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于东方的证据-《中华远古史》揭秘

1.东方古民族一般都有鸟降生的神话传说

《诗经·商颂·玄鸟》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是春秋时殷商后裔宋人的诗，宋人用玄鸟生商来歌颂其祖先。《楚辞·天问》也说：“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嘉？”也是较早的商族鸟降神话传说。这个故事，《吕氏春秋》和《史记》所记比较详细，撮录于下：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344]

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345]

这两段记载所构成的完整故事是说，商族的始祖是玄鸟卵生的。这类神话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反映。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和符号。”[346]大概商族在先公时代还处在原始社会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各种自然的外在力量在威胁着他们。所以，他们崇拜自然，并产生某一氏族同某种动物或植物存在着血缘联系的幻想，从而把它作为氏族的图腾，幻想它是这个氏族的祖先、保护神或标记。

商族在上古时代曾以鸟为图腾，不但见于文献传说，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可以找到直接可靠的证据。胡厚宣曾从甲骨卜辞中找到一些祭祀商的远祖王亥的卜辞。王亥之“亥”字，有些作（《宁》1.141、《京》3926）、（《佚》888）。这个亥字从亥从鸟或从隹，隹也是鸟形。胡先生认为这是商族以鸟为图腾的确证[347]。

我们从古文献上看到，以鸟为图腾的古部族，除了商族以外，还有淮夷、夫馀、高句丽、嬴秦等族：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348]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如大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名东明……东明善射……南至掩淲水……因都王夫馀。故北夷有夫馀国焉。[349]

高句丽者，出于夫馀。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朱蒙遂至普述水……至纥升骨城，遂居焉。号曰高句丽，因以为氏焉。[350]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351]

夫馀、高句丽都是东方之族，惟嬴秦自西周以来即在西土，因而学术界有些人就认为秦是西方土著民族[352]。其实秦为嬴姓，传说为少皞的后代，而少皞之墟在今山东曲阜。嬴姓诸族如奄、郯、徐、费、莒、黄、江、终黎氏、菟裘氏等等都分布在今山东南部、河南东端及江苏、安徽北部一带，则《史记·秦本纪》所述秦的远祖从东方逐渐西迁的史实必为可信[353]。如此可知，以鸟为图腾的秦、夫馀、高句丽等同为东方的部族。这些以鸟为图腾的古部落都地处东方，商族既然也以鸟为图腾，因而我们推测，商在远古时也同样是东方的氏族部落。

2.商的远祖居地近海

《诗经·商颂·长发》谓：“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为先商甚早之先公，竟能戡定海外，可以推想当时商族决不会远在西方的关中。其居地很可能在东方滨海一带，才能声威远震海外。《商颂》为春秋时商的后裔宋人歌颂其祖宗而作，其追述先人掌故当有所根据。又考《商书·尹告》佚文称：“尹躬先见于西邑夏”[354]。夏晚期的都邑在今河南中部洛阳、偃师一带，商人称之为“西邑”，则商族当时的根据地在今河南省之东，当无问题。

3.王恒、王亥与有易的斗争

《山海经·大荒东经》谓：“有困民国，句姓而食。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曰：“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緜臣也。”王国维认为，《山海经》注引《竹书纪年》中的王亥与《楚辞·天问》所说的“该”，是同一人、同一故事。《天问》说：

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昏微遵迹，有狄不宁……

这里的“该”，据王氏说，就是王亥，也是《史记·殷本纪》中的王振。王亥、王恒之名亦见于殷墟卜辞，故知该、振均为“亥”字之讹。这里的“有扈”、“有狄”，就是《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的“有易”。“扈”是“易”字之误[355]。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王恒、王亥当为兄弟，同为王季之子，昏微则是王季之孙。商的远祖，祖孙三代都与有易进行了斗争。最后，上甲微假师于河伯，才战胜有易。可知这时的商必为有易之邻国。据王国维的说法，有易地处今天河北省的易水流域。则商必在今河北省的中部或南部。

4.从商和亳的地望定商为东土之族

从文献上可知，商的先世是一个经常迁徙的部族，汉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尚书·序》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史记·殷本纪》同。较古的文献所记自契至汤八迁，其具体的地名不多，计有：

商：《荀子·成相》：“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史记·殷本纪》也称契封于商。

商丘：《左传》襄公九年谓：“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世本》：“相土徙商丘，本颛顼之虚。”[356]

