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

考古工作者为了探索夏文化，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到偃师二里头遗址。对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和探索的范围逐年扩大，发现这个文化层堆积形成一种比较典型的文化[321]，普遍存在于豫中、黄河南岸、陕县、荥阳、郑州，洛水、伊水流域的洛阳、偃师、巩县、宜阳、临汝、登封、嵩县等地，以及山西西南部永济、汾河下游一带。二里头文化，从时代上看，一般来说介于典型的龙山文化和商代前期文化之间。根据已经公布的材料，考古工作者将偃师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以夹砂黑陶和泥质黑陶居多，灰陶较少，纹饰以篮纹为主，陶器以平底为主，盆、罐等器物在形制上与典型龙山文化基本相同。其绝对年代，根据对属于第一期的蚌片所作的碳14的测定，距今为3585±95年（公元前1620±95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2080—1690年[322]。第二期，灰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纹饰以细绳纹为主，篮纹减少。第一、二期都不见有较粗的绳纹。第三、四期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黑陶进一步减少，粗绳纹出现，篮纹几乎绝迹。器形同郑州二里岗期商文化常见的同类器物已很接近。尤其是第四期中，这种陶器的数量更多，形制同二里岗期的同类器物更趋一致。在第三期中还发现大型的宫殿建筑和少量的青铜器。其绝对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210±90年（公元前1245±90年），树轮校正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590—1300年，相当于商代早期。这一期的文化面貌，也基本上是商代文化的特征[323]。

在二里头遗址中，第一、二期与三、四期有显著的差异：第一、二期未发现铜器，而第三、四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第一、二期文化接近由仰韶文化过渡而形成的一支河南龙山文化，可是第三、四期则接近二里岗期的商文化。第三期遗存中既有以第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又有新出现的鬲、簋、斝、卷沿圜底盆、大口尊等陶器。这种类型的陶器，是二里岗期商代文化的特征。

那种认为二里头第一、二、三、四期文化都属于夏文化，或者说都属于商文化的观点，对于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在文化上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点，是无法解释的[324]。所以我们推测，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与第三、四期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偃师是夏族、商族共同活动过的地域，从绝对年代看，二里头第一、二期基本上处在夏代及夏代末年范围之内（夏代纪年为公元前21—前16世纪），而第三、四期则基本上处在商代的早期。我们已知第三、四期的文化接近二里岗的商文化，可能就是早商文化。第一、二期既然与第三、四期在文化内涵上有显著的差异，则第一、二期不会是先商文化，从时间和地域考虑，可能是夏文化。(www.xing528.com)

有的研究者还注意到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有的说第二期）出现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认为原来在这里发展着的以第一、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到第三期突然又出现外来的一个新的、强大的、接近二里岗商文化的因素[325]。这种现象的出现，只能以商汤灭夏这一政治变革才能解释清楚。从这一点看，那种认为二里头前三期是夏文化，第四期才是早商文化的说法[326]，也显得不够妥当了。在夏代末年，伊、洛附近的洛阳、偃师一带为夏王朝的政治中心。夏桀时，东方兴起的商族西向灭掉夏之与国韦、顾和昆吾，最后驱逐夏桀，建立了商朝。这时可能正当二里头遗址的第二、三期，在文化上自然会出现夏、商两种文化因素并存的现象。这就是说，二里头遗址第一、二期是夏文化，第三、四期是早商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