和HPKM 1217两座大墓。M1217大墓全墓面积约1200平方米。墓室平面为亞字形，面积约380平方米。东西南北四边各有一个墓道。此墓曾多次被盗掘，墓内详细结构和人殉情况已看不出来了。(www.xing528.com)
M1500大墓的规模略小。全墓面积约800平方米。墓室平面为方形，面积约320平方米，东西南北四边各有一个墓道。北道中部东西两壁有台阶直通地面。其随葬器物也已被盗一空。遗留下的据说有大理石雕刻和殉葬的人头骨等[470]。
商代前期较小的墓，在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等地都有发现。如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发现的李家咀M2是个男墓，未经扰动，出土物很丰富[471]。墓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深为1.41米，墓圹口小底大，底为12.8平方米。有棺椁，但已全朽，清理出十多块椁板板灰，一面有精细的雕花，一面为涂朱素面。最大的椁顶雕花板灰有两块，其一长2米，宽40厘米；另一块长1.5米，宽22厘米左右，皆阴刻饕餮纹和云雷纹，每两组图案间的阴线部分涂朱，阳面涂黑，板灰则呈白色，出土时色彩斑斓，极为美观。随葬品有铜器、玉器、木器、陶器等。仅铜器一项就有63件。这些充分反映了当时贵族的豪华奢侈的生活。酒器大都置于棺与椁之间，炊食盛器则都在内外椁间。其中最大的鼎，高达55厘米，在商代前期铜鼎中，仅次于郑州出土的两件大方鼎。兵器和工具共40件，计有钺2件、戈5件、矛2件、刀7件、斧1件、銎斧1件、镞18件、锛1件、凿1件、锯1件、镦1件。兵器中的一件大钺，长41厘米，刃宽26厘米，援部周边饰变形夔龙纹和蝉纹。这种大型兵器是象征权威的仪仗之物，表明墓主人生前掌握一定的镇压之权，可能是统治阶级的重要首领之一。在此墓中还发现殉人三具，均无棺木，可能是奴隶，则更可以证明墓主人是奴隶主身份。
另外，郑州白家庄第3号墓，墓室长2.9米、残宽1.17米、深2.13米，墓室底部有腰坑，坑中埋一狗。墓有棺有椁，在椁外二层台上，发现成组的青铜容器和一具殉人骨架[472]。墓主人一定也是中上阶层的人物。
还有一类小墓，墓室面积都在2平方米以下，甚至有不少还不到1平方米。在郑州、辉县、陕县之地，据不完全统计，共发现34座。墓室结构，无椁，少数有腰坑，都没有殉葬人，随葬的器物没有铜礼器，只有陶器：鬲、
、盆、豆等，个别的有陶罐、大口尊等。随葬的生产工具，有石铲、石镰、纺轮等，可见这些墓主是农业生产劳动者。随葬铜戈、石戈等兵器的5个墓，墓主人可能是战士。那些小土坑墓，无椁、无腰坑，有的有棺，有的无棺，有的全无随葬品。不难看出，死者生前掌握的生活资料是贫乏的[473]。这些只随葬简单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的墓葬，其墓主人的地位尽管由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社会地位急剧分化，而已接近奴隶，但其身份可能还是属于平民阶层，或是城市贫民。
真正的奴隶墓葬在田野考古上是找不到的，因为奴隶只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在生前奴隶主可以随意处死，死后更不会举行什么埋葬仪式。只能从奴隶主墓葬中的人殉和人祭遗骨看到一点残迹。
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大小不等的墓葬中，阶级分化是非常清楚的。贵族内部已有高下不同的等级差别。小墓主人可能是破产的自由民，随时有可能下降为奴隶。总之，从商代前期的墓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已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化和对立，真正的奴隶制社会已经临近，个别地区甚至有可能已经进入奴隶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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