蕃：《世本》：“契居蕃”[357]。

砥石：《世本》：“昭明居砥石”。又见《荀子·成相》，前已引。

亳：《史记·殷本纪》：“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据较古的文献所记商族居住的地名，很难凑成八迁。清梁玉绳《史记志疑》作过具体考证，近代王国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作了考证。他认为契自亳居蕃为一迁；昭明居砥石，又迁于商为二迁、三迁；相土东徙泰山下，复归商丘为四迁、五迁；《今本竹书纪年》谓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为六迁；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为七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为八迁[358]。王氏的考证很不科学，因为有的记载说契居商，有的又说契居蕃。商和蕃是一地而二名呢？还是其中有一个记载失实呢？另外，商与商丘是否一地，昭明、阏伯是否一人？等等，这些问题王氏均置而不论。马马虎虎地凑成八迁之数，未免太轻率了。尤其是《今本竹书纪年》出于明人伪撰，没有史料价值，王氏本人已有详考，不应该再利用。因而，我们就不能完全依靠他们所考证的迁移路线，来证明商人的来源了。

商汤以前所居留之地，我们认为主要是商和亳两地，下面将分别讨论。

先说商，《史记·殷本纪》说，商族的老祖宗契封于商。《荀子·成相》称：“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左传》则说相土居商丘[359]。这就是说，商人最早的先王居地是“商”。然而《诗经·商颂》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又称：“帝立子生商”。则“商”又不像地名，而似人名，或者是族名。从文献和卜辞中看，从未见商的始祖有名商的。所以，我们推测“商”是族名。这就是说，商人认为他们的族是玄鸟生的。玄鸟是他们所崇拜的图腾。甲骨文中“商”字作等形，上面的即鳯字上面的鸟冠。所以，“商”字上面的代表他们所崇拜的鸟图腾。“商”字下面的形是什么意思呢？徐中舒说似穴居形[360]。因此我们说，“商”字是商族的族名，后人就把商族居处之地也名之为“商”了。

商和商丘是两个地方，还是一地二名呢？自来众说纷纭无定论。《诗经·商颂》正义谓：“经典之言商者，皆单谓之商，未有称为商丘者”。这是主张商和商丘为二地。杜预《春秋释地》则说：“宋、商、商丘三名一地”。王国维也说，古之宋国，实名商丘，就是今河南省之商丘。现代学者多信从之。但是，宋地在微子未封前名宋，不名商丘。这已清楚地记载于《史记·宋世家》。文、武丁时期卜辞中有“宋伯歪”，如“……取宋〔伯〕歪……”（《铁》38.3）；“己卯卜王贞，鼓其取宋伯歪……”（《佚》106）；“……于宋亾”（《南无》500）；“丙子……又子宋”（《人》3171）；“乙巳卜□王子宋”（《京》2094）。卜辞中这个“宋”是否指今河南商丘虽不能定，但由此可知在晚商时期已有“宋”之名。故不得把灭夏前的商或商丘说成是今河南之商丘[361]。

《水经注·瓠子河》说：

河水旧东决，迁濮阳城东北，故卫也，帝颛顼之虚；昔颛顼自穷桑徙此，号曰商丘，或谓之帝丘，本陶唐氏火正阏伯之所居，亦夏伯昆吾之都，殷相土又都之。故《春秋传》曰，阏伯居商丘，相土因之是也。

这是说濮阳也有商丘，又名帝丘。岑仲勉认为，《水经注》所说的濮阳之商丘才是灭夏前的商丘[362]。奇怪的是，相传夏后相也曾居住过这个地方。皇甫谧说：“帝相徙于商丘，依同姓诸侯斟寻。”[363]

商丘又名帝丘，《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曰：“卫迁于帝丘……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此即《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说的卫、颛顼之虚者。而《太平御览》引《世本》曰：“相徙商丘，颛顼之虚”，则商丘、帝丘为一地。不过从时间上说，相是夏启之孙，相土是商契之孙，两人是同时代的人，夏、商两族怎么可能同时建都于一地？此地很可能本名帝丘，夏后相曾居住过，后来商人也曾住过，因而又有商丘之名。相土所居，可能是另外一个商丘。因为相土与夏后相名字相近，因而附会成相土也曾居住过帝丘这个地方。

