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和漆器的发展及陨铁的应用

郑州二里岗期中商文化遗址，所发现的青铜冶铸业是当时最先进的主要生产部门之一。在不少地方都发现了青铜遗物和冶铸青铜留下的铜渣与陶范。这时期不仅能铸造刀、镞、锥、钻之类的小件工具，而且还铸造了斧、钁、戈、矛等较大件的工具和武器，还有鼎、鬲、斝、爵、觚、盘、罍等青铜容器。这说明当时青铜器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已经广泛地使用了。

冶铸青铜的技术是比较复杂的，因为青铜是红铜与锡熔成的合金。所以，首先要把矿砂放在坩埚里用火熔化成纯净的红铜，然后再按不同器物加入一定比例的锡，注入陶范，才能制成青铜器物。这时铸造容器已采用三合范或多范。每套陶范有子母口或榫头榫眼，有的留有注铜口和气孔，以便倾入铜液和散发范内的空气。这时期铸造的青铜容器的特点是：器壁较薄，平底器较多，器表花纹简单，以单层凸起的饕餮纹和弦纹为主，没有地纹，形制多模仿陶器。

郑州商代前期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1974年9月在郑州市张寨南街施工过程中，出土的两件商代前期大铜鼎[460]。这两件方鼎的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均为双耳，斗形方腹，四个圆柱形空足。器表饰饕餮纹与乳钉纹。两鼎出土时保存完整，腹底和足表皆有烟熏痕。通高100厘米，口径横长62.5厘米、纵长61厘米，腹壁厚0.4厘米，重约86.4公斤。它虽然没有安阳出土的司母戊方鼎的形体大和重，但比司母戊方鼎的时代早。这两件方鼎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商代前期青铜器中罕见的重器。

1949年以来，在郑州商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不少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在一些冶铸作坊遗址中出土了各种铸造陶范，说明郑州商代前期的青铜器就是在郑州铸造的。从上述两件青铜器的形制结构和纹饰看，已具备了高度的冶铸水平，反映当时已熟练地掌握了炼铜液、精工制范和浇注等复杂的铸造技术。这两件方鼎是在商代二里岗期上层埋入的，在此之前必然有相当长的冶铸发展过程。

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不仅出现在中原地区的郑州，远在长江流域的湖北黄陂和北到滹沱河流域的河北藁城等地也有发现。

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遗址和墓葬所出青铜器，截止到1976年已达159件，器型有25种之多。这批青铜器无疑是研究我国长江中游商代社会、经济的重要资料。从盘龙城遗址中发现了许多冶炼坩埚和一些孔雀石、木炭、红烧土等，说明这些青铜器是就地冶铸的。铸造方法，基本上和郑州所出的青铜器一致，也是属陶合范的通体浑铸。如三足器上，从口颈、腹、足的中轴线至器底，有三条铸缝线汇于器底的中心或一侧，这是浑铸的证明。有的器物有附件，如卣的提梁，簋的双耳，应是分铸附件后，再通体合铸。盘龙城的青铜器大小不一，花纹各异，未见过两件完全相同的，可见其铸造是一器一范。这样的生产，其效率是不会高的。

盘龙城与郑州两地相隔千里，两地所出青铜器，在器型、纹饰、制作技术等方面有着大致的统一性，这就扩大和丰富了我们对商代前期的疆域和政治、文化影响的认识，改变了过去总认为商文化局限于黄河中游一带的看法。

通过对郑州二里岗、安阳殷墟等遗址的研究，我们已明确了郑州二里岗的商文化是安阳殷墟文化的前身，盘龙城二里岗期青铜器与殷墟的青铜器相比，也表现出它们的相承的发展关系。如殷墟出土的、簋、卣、圆流爵，过去一直搞不清它们的渊源，后来在盘龙城找到了它们的祖型。所以，殷墟的大部分器型，是商代二里岗期的继承和发展。(www.xing528.com)

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1972年发现了鼎、瓿、斝、觚、匕、刀、戈、矛等青铜器，还伴出一件铁刃青铜钺，这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次重大收获，引起了科学界的注意。

1973年对台西村商代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在M17墓内所出的铜刀、铜镞、铜钻等青铜器中，有件青铜戟。这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早的一件。过去误认为一直到商代后期还是戈和矛单独使用，到周代才出现“辛村式”的十字形浑铸戟。M17联装戟的发现，恰好补正了上述说法，同时也表明周代的浑铸戟，当是承袭商代分铸联装戟而来的[461]。

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所出青铜器中意义最大的，是1972年出土的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462]。青铜钺的铁刃宽达60毫米，铜外部分已经断失；铜身夹住部分约厚2毫米，深10毫米。残刃已全部氧化，使鉴定极为困难。科学家利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电子探针等工具，对从铁刃断口表面采取的样品进行分析。观察其成分，铁刃中残留有一些含高镍和低镍的铁粒，具有陨铁的特点，说明铁刃的原材料只能是来自天体的碎块，即当时或早些时候陨落的流星铁[463]。所以，藁城的铁刃青铜钺是用陨铁经过热锻而成的。

1977年8月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也出土一件铁刃铜钺，与藁城出土的形状大体相同，但约小三分之一。根据已有资料对照，估计仍为陨铁锻制。铁刃铜钺的再次发现，说明铁已确被当时人所认识，使用陨铁不是偶然的现象[464]。

过去，据说在河南浚县还出土过约为商末周初的两件镶铁铜兵器。一件是铁刃铜钺，和藁城的铜钺相似，铁刃保存稍好；另一件是铁援铜戈，铁援局部断失。1949年前，这两件兵器被盗卖后流入美国。最初也被误认为是冶炼的铁，后来经过进一步分析，才得出估计也是陨铁所造的结论[465]。

陨铁是天空中的陨石铁，数量是很少的，用少量的陨铁制成的工具，当然更少。这些有限的陨铁工具，在生产上当然不可能产生多大作用。但是，这毕竟是铁器，至少可以证明早在大约33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不仅已认识了铁，而且能够用简单的工具铸造成青铜和铁的复合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古代冶金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

商代前期的手工业，当然以青铜冶铸业成就为最大，其他方面，如陶器、骨器、玉石、缝纫[466]和漆木业等方面，也都有很大的成就。集中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最高水平的，除了青铜器外，就是藁城台西遗址所发现的漆器。在F6室内外发现了一些漆器残片共26块。其中两块画彩，其他都是先在木胎上用利刃雕成花纹，然后再涂朱、髹漆、镶嵌，表面呈现浮雕式的花纹。发现的器物木胎已腐朽，但据残片观察，有些仍能看出器形，有盘有盒，花纹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等，均为朱红地黑漆花，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磨制成圆形、方圆形、三角形的嫩绿色松石，色彩绚丽鲜明，漆面乌黑发亮，花纹精巧、比例匀称。而且漆器胎薄，在雕花木胎上髹漆，使漆器表面呈现出浮雕式的美丽花纹[467]。这些技艺不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在髹漆方面的卓越成就，也说明当时镶嵌艺术的高超水平。从漆器制作的成就看，当时漆工可能已经脱离木工而成为一项专门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