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漳县革命老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成果

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和整风、反右派斗争，经济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人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情绪高涨。为此，党中央、毛主席酝酿并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这个过程中相继发出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当时被称为“三面红旗”。

开展“大跃进”运动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进行的初步探索。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充分肯定了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形势，强调建设速度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南漳县从1958年至1960年也开展了以大办农业、大办钢铁为主要内容的“大跃进”运动。

农业生产“大跃进”。1958年1月11日至14日，中共南漳县委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决定1958年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千、百、万”运动，即水田种植面积翻一番，平均亩产900斤，总产达到5.8亿斤，争取实现粮食亩产过千斤，出现250个水稻亩产千斤社，沐浴、九集、刘集三个区争取达到每户万斤粮；棉花产量翻一番，实现亩产百斤皮棉县；油料翻两番，多种经营、副业收入户均达到150—200元。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县委要求抓住3个关键：一是要有坚强的指挥部，要有好的领导作风；二是走群众路线，坚决依靠群众；三是要有大胆的革命精神，改革生产工具，提高劳动生产率。

技术革新和生产工具改革。在农业生产技术环节上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以密植为中心的农业种植技术改革。在耕作制度上，大力开展统一的深翻耕地，要求达到一尺深，施肥双千担。提高小麦、水稻的种植密度，要求小麦成穗达到每亩100万穗；水稻3×3寸（株距），每亩12万—14万株，以实现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二是狠抓了生产工具的改良、改造、改革。1958年4月，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区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进一步扩展工具改革，在大力开展群众性的献计献策、技术革新运动中，县农具厂的工人改进铁底模，使产量翻三番，产量由过去的1天生产22箱，改为150分钟生产22箱，“小搬炉”改为“冲天炉”，铁炭比大大提高。该厂排除万难搞革新，仅仅3个月就试制了28种新农具，如两（三）齿耘锄、脚踏苞谷脱粒机、下秧机、插秧船、手摇喷粉器、喷雾车、各种水车、双铧犁、棉耩、自动风车、桐子剥壳机、改良土耖、连作耙等。3个月后，全县建起了5766个农具加工厂，制造各种农具166020件，改良各种农具183099件，发明创造各种农具12816件，兴办农、林、畜牧繁殖场1170个、肥料制造厂408个，生产化肥和农家肥1875547担。

兴修水利。1958年9月南漳掀起了“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大办水利”的群众性兴修水利运动高潮。全县开工兴建的大型水库1座、小Ⅰ型水库2座、小Ⅱ型水库9座；兴建和续建的号称“百里大渠”14条，投入劳力5.7万人，占总劳力的40%。7月，南漳第一座大型水库（三道河水库）上马，沐浴、九集两个公社上劳力6200人，开通了248米的导流底洞；完成了坝区地质勘测钻探任务；库区移民搬迁结束；坝区清基、修路、开辟坝区土料场等前期准备工作。1959年10月下旬，襄阳专员公署组成“三道河电站工程指挥部”，南漳上劳力8000人，宜城上劳力6000人，坚持冬春突击和常年施工。1960年冬，宜城上劳力2万人、南漳上劳力1万人、襄樊市上劳力300人，展开前所未有的筑坝大会战。与三道河二期工程同时开工的还有云台山大型水库，参加会战的有刘集、巡检、肖堰、沐浴（1000人）四个公社共10000人。

1958年10—12月，全县相继兴建小Ⅰ型水库2座（九集公社的双石磙水库）、大渠14条（巡检漳河胜利南渠、白龙潭大渠，肖堰漳河胜利北渠、林河大渠、茅坪河大渠，薛坪泉头崖大渠、紫龙寺河大渠，长坪赵家岭大渠、龙凤河大渠，李庙店子河大渠，续建九集、刘集、青龙、永丰大渠）、小Ⅱ型水库9座（九集公社的王花园、黄家冲、金家湾、吴家冲、王家垱，沐浴公社的马家嘴、青年、徐家沟，巡检公社的白龙潭），共蓄水308.4万立方米，灌溉农田166.7公顷。

1957年至1959年，南漳共建小Ⅰ型水库4座、小Ⅱ型水库24座；建成可灌溉3万亩的盘山大渠3条；新增蓄（引）水总量4212万立方米，是解放初期蓄（引）水总量1430万立方米的2.94倍，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达7.1万亩，占全县水田面积36万亩的五分之一。云台山水库于1966年5月建成，三道河水库于1966年7月建成，石门水库于1970年9月建成。创下历史纪录。