《史记·郑世家》记述唐尧迁其火正阏伯于商丘，“集解”引贾逵曰：“商丘，在漳南。”这个“漳”，指河北省南部的漳水。可见这个商丘在河北省的漳水旁。

总之，从古文献上看，古代地名叫“商”或“商丘”的不止一处。河南旧归德地有商丘（即今商丘市），黄河北的濮阳有商丘，河北漳水流域也有商丘。

殷墟卜辞是晚商的遗物，卜辞中的地名有商、中商、大邑商、天邑商、丘商等。这些地名可能不是一地。罗振玉谓卜辞中屡言“入商”，田游所至曰“往”、曰“出”，商独言入，可知文丁、帝乙之世虽居河北，国号尚称商。又谓“天邑商”即“大邑商”之讹[364]。董作宾以为大邑商是商丘[365]，他又见《殷虚书契后编》有一片有“才商贞，今日步于亳”一语，因知商与亳相近，故认为商是今河南商丘，亳是谷熟之南亳[366]。陈梦家综合有关的卜辞而推论商之地望[367]如下：

商、丘商——今商丘附近；

大邑商——今沁阳附近；

天邑商——可能为朝歌之商邑，今淇县东北；

中商——可能在今安阳。

陈先生所考的诸商地望，虽然未必都正确（如商、丘商恐怕不在今商丘，天邑商也未必是朝歌的一个小地名），但他指出名商者不是一地，则合乎史实。丁山说，商代可能有两个以上的都城。“大邑商”是首都，那末，“中商”该是陪都。无论首都、陪都，总是名商。《史记》称卫为“商墟”，正是应用商代的本名，比“殷墟”要合理[368]。

这些称“商”的地名，大概是出自商族最早的一个名商的居地，随着他们的后裔移徙各处，把“商”的地名也带到各处。(www.xing528.com)

较早的“商”或“商丘”在什么地方呢？丁山认为“商”地得名于滳水。卜辞中有此水：

王涉滳，射，又鹿、。（《续》3.44.3）

涉滳，至，射左豕、。（《粹》950）

葛毅卿有《说滳》一文，将“滳”读为“漳”[369]。杨树达有《释滳》[370]，也是以滳为漳水。“滳”与“漳”从声类上说，是可以通转的。古书上往往“商”与“章”通用[371]。所以，卜辞中的“滳”字是可以解为“漳水”的。

文献上，漳水始见于《禹贡》：“覃怀底绩，至于衡漳。”衡漳，《汉书·地理志》作浊漳水，谓浊漳水出自山西省，“东至邺，入清漳”。《水经注·河水》：“又东北过高唐县东，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这条商河俗称小漳河或称清水（实即清漳水），也就是《史记·苏秦列传》中所谓：“赵，南有河漳，东有清河”的“清河”，即清漳水。漳水下游，丁山说分为两支：“一支由滹沱入海，所谓浊漳也；一支由绛河故渎，张甲河左渎，屯氏河故渎，入小漳河，所谓清漳也。清漳下游，一名商河，正与卜辞所见滳水名字相应，殷商时代漳河的干流，应该属此。”[372]

明白了滳水与漳水、滹沱河的支干系统关系，又知道了“商”地最初可能是以鸟为图腾的商族所处之地，乃名之为商。这商地之水名之为滳水，就使我们推想，商族最早的发祥地，当在今河北省中南部滹沱河与漳河流域一带。契被封于商，昭明所迁之商和相土“因之”的商丘，由于史料的缺乏，难以指实其地，但必不出这个范围。《左传》定公九年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郑笺以为东都当在泰山下。则相土所居之商丘，必在泰山之西。这与上面我们所划定的范围，也是相合的。

再说商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史记》称商开国祖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可见亳不但是商迁居之地，而且是其祖先较早居住过的地方。考古地名以“亳”名者甚多，故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自汉起，古今聚讼了两千年，也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主要的有六说：

关中说：司马迁《史记·六国年表序》谓：“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曰：“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说文·高部》也说：“亳，京兆杜陵亭也。”

偃师西亳说：《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尸乡，殷汤所都。”《尚书正义》引郑玄谓：“亳，今河南偃师县有汤亭。”

河南商丘南亳说：《史记·殷本纪》集解引皇甫谧说：“梁国谷熟为南亳，即汤都也。”

山东曹县北亳（又称景亳或蒙亳）说：《后汉书·郡国志》注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蒙有北亳，即景亳，汤所盟处。”《汉书·地理志》山阳郡薄县下引臣瓒注：“汤所都。”薄、亳二字通用。此亳地在今山东曹县南20里。王国维主此说。

