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前期是自商汤灭夏以后开始的。夏王朝晚期的政治中心在河南的伊、洛流域。《史记·吴起列传》载吴起之言曰:“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444]《国语·周语》载西周时“三川震”,伯阳父说:“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是谓伊、洛之于夏,犹西周三川之于周,黄河之于商,是指京都附近的河流对国家盛衰之影响。可见夏桀亡国时之都城确在伊水、洛水之间。商汤灭夏的用兵路线,是自东而西,先伐韦、顾、昆吾,最后才进军至伊、洛攻灭夏桀。
伊、洛一带的田野考古,主要的发现是1959年春以来,在偃师二里头发现的一种早期文化。这一类型的遗址,范围大、堆积厚,文化遗址和文化遗物很丰富,最具代表性,因而命名为“二里头文化”。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位置,正处在伊、洛流域,同传说中的夏桀所在中心地区,大致相符。从遗址层位的叠压关系上看,这一文化遗址,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的堆积。其考古编年共分四期,基本上可以分前后两大期;一、二期为前期,三、四期为后期。一期蚌片碳14测定的年代为距今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三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一、二期在夏积年之内,三、四期则应是早商阶段(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从三期开始,政治上便由商汤政权代替了夏桀政权,也就是商文化代替了夏文化。
下面就根据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反映的早商文化,作一个概括的叙述。
从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四期所出土的遗物,可以看出这时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社会分工和交换也有了发展。三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铜渣、坩埚片和铜镞、铜戈、铜爵、铜凿、铜刀、铜鱼钩、铜铃等(参见图38),最具代表性。这些铜器经过鉴定为青铜器[445]。可知商代早期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也是我国中原地区现在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
图38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
1、2.镞 3.鱼钩 4.小刀 5.锛 6.凿 7.锥 8.爵 9.铃(www.xing528.com)
所出的这些青铜器,制作都相当精致,特别是曲内铜戈,制作工整。绿松石镶嵌的圆铜器,制作尤为精美。这种工艺不仅需要熟练的铸造技术,而且需要工艺美术上熟练的镶嵌技术与之相结合。铜爵的铸造工艺更为复杂,它是仿自陶爵,采用多合范(从铸痕上看,至少四块范)铸成。圆形铜器及铜泡形铜器[446]不知作什么用途,可能是镶嵌在他物之上的饰物。这些铜器反映出商代早期的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发达了。
青铜铸造业是商代早期极其重要的生产部门。并且从铜镞,尤其是铜容器的出现,可以看出已不是刚刚产生的初级阶段,更不是萌芽时期,而是经历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因为合范法铸造需要较高的铸铜技术,没有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办到的。但另一方面,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并不太多,器小而薄,造型简单,几乎全是模仿骨、蚌、陶等器具铸成的。所以这时的铸铜工艺还保留着相当程度的原始性,似乎距离开始掌握这种新技术还不太久,其发明很可能是在龙山文化晚期。
二里头三、四期的青铜器的出现,意味着农业和手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分工,意味着农业已能够提供较多的食粮,从而使社会上一部分人可能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大概已处在这样的经济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有铲、斧、刀、镰等。以石器为最多,骨、蚌器次之。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的普遍存在,说明农业在当时整个经济中已占主要的地位。出土的陶器中有大量的酒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水平已经不低,如果没有较多的粮食,大量酿酒是不可能的。但是,对当时的农业也不应过分夸大。因为从文献记载上看,盘庚迁殷以前还是一种粗耕农业,当时商人仍处在氏族社会末期。从《尚书·无逸》可以看出,商代前期即使身为王或天子,也无例外地杂于“小人”行列,共同劳动。他们当时过着游荡的粗耕农业的艰苦生活[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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