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语言与文字的产生及古代记事方式

原始人类的文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便是传达思想感情的方式之创造。在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由于劳动和生活的需要，人与人之间迫切地需要解决如何互通声气，到了这个时候，沟通思想的方法才会产生。沟通思想的方法有多种形式，用于当面表达的有手势和语言；用于较远距离或者超过一定的时空的则有文字。语言和文字实际是一物的两面，因为文字不过是写下的语言而已。只是语言的发明先于文字，大概在猿人时期就已经有原始的语言了。而文字一般则产生在原始社会瓦解的时候。

我国的文字起源于何时？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在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遗址里，发现过一些近似文字的刻划和符号，有助于对这一问题的解决。

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以出土彩陶著称。值得注意的是，在出土的陶钵口沿上，常发现刻有简单而又整齐规则的符号，据统计，不同的种类有四五十个之多。最常见的是一竖划，其次是“”形（见图34）。在临潼姜寨遗址所发现的陶器上，有120多个刻划符号，共39种。

1974年在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墓葬出土的彩陶壶上也发现一些符号，已收集的达50余种之多（见图35）。其中以“╋”、“━”和“”符号最常见。

图34　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

图35　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出土彩陶上的刻划符号。

这几处陶器上的刻划符号不尽相同，可能是各个氏族的一种特定的记号。我国古代在文字产生之前，流行“结绳记事”和“契木为文”，这些刻划符号，当是我国古代原始文字中的一种。(www.xing528.com)

研究我国的原始文字，必须首先看到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古代各族可能都有自己的原始文化。古史、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曾指出：“我国的疆域如此广阔，民族如此众多，在古代决不可能只有一种民族语言，也不可能只有一种文字”。他又说：“一直到唐宋以后，我国境内还存在着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彝文、纳西文等等。我们应该认识到我国由于历史悠久，在汉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内，语言文字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决不能认为我国从古至今，只有这一种语言文字。”[202]

半坡陶器和柳湾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到底是我国哪一民族的原始文字，学术界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讨论。于省吾先生曾把半坡陶器上的个别刻划符号与汉字作对比，认为这种陶文就是我国汉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203]。

于先生这种推断有其可能性，所举的那九个有关数词和象形的陶文，和甲骨文确实有点相似。不过，从陶文的整个体系看，与甲骨文的体系显然有别。各民族的原始文字，一般都来源于客观的图像。因而各民族的原始文字，在数词和个别象形字方面，都是相近或相似的[204]。所以，半坡、柳湾出土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是不是我国今天流行的汉字的原始阶段，或是属于我国兄弟民族的原始文字？根据现有的材料，还难以提出足以服人的定论。

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和诸城前寨两个大汶口文化遗址，共发现了刻在16件陶器上的18个图像文字[205]。其中有两个是斧和锄的象形。唐兰先生释为“戉”和“斤”。另两个图像，是日出的意符字。显然，这两个字一个是繁体，一个是简体。唐先生认为这个字的上部为“日”，中部为“火”，下面是“山”，因而释为“”，简化为“炅”字。于省吾先生则认为上部的“”像日形，中间的像云气形，下面像山，谓：“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的太阳，其为早晨旦明的景象，宛然如绘。”又谓：“这是原始的‘旦’字，也是个会意字。写成楷书则作。”[206]我们认为于先生这个说法是合理的。这个字在两处遗址的三种器物上重复出现，显然已经发展成为定型的文字。唐先生说：“这些象形文字跟商、周青铜器文字、商代甲骨文字以及陶器文字，都是一脉相承的。”[207]由此，我们可以把汉字的渊源，追溯到大汶口文化时代。

大汶口文化可以分为三期。有文字的陶器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我们推测陶文出现的年代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