生产“大跃进”。1958年由于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开展全党全民整风，不断地反右倾、反保守，坚持搞群众运动，敢想敢说敢干，认真贯彻执行农业“水、肥、土、种、密、保、公、管”的八字宪法，狠抓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全县粮食总产达到32059万斤、棉花总产12628担（每担100斤）、油料总产45857吨。在当时高产风、浮夸风的影响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全县各地出现了许多“高产”典型，放了许多“高产”卫星。全县出现亩产千斤以上的小麦1500亩，武东跃进大队有11.5亩小麦平均亩产1680斤；刘集四社一块田亩产14040斤稻谷；龙门乡两块田一块亩产9130斤，一块亩产9400斤稻谷；金厢一社有两亩中稻平均亩产14000斤；双柏乡2500亩早稻平均单产达到1502斤。

1959年2月12—18日，南漳召开四级干部会议（总结1958年工作的庆功会暨1959年工作的誓师会）。会议提出1959年的奋斗口号：大战1959年，户户万斤粮，产值增三倍，人人千元钱，生猪一头半，工资翻一番。即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5000万元，比1958年增长3倍，粮食总产达到16亿斤，在1958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再拐个弯，水稻单产达到2000斤。当年的七八月份，南漳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干旱特点：一是时间长。达100多天。二是面积大。全县平原、丘陵、山区均受旱，受灾面积30多万亩，占全部播种面积的30%；三是“卡脖子”。干旱季节正值水稻、苞谷、棉花、油料抽穗、扬花、结果时期。县委、县政府号召全县人民“搬大水，抗大旱，不达目的不罢休，誓夺农业大丰收”。全县全民一心，工人走出工厂，学生走出课堂，市民走出街道，干部走出机关，同广大社员一起，夜以继日艰苦奋战，取得了抗旱的胜利，受旱的15万亩水稻有13万亩灌上了水。据《南漳报》1959年元旦社论记载：“1959年是光辉的一年。在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1959年取得了更大的跃进，尽管遇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但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仍然取得了抗旱斗争的胜利，夺取了大旱大丰收。工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财贸战线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全年计划。”

1960年2月，县委、县政府制定了1960年的经济发展目标：粮食总产量达到4亿斤，棉花35000担，油料48000担，生猪24万头，总产值3860万元，实现人均千斤粮、200元钱。下半年，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信》（即12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纠正“共产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指示，采取措施纠正“共产风”，从而稳定了群众情绪，调动了群众生产积极性。以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肥料为主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为农业生产的大丰收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敢想、敢说、敢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鼓舞了群众的斗志，从而取得了农业生产“大跃进”的胜利。

工业生产“大跃进”。县委、县政府在抓农业“大跃进”的同时，狠抓了以大办钢铁为主的工业生产“大跃进”。南漳的工业“大跃进”主要以大办钢铁为主，在发动群众，武装思想，充分认识发展钢铁生产重要性的基础上，层层办点，以点带面，突出重点，大打钢铁生产的人民战争。