河南内黄说：岑仲勉在《黄河变迁史》中提出（第99—100页）。

郑州说：邹衡在《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中提出。

以上这六种说法的六个地方，确乎都名为亳，但其中有些并不是汤所居的亳。《孟子·滕文公》说汤居亳，与葛为邻。又说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葛为今河南宁陵。若汤居关中的亳，或居偃师西亳，都距宁陵八九百里，怎能使亳众去为之耕呢？这一点，前人皆已指出，故关中说和西亳说早已不为人所信。孙星衍（见《外集·汤都考》）、胡天游（见《石笥山房集》）、郝懿行（见《山海经笺疏》）、金鹗（见《求古录·礼说》）、毕亨（见《九水山房文存》）、王国维（见《观堂集林》）都主张汤始都应在东方。《尚书·尹告》佚文说：“尹躬先见于西邑夏”[373]，则此时亳在桀都之东可知。至于今商丘之南亳说，1936年考古学者曾在商丘搜访南亳遗址，毫无线索[374]。可见此说也不可信。

内黄说和郑州说，至多只能证明这两地也有亳称，至于是否就是汤之所居，实在也没有提出什么有力的证据。如内黄之亳，岑仲勉所根据的材料是明、清的文献，可靠性已成问题。何况这也和“与葛为邻”不合。邹衡的郑州说，虽然提出了四条证据[375]，可惜都经不住推敲。比如说郑州发现了东周时期的“亳”字的陶文，的确可以证明“郑州商城在东周时仍名亳”。但它能说明的问题，也就止于此矣。至于是不是汤都？却帮不了多大忙，因为历史上名为亳的地名太多了。

郑州距宁陵的葛也相当遥远，邹衡因而不得不又在郑州南找到名长葛和葛伯城两个含有葛字的地名，以弥补其“与葛为邻”的缺陷。可是长葛北距郑州至少也有一百六七十里，葛伯城北距郑州更在三百里左右，“使亳众往为之耕”，也很不合情理。

根据《尚书·尹告》佚文“尹躬先见于西邑夏”，则当时汤所居之亳在夏桀都之东，夏桀亡国时确在伊、洛流域，汤之用兵次序，《尚书》称“汤一征自葛始”[376]，《诗经·商颂·长发》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葛在今河南宁陵，韦在今河南滑县，顾即卜辞中之雇，在今黄河北岸的原武、原阳一带，昆吾在今河北濮阳县一带。这些与夏同盟的小氏族都处在夏和亳之间，商汤用兵，自东徂西，首先征服他们，为征夏扫清障碍，最后才一举灭夏。若汤所居之亳在郑州，则葛、韦、顾、昆吾都在郑州的东面和东北面，有的比距夏都还远，汤何以不直接西征夏，而先用兵郑州的东面、东北面？这是与汤的用兵路线不合的。

汤在灭夏以前所居之亳，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很多说法都有不可掩饰的缺点。我们认为还是应当以《尚书》、《诗经》和《孟子》所反映的情况为主要依据。凡与此不合的，都必须抛弃。检验的结果，诸说中以第四说即今山东曹县的北亳说比较合理。王国维的《说亳》从三方面加以证实[377]，其中固有一些可商之处，但基本的结论还是难以动摇的。

最后，再谈谈偃师西亳。我们已经否定了它是汤在灭夏前所居之亳，可是自汉班固、郑玄以来，都说这个地方是汤都，还是事出有因的。

前面已讲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其文化堆积层分为四期，一、二期是夏文化，三、四期是商的早期文化。并且二里头三期层中还发现了宫殿遗址。这期的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00—1300年[378]，正相当于商代早期。毫无疑问，这座宫殿遗址是商代早期的。

由于这个早商遗址的发现，有些考古学者又提出了关于汤都西亳的问题。他们说这是汤都西亳有力的实物证据[379]。我们认为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虽然是早商文化，但是从地区上看，它不可能是汤灭夏前汤所居之亳，已辨如前。但是汤灭夏之后，很可能即把商都从东方的亳迁到夏都，又把“亳”这个名带到新都。偃师二里头遗址的一、二期是夏文化，也就是夏晚期的政治中心，二里头三、四期便是商的新都亳了。《齐侯镈》铭文：“成唐（汤），又严在帝所，尊受天命……咸有九州，处禹之堵（都）”。这是汤灭夏而移居其地的明证。此器做于春秋中世，其传说可能较古。再从二里头的宫殿遗址的年代和规模上看，和汤早期的亳都是相符合的。

