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尧、虞舜和夏禹基本上都还是由氏族民主选举选出的领袖。夏禹和唐尧、虞舜所不同的是:唐尧、虞舜至少在形式上还是执行着民主选举这一古老的制度,而夏禹则经过一段曲折斗争的过程,最后传子制战胜传贤制,因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
关于夏王朝,古籍上叙述的史实不多。但至迟在周初就有人说过:“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259]又有:“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260]足证西周人认为周以前有殷,殷以前有夏。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汉司马迁作《夏本纪》,所载夏世系十七君十四世,世系分明;并且所列诸王名,竟与数百年以后晋人在汲冢所发现的战国时人所撰《竹书纪年》记载的大致相合,可见司马迁作《夏本纪》一定是有所根据的。所以说,中国历史上确实有一个夏代,是不容置疑的。
过去有些疑古学派的史学家,往往对夏代的全部传说一概加以怀疑,这种做法,现在看起来是不妥的。又有人疑禹与夏无关,然《墨子》已有“夏禹”二字连用之词[261]。足证禹为夏祖的传说,出现得很早。
传说夏部落是由包括夏氏族在内的十多个氏族联合发展而来的。其活动地区,西到今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和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与我国其他氏族部落形成犬牙交错的局面。据说在唐尧、虞舜为部落首领时,黄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水,大地一片汪洋,人们没有住处,扶老携幼,东西游荡,十分艰苦。这时,舜派禹去治理洪水。据说禹在治水期间,“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卑宫室,致费于沟洫”[262]。最后,他领导民众用疏导的方法,终于把洪水治平,立了大功。由于当时已是氏族公社制的末期,禹在他个人声威上升当中,拥有了驾于群众之上的特殊权力。他利用获得的威望和权力,继承舜,当上了部落酋长。在他任酋长期间,又打败了南方的三苗[263]。这一显赫的战功,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地位。
禹之子为启,晚周文献多有记载。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很不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264];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265];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266]。这些都是周末人所记,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公天下”变为“家天下”,是自启开始的。这是古代一大变局。(www.xing528.com)
这个时候在经济方面虽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引起了“职位”私有的观念,不过旧的“禅让”的传统习惯为启所破坏,一定会有很多思想保守的人起来反对,经过较长时间的动乱,而后安定。据说当时有扈氏就“仗义”起兵,反对启破坏旧制,因而展开新旧两种势力的斗争,也就是“传贤”与“传子”的斗争。结果,启战败有扈氏,罚有扈氏做牧奴[267]。
关于这段历史,各书所记颇有分歧。《尚书》有《甘誓》一篇,即记征伐有扈氏,大战于甘而作的誓师辞。从文字很平易这点来看,可知决非夏代的作品。并且有扈究竟是谁?征有扈氏的是夏王朝的哪一个王?扈和甘两地到底在何处?自古即无定说。今文家谓有扈为义而亡,并谓有扈是启的庶兄[268];古文家谓有扈为姒姓,并谓有扈为无道国[269]。有的说《甘誓》是禹伐有扈[270];或以此篇为启伐有扈而作[271];或以此篇为夏之相伐有扈而作[272]。扈地,旧注疏家多谓在扶风鄠县[273],即今陕西户县。并说甘在有扈南郊,又引《说文·邑部》及《汉书·地理志》扶风鄠县有“扈谷”、“甘亭”为证[274]。这些说法仅系猜测,并无实证。但较古的文献《左传》以“扈”为夏异姓诸侯,而东夷少昊族有“九扈”[275],有的学者认为此即“有扈”。“扈”亦作“雇”[276],作为地名见于甲骨文,亦不会西至陕西。
由此可见,由于没有夏代原始史料流传下来,对夏史出现一些传闻异词是毫不足怪的。根据顾颉刚、刘起釪对《甘誓》篇的研究[277],与有扈氏作战的是启而不是禹。有扈氏不是夏的同姓部落,而是异姓的东夷少昊族的“九扈”。“扈”就是殷代的雇,在今郑州北原阳一带。“甘”在今洛阳西南。这一说法与传说中夏族活动的地域及发展的路线暗合,是个较妥当的看法。
总之,启战胜了有扈氏,才使夏代的传子制真正巩固下来。传子制的产生是从父系氏族社会开始的。因而,有了传子制,并不等于原始公社制的解体与消灭。不过它表明在“氏族内部已经有了特殊的显贵家庭底最初萌芽”[278]。也可以说是原始公社解体的一个先行步骤。夏王朝和传子制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处在这样一个父系氏族社会刚开始解体状态的夏代,对其社会发展阶段决不能估计过高。我们称夏代为“王朝”是习惯用语,“王朝”不代表阶级社会。现代史学家大多认为夏代已正式进入奴隶社会,我们感觉到这种说法是值得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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