一是发动群众，武装思想。充分认识发展钢铁生产的重要性。1958年4月，县委认真贯彻中央成都会议精神，开展了全党全民办工业的群众运动。但群众对大办钢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大办钢铁缺乏信心，普遍流传着“六无”的说法，即无干部、无资金、无劳力、无厂址、无燃料、无基础。县委多次召开会议，层层发动群众，广泛开展“要不要办钢铁，能不能办钢铁”的思想大讨论。开展了大规模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运用大字报、广播筒等宣传工具，广泛宣传大办钢铁的重要意义。干部群众一致认为，钢铁在国家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大的方面讲，国防建设、经济建设都离不开钢铁；从小的方面讲，各种农机具，甚至连日常生活都离不开钢铁。大家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合作化、水利建设等运动我们都能完成任务，这次大办钢铁任务也能完成，从而增强了大办钢铁的信心和决心。二是层层办点，以点带面。1958年8月，南漳县成立地质局，从财政部门抽调11名干部，又吸收历届初高中学生87人，在全县开展地质地矿勘探和开采。经勘查，全县11个小社均有矿藏。有矿点620余处，矿石20余种。于是，由县委书记亲自办点，全县管工业的各级领导干部77人都办“试验田”。南漳县提出“就地取材，白手起家，小小厂矿，遍地开花”的口号。县委在沐浴区绿堵石沟建立“钢铁联合厂”，43名职工土法上马，就地取材，没有用一寸钢铁、一块青砖，建起一座容积2.7立方米的土炼铁炉。在1958年1月至7月200天时间里，生产出6.3万斤生铁、1.4万斤熟铁、300多斤普通钢，在全县树立了第一面红旗。县钢铁联合厂的经验很快在襄阳地区和南漳全县推广，炼铁炉子由原来的24座增加到422座，生铁产量由5000吨增至10000吨。三是突出重点，大办钢铁生产的人民战争。东巩是南漳的大办钢铁的基地，其钢铁产量在全县占有重要地位，县委在东巩成立“东巩钢铁指挥部”，成千上万的群众开往东巩，安营扎寨。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炼出了750吨钢铁，挖出了327700吨煤，建起了700余座小土炉，200余个小煤井。1958年南漳为了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县委、县政府把东巩作为大办钢铁的工业基地，重整废旧煤矿、铁矿，全面细致勘测，发动群众报矿。证实了东巩煤的储藏量在2亿吨以上，面积约400平方公里，在鄂西北占有重要地位；铁矿储量约8000万吨，是发展工业的理想基地。随后，县委在东巩成立“东巩钢铁指挥部”，并提出了“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人学人人钻，干部带头搞实验”的口号。经过三个月的努力，炼出750吨铁，挖出327700吨煤，建起700余座小土炉、200个小矿井。钢铁的发展促进了交通的跃进，当年修通了长达125公里的南（漳）巡（检）公路，次年又建成了101公里的宜（城）东（巩）公路。

1958年8月24日，襄阳地委书记宋德英、副书记兼工业部长崔树鹤到东巩视察后，决定组织各县劳力3万人在东巩建立钢铁基地。随后，襄阳县、宜城县10万大军开赴东巩大办钢铁。襄阳专区、南漳县委在东巩成立“大办钢铁联合指挥部”，各县成立分指挥部。此时，南漳县委钢铁指挥部迁至东巩办公。

全县的大办钢铁运动自1958年8月以来，上劳力3万余人，9月份上劳力12.5万人，最多达到13万人，占全县39万人口的三分之一，共投劳力630万个。截至年底，全县共建各种厂矿3482个，其中地方国营厂矿13个，钢铁厂37个，大小煤矿74个，农机制造厂70个，水泥厂9个，小化肥厂2035个。共生产出纯铁3206吨、钢798吨、铜0.78吨、硫黄25吨、水泥401吨、煤33.8万吨、机床2台、各种农具26.6万多件。这些产品都是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增加了生产和生活资料，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在南漳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南漳县大办钢铁运动，曾放过三次“卫星”，1958年10月曾得到湖北省委的肯定和赞扬，并派考察组到南漳考察。省委工作组通过考察认为：南漳县从放“卫星”以后，已经形成群众性的大办钢铁运动，全县抽调干部2145人，抽出8万多个劳动力投入钢铁生产。两次“卫星”都突破1000吨关。这个县搞得最好的卫星公社1958年10月10日日产达到700吨。

文教工作“大跃进”。195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部门提出，要在三至五年内基本消灭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实现社社有中学，争取用十五年时间基本上使全国有条件的青年都受到高等教育。

文化工作“大跃进”。新中国成立后，全县文化工作者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文化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逐步发展文化事业，为各个时期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服务，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激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发挥了文化工作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电影作为当时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深受群众的欢迎。20世纪50年代有的地方群众几十里才能看上一场电影。1958年，南漳建立了自己的电影放映队。但当时的宣传文化部门不顾客观实际，强求电影队在农村开展“白昼电影”，即白天昼夜都放电影。白天放映就是利用生产队的仓库，遮挡窗户才能放映，面积小，容纳观众少，一个生产队要放映几次才能让群众都看上，既浪费财力、人力，还影响农业生产。这种方式不久就停止了。