所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前所居之亳是不确的，但若说偃师西亳是汤灭夏后的商都，可能是真实的（参见第五章第三节）。

综合以上商和亳的地望，均说明商为东方之族。

5.蕃、蒲、薄、蒲姑、番吾均为“亳”音之转

前面讨论汤都亳的问题时，已经看到名“亳”的地名有六个之多。其实若在文献中仔细搜索统计一下，实际数字大大超过此数。如《左传》昭公九年云：“昔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近于幽、燕之亳，可能在易水流域。《春秋》襄公十一年：“同盟于亳城北”，此为郑地之亳。《左传》定公六年谓：“盟国人于亳社”，此鲁国之亳。同名“亳”的地名这么多，当然不会所有名“亳”者都与商汤有直接关系。可是，名“亳”的地名如此之多，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认为这是由于商族在古时频繁迁徙造成的。

先商时代的商族还停留在氏族社会阶段，过着粗放的农业或畜牧经济生活。他们基本上是逐水草而居，无一定的久居之地，史称商汤以前八迁无定处。我们从历史的惯例看，迁徙的民族，往往以其旧居的地名，名新迁至的新土。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如周的京都原在陕西为宗周，东迁河南洛阳附近为成周；鲁原在河南鲁山，后徙封于山东名鲁；燕原本在山西，后徙封于河北北境，仍名燕。战国时的魏，本在河东，迁都河南开封后，仍号魏。又如南北朝时，有所谓侨州、侨县。许多北方人民跟随东晋南迁，所住的新地仍依他们的旧日家乡名来命名，从冀州南迁的叫做南冀州，从雍州南迁的叫做东雍州。

世界史上如十六七世纪西班牙人到了中美、南美，于是就名其地为新西班牙；英人到了北美中部东陲，于是就号其地为新英伦。英、美同名的地名相当多，如波士顿、牛津、剑桥等地名，都是英美两国都有。

像这种以旧地名重名新地的民族习惯，古今中外，大致相同。商族的祖先最初居地可能名“亳”，后来他们由于生活的需要，而逐渐迁于其他地方。他们当然也会沿此习惯，把“亳”的地名带到新居地去。于是随着他们的迁徙，以“亳”为名的地名，也就散而之四方。从亳地名的蔓延上，我们可以考见当时商族的发祥地，以及他们的迁徙路线和活动范围。

《史记》称“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意思是说汤的先王所居之地也名亳，可能是异地同名。汤最早的先王是契，《世本》称“契居蕃”，或作“番”[380]。这里的“蕃”或“番”据丁山说是“亳字音讹”[381]。这很可能。二字古韵部虽然不易通转（蕃、番二字在段氏十四部，而亳则在段氏第五部），但声纽上是可通的。由此可证“契居蕃”，就是“契居亳”。《左传》昭公九年所记的北土的“肃慎、燕、亳”的“亳”，与肃慎、燕连言，三地必为近邻。肃慎地在东北，燕在今北京，则此“亳”必在今河北省北部。丁山认为“在易水流域”，这可能就是契所居之地。

商的始祖居于河北易水流域的亳地，其后世子孙散而他迁，于是以“亳”为名的地名遗留于各地。

我们从历史地理上看，在河北省的中南部，山东省的河水、济水流域内，有一些与“亳”名有关联的地名和水名。如：

博水、博陵、蒲水、蒲阴《水经》：“滱水又东，过博陵县南。”注云：“滱水东北，径陵阳亭东，又北，左会博水。……博水又东北，左则濡水注之。水出蒲阴县西昌安郭南。……濡水又东得蒲水口。……《地理志》曰：城在蒲水之阴。……《地理志》曰：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

蒲吾、番吾《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有蒲吾县；《史记·赵世家》与《苏秦列传》作“番吾”。

蒲姑、薄姑《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左传》昭公二十年谓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史记·周本纪》谓周公东征，“残奄，迁其君薄姑。”《尚书序》作“蒲姑”。

文献上这些古地名中的“博”、“蒲”、“薄”、“番”等字，以声类韵部求之，可能都是“亳”字一音之转。“亳”字为并纽铎韵字，上古声为]，段玉裁定为五部。“薄”与“亳”声完全相同，可以不论。而“博”字与“亳”仅清浊不同，均为五部字。“蒲”为模韵，《切韵》音为，但模部字上古音应有一个浊纽的韵尾辅音。段玉裁也定为五部字，故与“亳”相通。“番”的韵部虽然与“亳”字音较远（番字是段氏十四部），但其声母与“亳”也是可以通转的。

