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古史：父系氏族公社制的确立

大约从5000年前开始，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先后从母系氏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华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前期还是母系氏族因素占主要地位，到中、后期便开始转变到父系氏族社会了。在西部地区，马家窑文化还是母系氏族，到齐家文化就过渡到了父系氏族社会。在长江中、下游流域，马家浜文化可能还是母系氏族，可是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大概已是父系氏族了。长城以北草原地带的细石器文化遗址，所出土的陶器在技术上比中原地区的原始，有的遗址根本就没有发现陶片。那里的人们主要从事狩猎和游牧，可能较早进入以高级的畜牧业为主的生活。而高级畜牧业往往是以男子劳动占主要地位的。因之，我们推测细石器文化地区可能较早地进入父系氏族公社的时代。

母系氏族社会之所以转向父系氏族社会，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男子在农业和畜牧业劳动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山东宁阳堡头龙山文化遗址墓中，凡尸体头部有装饰品的，大都是妇女，并且都随葬纺轮；反之，头部无装饰品的，大都是男子，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146]。又如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的120多座墓葬，凡头部有装饰品的，均随葬纺轮；头部无装饰品的，多随葬农具[147]。1974年开始在青海乐都柳湾发现的马厂类型的氏族公共墓地，有成年男女的合葬墓，如三二〇号墓等。根据对人骨性别的鉴定，已知男女性别的随葬物，53个男性中有45人随葬斧、锛、凿、刀等农具，只有8人随葬纺轮；而在31个女性中则有28人随葬纺轮[148]。

从山东堡头、青海柳湾这些墓葬所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男女间在劳动上有了较明确的男耕女织的分工。男子在作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农业和手工业中，逐渐成为主要的劳动力，而妇女则从事纺织和家务等次要的劳动。这与仰韶文化早期妇女主要从事农业，男子从事作为辅助经济的狩猎，恰成鲜明的对比。男女生产劳动分工的变化，决定了男女社会地位高低的变化。这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者既然已不是妇女，她们也就逐渐失掉了过去那种崇高的社会地位，代之而起的是男子变成了社会的主宰。

从墓葬制度上看，仰韶文化时期那种迁移合葬墓已经绝迹，群男合葬与群女合葬的习俗也消失了。这时流行的是单人埋葬制度，并出现了一对男女（夫妻）合葬墓，以及个别一男二女的合葬墓。这说明一夫一妻制和一夫多妻制的雏形已逐渐出现。甘肃临夏秦魏家齐家文化的十余座成年男女合葬墓中，如九十五号墓、一〇五号墓、一二四号墓等，右边是男性，仰卧直肢；左边是女性，下肢弯屈，侧身向着男子[149]。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现一男二女合葬墓，如二十四号墓，男的仰身直肢居正中，女的侧身屈肢位于左右两侧，皆面向男子，当系一夫二妻的合葬墓[150]。青海乐都柳湾的原始社会墓葬里，也发现成年男女合葬墓[151]。山东大汶口墓地有八座合葬墓。经鉴定，其中有四座为男女成年人合葬。这四座墓中除一座埋有三人（内有一儿童）外，其余三座都是两人，皆为一次葬。男子居墓穴正中，女子却在扩出的长方形坑内（如一号墓），随葬品也多偏置于男性一侧（如一号、十二号、三十五号墓），这显示出男子居于主要地位，而妇女则居于从属地位，表现出父权制已经确立。在属于龙山文化的陕西长安客省庄、华县泉护村、山东万荣荆村，齐家文化的临夏张家嘴等遗址[152]，以及1979年在湖南安乡县汤家岗遗址[153]，都发现了反映男性崇拜的石器或陶器。尤其是在青海乐都柳湾的马厂类型遗址发现的一件彩陶壶，上面雕有一男性裸体像[154]。这些都反映了男性崇拜，也是男子为中心的父系氏族社会的最好证明。(www.xing528.com)

父系氏族社会的一个主要标志，是按男系确定血统关系和继承权。男子既然在社会生产和家庭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他们也就拥有更多的财产。但是，在母权制按女系计算时，男子的财产在他死后要归他出生的氏族，也就是落到母方血统的兄弟姊妹和姊妹的子女等亲属之手。随着对偶婚进一步发展，子女已确知谁是自己的生身父亲。子女迫切要求改变旧的继承法，由自己继承父亲的财产，父亲也愿意自己的子女继承自己的财产。但是，财产不能流出本氏族。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就是改变原来女子留在本氏族、男子出嫁的旧传统，变为让男子留在本氏族，女子出嫁到男方氏族，随男方居住，血缘关系按父系计算。这种变化虽是人类史上的一次大变革，但又是在完全不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因为这一变革，并不损害任何别的氏族成员，父亲和儿女是欢迎的，妇女为了有利于自己的子女，当然也是欢迎的。

在这一大变革过程中，原来夫妇不甚巩固的对偶婚，逐渐向一夫一妻制过渡。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是男女双方比较牢固和持久的结合，一般都是终身的夫妇关系，这就形成了社会生活的基本细胞，因而也就成为氏族制瓦解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