1958年在“建立人民公社，一切要大办”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全县文化工作提出了一些过高过急的要求，各区都办起了文化馆、文工团、文化站、展览馆、俱乐部、图书室等文化娱乐场所。10月，县举办了由600多人参加的业余文艺汇演。同时还举办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型展览。这次展览参与单位和人数之多、活动范围之广、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当年，南漳成立电影放映队，不切实际地提出在农村开展“昼夜放映”（跃进放映）。一个生产队要分几批才能看完，浪费了人力财力，影响了农业生产。南漳县新华书店也于当年成立，为了发行湖北省编印的27种农业书籍，文化部门提出“开展三千万册图书发行运动”，要求“人人要读书，每月读一本”。宣传文化部门还在板桥、巡检、东巩、肖堰、薛坪、长坪、沐浴、九集8个区成立了“公社书店”，广泛开展图书销售和阅读活动。

教育工作“大跃进”。南漳县委、县政府在开展农业、工业“大跃进”的同时提出要大办教育（即教育“大跃进”），强调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58年至1960年，中学、小学、幼儿园的数量和师资、在校学生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1958年，先后增办了四中、五中、六中、七中、八中、九中，兴办了8所农业中学。截至1960年，全日制中学学生达到4383人，中学教职工达到289人，是1956年稳步发展时期的3倍多。1957年底，全县民办小学只有51所，60个班，教师62人，学生1658人。1958年小学教育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大力发展民办小学，县文教局决定将127所乡级小学由公办转为民办，使民办小学达到157所，210个班，15863名学生。

幼儿教育和农民业余教育也迅猛发展，到1960年，幼儿教育达到551所，入园幼儿13756人，是1956年的1000倍。全县除突击办扫盲班外，还办起了190所业余高校、4所农民业余中学。全县掀起了以扫盲为中心的文化革命新高潮。县文教局还组织专门人员编写全民扫盲教材《农民识字跃进课本》，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开展突击扫盲，到1960年，全县少、青、壮年摘掉文盲帽子的实际人数达67816人，脱盲率达49.5%。

为了解决师资不足问题，县函授师范学校先后招收“幼师”生122人、“初师”生241人、“中师”生105人进行突击培训，以适应全县的师资需求。“大跃进”运动期间，教育部门提出“以党的中心为中心”“炼钢是战场，炉边是课堂”“田间作课堂，书本上山岗”的口号，师生70%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大办钢铁和深翻土地上，删减正式教材、补充乡土教材，上“跃进”课（如一课时讲完三课语文、一个早晨讲完半本地理）。一课时讲完3课语文。为了考出成绩，教师提前指定考题让学生背熟，以求全班“五分”化。1959年10月，由于小学教师带领高年级学生投入大办钢铁运动，历时一年多的初、中师函授教育被迫中断。

1958年至1960年掀起的以“大办教育”“大办工厂”“大办农场”的教育工作“大跃进”，对推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全县教育的发展一定的作用。由于办学规模过大，发展速度太快太猛，违背了教育事业发展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削弱了基础知识教学，教学质量受到了很大影响。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省、地委也相继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南漳县委、县政府积极筹划建立人民公社。

建立人民公社。9月，县委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将原15个区、50个管理区、76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8个人民公社、54个乡、565个生产队的基本核算单位。原来每个区平均管理5200个农户，建立人民公社后每个社管理9700个农户，管理万户的人民公社有3个。54个乡平均管理1300户左右，565个生产队平均管理140个农户，少数生产队管理200—300户。1959年3月，将城关镇、武安镇也改为人民公社，加上已建立的沐浴、刘集、九集、巡检、薛坪、长坪、李庙、肖堰，全县共有10个人民公社，全县88933个农户百分之百参加，实现了全县人民公社化。参加公社的有88933户，占全县总户数的100%，农场建立不到两年的高级农业社被人民公社所取代。

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基层经济组织。既要管理农、林、牧、副、渔生产又要管理工、农、商、学、兵各方面的工作。人民公社辖生产大队，生产大队辖生产小队，实行三级管理。公社管理生产计划安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和经济核算；生产大队负责生产管理和部分经济核算；生产小队只是一个组织生产的基本单位。(www.xing528.com)

在市场管理上，公社实现“四统一”。即统一规划使用调配土地、劳力、牲畜、工具、资金、生产建设及自然资源；统一兴建和管理大型基建的工厂、矿场、畜牧场、渔场及其他大型副业；统一管理机械化、电气化的生产和交通工具及其他大型工具；统一安排调整大队上报的生产计划。生产大队统一调用大队范围内的劳力和一切生产资料，生产队统一管理使用一般农具和耕作牲畜，统一完成公社、大队安排的种植计划。