至于两字名的“薄姑”、“蒲姑”、“蒲吾”与“番吾”中的“姑”和“吾”两字，一为见纽，一为疑纽，都是舌根音，发音部位相同。所以，“蒲吾”、“番吾”也就是“薄姑”。这些名字虽然写法不同，但实际上都来源于“亳”字。因为“亳”上古音是，若缓读之，韵尾辅音用见纽的“姑”或疑纽的“吾”字标出，即构成“薄姑”、“蒲姑”、“蒲吾”、“番吾”等两字之词。“亳”字的古音仍保存于日本，日语的吴音读“亳”为，与“薄姑”两字音极为相近。

由此观之，则博水、蒲水、蒲吾、番吾都可能是商族最早居地“亳”字一音之变，是商契后裔移徙时带到各地的遗迹。博水、蒲水、蒲吾等地名、水名大致的分布地域，和前面我们讨论的商、滳水、漳水、滹沱的地域也大致相同，我们认为商族最早生活在河北省中南部一带，若合符节。

《世本》和《荀子·成相》都说商的远祖昭明居砥石。这个砥石之所在，也应当不出这个范围。丁山说，“砥为泜字传写之误”，又谓砥石即泜水与石济水的混名。《山海经·北山经》：出于敦与之山的有泜水。又《汉书·地理志》：常山郡房子县赞皇山，石济水所出，东流入泜。由于石济水入泜水，泜水自可名为泜石水。所以，砥石应在今河北省的元氏、平山一带[382]。1978年河北省元氏县西张村出土一批有铭文的西周铜器。其中的《叔父卣》铭文有“女期用乡乃辟侯”的文字，《臣谏簋》铭文有“隹戎大出〔于〕”、“亚旅处于”。这里的“”可能就是“砥石”的“砥”，而侯或即西周封于“”的贵族[383]。李学勤、唐云明也认为这里的“”，就是“泜”，“国实由地处泜水流域而得名”[384]。这种论断非常正确。有的研究者以《淮南子·墬形训》的“辽出砥石”的“砥石”说商祖昭明所居之砥石[385]，恐怕失之过远了。

又《吕氏春秋·慎大览》：“亲郼如夏”，高诱曰：“郼读如衣，今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尚书·康诰》：“文王殪戎殷”，《礼记·中庸》作“壹戎衣”，《沈子也簋》：“念自先王先公迺克衣”，这些“衣”即“殷”。故知殷、衣、郼三字古通用。郼即卫字，“卫”为康侯所封之国，地在卫辉、大名一带。古时豕韦所居。《左传》哀公二十四年杜注谓：“东郡白马县东南有韦城。”晋之白马县当在今滑县东。《吕氏春秋·有始览》云：“河、济之间为兖州、卫也。”过去的学者早已提出殷、衣、郼、韦、卫、兖诸字，从音韵学上看，可能出于一源，后世逐渐分化为不同之名[386]。这个所谓殷、衣、卫、兖的地望，大概就在大河与济水之间。现在所熟悉的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盘庚迁都以后的事。

考察一下博水、蒲吾、砥石及韦、兖、殷诸地的分布情况，则汤以前先公发祥自北而南的踪迹历历在目。

至于蒲姑、薄姑的地望，据春秋时王使詹桓伯说，“蒲姑、商奄，吾东土也”[387]。这个周东土的蒲姑，杜注：“乐安博昌县北有薄姑城。”《汉书·地理志》千乘郡有博昌县，即今山东的博兴县。《左传》哀公十一年有鲁伐齐“克博”。杜注：博，齐邑也，在齐的西南境。战国时齐有博邑（见《齐策》），有博陵（见《史记·田齐世家》），有博关（见《战国策·齐策》及《史记·苏秦张仪列传》）。这些地名，在山东西北部。两周时齐国的南面是鲁国。《左传》定公六年谓鲁国阳虎“盟国人于亳社”。《春秋》哀公四年：“六月辛丑，亳社灾”。《公羊传》作“蒲社”，并谓：“蒲社者何？亡国之社也。”周人所谓“亡国之社”，当然是指商社。可见鲁地也有“亳”称。《左传》哀公十四年载宋景公曰：“薄，宗邑也。”薄即亳，即春秋末年宋亦有“亳”。

总之，与商族古史有关的亳、博、薄姑之古地名，均分布在今山东、河北的河、济之间。则商族远古居留移徙之迹，可推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