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史：母系家族产生与父系氏族制的萌芽

中原的仰韶文化和江南的河姆渡文化都是以原始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农业技术已进展到耒耜耕种阶段。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大批骨耜，半坡、姜寨等仰韶文化晚期地层中发现了大批石锄、石镰。这些工具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力。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畜牧业由于有了饲料，也有可能发展起来。不过，从西安半坡所发现的饲养猪的骨骼看，绝大部分都是在幼小的时候宰杀的，这可能是因为饲料尚不丰富，无力长期饲养的缘故。可见，当时饲养家畜的经济价值还不大。大汶口文化，家畜的饲养好像有所发展。大汶口遗址中出土了不少猪、鸡、狗的骨骼。9号墓还出土了一件红陶兽形器，体形肥壮、拱鼻张口，显然是猪形。这是家畜饲养较为普遍在造型艺术中的反映。

在母系氏族制度繁荣阶段，农业、畜牧业不断发展，促使当时的社会组织也不断地变化。仰韶文化晚期半坡类型遗址的墓葬出现多人合葬的新现象。在陕西华阴横阵村遗址还发现了大葬坑套小葬坑的集体埋葬制。如1号大坑里面套5个小坑，每坑埋4至12具骨架，共44具。每坑都有随葬品。其他的多系单个合葬坑，以二次葬居多。合葬坑中一次葬死者或二次葬死者的头骨排列有一定的方向[142]。这些现象肯定不是偶然的，而是有意的安排。

墓葬习俗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相一致的。比如在氏族公社前半期，生产资料和财产是氏族公有。氏族作为当时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既是一个血缘集团，同时又是一个经济集团。全氏族成员在生产时，共同劳动，共同占有产品，死后一同埋在公共墓地里。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氏族社会的民主生活。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同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不断提高，过去需要整个氏族才能从事的生产活动，而今在较小的范围内就能够胜任了。为了便于生产，氏族内部便依照血缘的亲疏，自然而然地形成若干个小生产集团，这就是氏族内部划分成若干个母系家族的原因。母系家族作为一个共同生产、生活，共同占有财产的小单位，逐渐取代了氏族这样的大单位在这方面的职能。华阴横阵村发现的氏族公共墓地中，在一个长方形大坑内套有5个或7个多人合葬的小方坑，每个小方坑中的成员，大概就是一个母系家族。整个大坑的成员可能是由几个母系家族组成的母系氏族。大坑、小坑内的成员只能包括共产制家族经济中的母系血缘亲属，即同胞姊妹、姨表姊妹等及其子女，以及她们的归葬的同胞兄弟们，决不可能是对偶家庭的合葬墓，因为这不合乎氏族制度的根本法则。共产制家族经济下的对偶家庭成员，包括一些始终属于别的氏族的男子，他们死后必须归葬到自己出生氏族的墓地。所以，这些大坑套小坑的埋葬方式，仍属于母系氏族墓葬制度，小坑内的死者都是同一个祖母所生的后代，除了出嫁到别的氏族，回来归葬的兄弟们之外，其余都是生前同一个家族中的成员。这种家族的产生，意味着母系氏族制度开始走下坡路，并以缓慢的步伐向着父权制氏族制度前进[143]。(www.xing528.com)

仰韶文化时期，尤其是在它的晚期阶段，人们已从群婚过渡到对偶婚占主导地位的婚姻生活。这种松散的婚姻虽然还不具备夫妻独占性的同居，但已包含着一夫一妻制的萌芽。当时子女已初步意识到谁是他们的生父，这就给以后的父系氏族制的产生打下了基础。马克思说过：“父权的萌芽是与对偶制家族一同产生的，父权随着新家族越来越有一夫一妻制特征而发展起来。”[144]在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遗存中，458号墓中为一男性老人，葬式为仰身直肢二次葬，骨架保存较好，墓椁较大，墓内有层台，用三至四层砾石砌成石棺。随葬品有尖底罐、钵、盂等[145]。这种较为庄重的男性墓葬，在仰韶文化遗存中是少见的。另外，在仰韶文化晚期还出现几座以男子为中心的迁徙合葬墓。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父权的增长，可能是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