在劳动分配上，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粮食实行供给制，不管全体社员家中劳力和人口多少，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由公社免费供给口粮。

在劳动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上，采取高度集中统一管理模式，即组织军事化（编制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指挥）、行动战斗化（上下班吹号、敲钟，统一行动）、生活集体化（撤销家庭锅灶，按生产队或自然村建大食堂）。1958年11月底，全县建农村食堂3671个，农村78197户，319439人全部参加，80%的农村人口在食堂吃饭，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有的地方一天吃四餐甚至五餐，吃不完的饭喂牲畜，造成大量粮食浪费。

人民公社成立后，全县各地又大办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福利院。南漳大办食堂始于1958年9月初。经过3个月的摸索，11月底，全县共建农村食堂3671个，所有农村人口全部参加，共78197户，319439人。办食堂的规模基本上是按作业区划分的，本着方便生活、以利生产的原则，一般的五六平方公里以内，每个食堂可供100人至200人用餐，山区辽阔，居住分散，每个食堂可供50人至100人用餐。办食堂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幸福院、幼儿园单独建食堂；二是带幸福院、幼儿园生活两套安排；三是流动食堂。80%左右的农村人口在食堂吃饭，一律实行吃饭不要钱，只要是人民公社社员，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每个人都可以放开肚皮吃，有的学校一天吃五顿饭，食堂吃四顿饭，吃不完的就倒给猪、牛、马、驴吃，造成了许多粮食浪费。1960年底，各地大食堂基本停办。

整顿人民公社。随着“大跃进”运动的不断深入，进入人民公社化以后，入社前的许多问题不仅没有妥善解决，入社后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其焦点集中在人民公社化的管理体制没理顺，公社集中“一平二调”的东西过多，基层干部又无法解释清楚，严重损害了党群和干群关系。

理顺管理体制。1959年3月，县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即县、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重点调整人民公社管理体制。会议经过积极热烈讨论后，县委决定将原来的乡改为管理区，管理区由50个改为54个；适当调整核算单位，生产大队划为565个；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以原来的小队基本不动；生产小队下面设若干个生产小组，并确定了干部人数（全县公社、管理区、大队脱产干部为2544人）。4月，县委下发《关于整顿人民公社十二定方案的通知》，十二定即：定体制（强调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实行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四级管理、四级核算，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定人员、定产量（面积、产值）、定消费、定征购任务、定分配比例（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定副业、定劳力、定计酬、定集体福利、定扶持对象、定干部参加劳动。

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四级管理、四级核算以后，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但涉及生产小队和社员所有的田、堰、林、自留地等界线不明确的要进行处理。1958年，公社退还给生产大队农具10714件、牲畜17338头，下放厂（场）405家。生产队欠公社1019626元，已还31179元，尚欠888447元，立好字据分期偿还。生产队欠社员586047元，公开承诺分期偿还。对于其他各项具体问题，将根据县委的具体规定，逐条进行讨论，明确了处理原则方法，会后再着手清理结账。经过清理整顿，公社与管理区之间、管理区与大队之间、大队与生产小队之间、生产小队与社员之间的经济、所有权方面的关系得到理顺和完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

纠正“共产风”。当时的共产风表现有：一平二调三派四统五献，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劳动积极性。1960年5月6—10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县、公社、管理区、生产大队）会议，主要讨论解决经营管理；清理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组织农户生产；处理“共产风”问题。会议作出五条规定，即：凡是公社和管理区无偿调用生产队猪、牛、羊、驴、工具等，能退还原物的退还原物，不能退还的折价退款；对已调出的劳动力要审查平衡，多调的立即返回；公社提成的公积金、公益金和企业的纯利润要拿出20%—30%办各种福利事业；公社抽生产队物质办的农场，分清情况予以处理；协作的项目坚决清理，公社办的工程，有效益的按受益负担劳动日，无效益的先记账，以后少派义务工。

在发展人民公社经济上，规定了四条原则：即全面积极地发展社有经济，队的经济是基础，社的经济是关键；坚决执行政策，不能“一平二调”；坚持自力更生，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的发展；加强计划管理，搞好成本核算，贯彻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

1961年4月，根据中央《农村人民公社管理暂行条例》精神，南漳缩小了公社规模，恢复区建制。全县设8个区2个镇1个农场的行政建制，辖591个生产大队。

1961年，县委贯彻落实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和省委《关于调动群众积极性的十项措施》，调整农业部署，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实行精兵简政，压缩城镇人口。实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取消了分配上的供给制和公共食堂，返还社员自留地，开放自由市场。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全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总产达到22800万斤，比1959年增产2400万斤。人民生产和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改善，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了新的生机。

整风整社。1961年2月25日，襄阳地委召开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面开展整风整社工作。南漳县整风整社工作3月初在全县分期分批展开。县委于3月上旬下发文件，在全县推广沐浴公社整风整社的经验做法，对大面的整风整社工作进行指导。县委抽调县级领导7人、党委书记12人、科局长15人、党委委员37人、一般干部456人，组建527人的整风整社工作队，进驻沐浴公社的8个管理区、82个生产大队同时开展工作。通过整风整社，中央和省的政策深入人心，“五风”纠正，干部作风大大转变，党群干群关系明显改善，调动了群众积极性，促进了生产，为全县分期分批开展整风整社工作摸索积累了经验。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指导全县整风整社和反“五风”工作，县委第一书记葛景炎亲自在肖堰公社三大队蹲点，研究总结出一手抓整风一手抓生产，以整风促生产发展，以生产检验整风效果，整风与生产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做法。1961年3月15日，县委以文件形式将这一经验印发各公社及工作队，要求各地参照执行。全县整风整社分期分批顺利进行，到1961年夏收之前基本结束。提高整风整社，中央“十二条”和省委“十条”等经济政策得以深入贯彻落实，干部群众受到教育，“一平二调”问题得到彻底处理，使以“共产风”为重点的“五风”基本刹住，基础组织得到整顿和加强，干部作风明显转变，党群干群关系大大改善，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旧“五风”消失新“五风”（爱集体之风、爱劳动之风、民主办社之风、勤俭办社之风、兴家立业之风）兴起的可喜变化，全县上下呈现出干群团结一条心，工作生产掀高潮的大好形势。

城乡“社教”运动　1962年冬至1963年春，全县各地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具体分三批进行。县委经过三个月的试点，基本摸清了干部队伍的现状，大致可分为四种，即立场坚定，工作积极，拥护党，热爱集体；犯有一般性错误，立场模糊，有退坡思想和多吃多占的现象；原来是好干部，回来严重丧失立场，变了质或正在变质；蜕化变质分子、坏分子。在干部中主要存在五个方面的问题，即：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搞基本建设；制度松弛，财务管理混乱；瞒产私分，损害群众利益；弃农经商，投机倒把，扰乱市场；干部不参加劳动，严重脱离群众。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在全县干部群众中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四清运动。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年10月，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党的八届十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即“四清”运动。将武东、临沮、刘集、丰坪、安集、丁集、吴集、东巩、甘溪、金厢、薛坪、陡山、店垭、清河14个公社，160个大队，927个生产队纳入第一批“社教”即“四清”运动单位，1963年底基本结束。1964年2月，全县开展第二批“社教”即“四清”运动，将舞旗、石门、协同、刘集、双柏、金钟、九集、陆坪、苍坪、峡口、巡检、闫坪、薛坪、长坪、果坪、清河农场四分场16个公社，159个大队，914个生产队纳入开展运动单位。1964年夏结束。至此，全县“社教”即“四清”运动面积达50%。

运动的步骤和效果。一是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扎根串联，组织干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解决敌我矛盾。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三件事：提高干部阶级觉悟，擦亮眼睛，分清敌我，放下包袱，团结95%以上的干部；扎根串联，发动贫下中农，最新组织阶级队伍，树立贫下中农优势，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揭露敌人的阴谋，开展对敌斗争。二是开展“四清”，教育干部参加劳动，解决干群矛盾。这一阶段做了五件事：对干部群众进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彻底搞好“四清”；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教育；教育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进一步改善干群关系；吸取经验教训，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三是贯彻六十条（即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六十条），解决公私矛盾，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本阶段是开展“五查五算”，即查不正当的小自由，算集体经济的损失账；查耕牛农具的管理，算破坏死亡损失账；查劳动管理，算作活不讲质量，劳力不出勤，影响生产的减产账；查基本肥料任务完成情况，查管田、管山、管水等责任制执行情况，算不负责任的损失账。四是搞好组织建设，制定生产规划。这一阶段主要做了三件事：开展群众性的评比“五好”活动，插红旗、树标兵，掀起比、学、赶、帮的竞赛活动；整顿和健全各级各类组织，改造干部，树立一个坚强的劳动核心；群众性的讨论，制定生产规划，落实生产措施。

1964年冬至1965年春，在襄阳地委的统一下，南漳在搞好本县“社教”的基础上，抽调700人到襄阳县搞“社教”（公社以上的干部抽调近一半），时间长达半年之久。1966年春节后，县委根据地委指示，又抽调大批干部参加襄阳地委组织的万人工作队，到随县开展“社教”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四清”运动结束。

城镇的“五反”运动。县委在抓好农村“四清”运动的同时，还狠抓了县、区直部门及城镇的“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从1963年6月28开始，共分两批进行。第一批参加的单位和人员有县直财贸、公交、党群机关、政法各单位的全体职工和卫生院行政人员、医务人员中的党员；区直单位有供销、粮食、银行、税务、邮电、林业、食品七个单位的领导、积极分子、一部分问题较大的人员及中小学校长、辅导员、卫生所所长，共1790人。10月底基本结束。第二批参加运动的单位和人员有城关、武镇集体单位职工和过渡人员，林场、农场、示范场、抽水机站、拖拉机站职工，共1338人。11月底基本结束。此外，利用假期等间隙时间，分别对中小学教员和医务人员间隙了以“五反”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参加人员1227人。全县“五反”运动到1964年底基本结束，共4355人参加了“五反”运动。

运动的做法及效果。运动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搞好“三反”，即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反对铺张浪费，解决好内部问题，组织好阶级队伍。具体方法是揭盖子、查危害，提高阶级觉悟；“洗手洗澡”放包袱，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处理包袱，划清界限，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好内部问题。第二阶段是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解决好敌我和外部问题。具体方法是发动群众揭盖子，通过群众“背靠背”的揭发，搜集各方面的材料和线索；政策攻心，分化瓦解敌人；专案调查，掌握确凿材料；培训骨干，开展斗争。第三阶段是加强思想作风建设，认真搞好整改。其具体做法是组织干部职工文件和毛主席著作，摸清干部职工的思想，查找存在的突出问题；发动群众批判、处理贪污分子；整顿干部队伍，总结表彰好人好事，批判坏人坏事；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堵塞管理漏洞，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全面整顿。

通过学习政策文件，提高思想认识，领导带头“洗澡”，个人自觉交代，互相揭露问题，共揭露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377人，铺张浪费的322人，官僚主义的423人，分散主义的472人。“五反”运动对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以后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党地位等重大问题积累了经验。

“五反”运动对于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以后改进领导作风，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的建设，巩固执政党地位等重大问题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由于少数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导致个别地方出现了冤假错案，逼死人命等问题，引发了新的社会矛盾，留下了一些值得吸取的教训。

社教运动的经验教训。“四清”运动教育了广大群众，解决了一部分干部“四不清”的问题，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纯洁了干部队伍。“四清”运动通过发动群众揭盖子、摆表现，暴露了我们党内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有的干部丧失阶级立场，被阶级敌人利用；有的贪污挪用公款，严重地损害了集体经济；有的蜕化变质，脱离群众，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等等。通过社会主义教育和“四清”运动，使一些犯错误的干部不仅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和鼓励，而且经济上作出了退赔兑现，对犯错误的同志也打了防疫针，敲了警钟。在运动中还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干部，团结了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受孤立和打击的干部群众只占极少数。

打击了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据统计，“四清”运动时，全县有五类分子8919人，其中有各种破坏活动的3610人，占34%。在“社教”和“四清”运动中，发动群众揭盖子，认真执行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打击首要、分化一般”的政策策略，对个别极其反动的地主富农分子继续开展批评斗争。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和各种事业的发展。通过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展了公物还家、退赔兑现活动。

总之，从清经济开始的“四清”运动，发展到政治上的“夺权斗争”，严重地扩大了打击面，使许多基层干部受到了不应有的伤害，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夺权的预演。“四清”运动在方法上，从依靠95%以上的干部发展到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在指导思想上以“追根子”发展到“运动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斗争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到党内和领导机关。这些错误都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