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漳县革命老区：清匪反霸巩固政权的发展史

1949年1月南漳县委、县爱国民主政府先后从薛坪的九甲河和石桥迁入县城，从此，南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时代，开始了新的生活。

恢复经济秩序　由于国民党的统治和多年战争的破坏，全县国民经济已经崩溃，市场大部分为富商巨贾垄断操控，长期处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之中，生产萎缩，市场萧条，财政枯竭。人民政府为了加强市场管理，恢复社会秩序，采取多种措施打击不法富商巨贾，使工商业开始恢复。对工商贸易，政府不采取统管，而是在禁止垄断居奇的情况下允许自由贸易。1950年，县工商科对旧商务会和商务分会进行调整，改名“南漳县工商联合会”和“联合分会”，负责管理市场。在各联合分会里成立“税收评议委员会”，用严格的税收制度打击奸商和投机倒把行为，恢复市场秩序，保证国民经济收入稳定，保障城乡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

随着南漳县爱国民主政府由薛坪石桥迁往县城，其管辖的“利民商店”也由薛坪陈家坪迁往县城，暂住普森春药铺里，直属县工商科领导。“利民商店”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县政府和工商科的领导下，依靠街道干部群众，对工商业者摸底登记，造册上报，了解市场行情，为县政府和工商科提供市场信息，供领导决策参考。

“利民商店”开办之初，店小、人少、本微，资本家认为共产党本会做生意，对“中州票”（又称新币，由中原解放区1948年6月成立的中州农民银行发行的票券）不信任，于是囤积居奇，操纵市场，波动物价。为此，县工商科、税务局、银行、商店联合治理：税务局收税要新币，给物资不收，逾期不交罚滞纳金；工商科统一制定商品牌价；银行根据“利民商店”的需要，贷给新币。采取这些措施后，资本家只有到“利民商店”按牌价出售商品，换取新币交税。经过三四个回合的较量，资本家只好按“利民商店”制定的价格进行交易。在“利民商店”开业的同时，武镇成立“地贸商店”、城关设贸易小组，直属县工商科领导。

1949年春，工商业开始恢复，对工商贸易，政府不采取统管，而是在禁止垄断居奇的情况下，允许自由贸易。1950年，县工商科对旧商务会和商务分会进行调整，改名为“南漳县工商联合会”，用严格的税收制度，打击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恢复市场秩序，保证国家经济收入稳定，保障城乡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

县工商科、税务局加强市场管理，进行行政干预。县工商部门要求各商户实行明码标价、秤准量足、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工商部门查出弄虚作假、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偷税漏税、抗税不交的奸商袁生记、王税记后，交司法机关拘留，封门罚款，惩一儆百。工商部门还鼓励商户将收购的黄丝、木耳、桐油、木油、火纸、生漆、药材等土特产品运往汉口，换回食盐、糖、煤油、布匹等生活用品投放市场，繁荣经济，保障供给。工商部门采取的这些举措，取得了群众的信任，购销幅度逐日上升。这样，引起了少数不法商户的怀恨和不满，并进行破坏和捣乱。1950年7月，正值木耳、桐油等山货大量上市时，奸商打听到县“贸易小组”库存食盐只有2000斤，不仅不将囤积的食盐销售，反而到“贸易小组”出售木耳兑换食盐，有意制造紧张局势。在这紧急关头，县工商部门一面派专人到地区贸易公司和武镇地贸商店联系，快速运盐到城关；另一方面采取“不卖当头涨，要卖当头跌”的对策，第二天挂出牌价，食盐由24万元下降到22万元一担（一担为100斤），木耳由34万元提高到36万元一担。奸商们不仅不抢购食盐，反而将囤积的食盐投放市场。三天后，“贸易小组”将食盐运往县城，价格由22万元提高到28万元一担，木耳由36万元降到34万元一担，经过这场斗争，使私商在经济上吃了败仗，有奸商自己说“肥鸡没吃到，分蚀了一把米”。

为了活跃市场，国营粮食公司、油脂公司、花纱布公司在掌握粮、棉、油的收购和销售权后，群众自用的粮、棉、油允许在市场交易所自由买卖，不加限制。县工商及有关部门开展的各项活动，使国营商业在汪洋大海般的私商中站住了脚，开始取得掌握市场、领导市场的主动权，恢复了市场经济秩序。

治理通货膨胀　国民党政府中后期发行的主要货币有法币、关金券、金圆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物价飞涨，1948年达到极点。1949年初，南漳县爱国民主政府禁止金圆券流通，投放中州票于市面。同年8月，奉中原临时人民政府命令发行人民币，收兑中州票（人民币面额1元兑换中州票3元）。次年2月底，中州票停止流通。这次发行的人民币面额有1万元、5万元、5000元、500元、200元、100元6种。

人民币发行之初，市场物价不稳，加之受金圆券贬值的影响，群众对人民币尚不信任。据1950年县人民银行《工作报告》记载，城镇交易中还有以物易物的形式，仍有个别商人贩卖银圆和银楼收兑金银。

1949年8月，县人民政府布告全县：严禁奸商小贩走私金银，严禁使用金银交易。要求各区公所、事务所提高警惕，管制好金银出口，积极开展收兑工作。同时公布了人民币兑换金银的价格：黄金每两兑换人民币4万元，银圆分三等计价：一等（大人头、孙头、站人）每元兑换人民币500元；二等（龙洋）以八折计算；三等（川洋）按六折计算。1949年8月20日，中国人民银行南漳县支行成立，同时发行人民币，收回中州票。9月，开始禁银运动,开展以拒收银圆为中心的货币斗争。县银行调整了金融价格:黄金每两提高到6万元，一等银圆每元提高到1000元。当年后期,共收兑黄金11.24两、白银163.36两、银圆1676枚。

同年，全县开展了“拥币拒银”运动，发生人民群众和公私商业拒用、拒收银圆的现象。3月银行派人携带人民币与商业人员一起，布置票子和物资同时下乡，扩大人民币信誉。8月，县政府下达了取缔金银黑市的指示，规定了金银市场，强调“各区公所应提高警惕，管制金银出口，严禁奸商走私，并禁止使用金银交易”。

为了控制物价，县委、县政府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加强财政经济统一管理，紧缩通货，整顿税收和市场。用控制国营企业、机关团体的集团购买力和发行公债等办法，压缩货币流通量，由国营企业掌握粮食、棉花、食盐等主要商品；用固定价格在市场上敞开供应，加强农副土特产品收购、调运工作，打击私商危害国民经济的投机活动。在城关、武镇先后进行山货包装整顿和土布整顿工作，设立“山货检验委员会”“土布整顿委员会”“农民服务部”“棉花交易所”“棉花联购价格协商委员会”等组织，整顿和规范了市场，稳定了物价。据1950年11月统计，11月6日、7日两日，县商店抛售食盐19万斤，县粮食公司抛售粮食17万多斤。从而安定了人心，取得了稳定市场物价斗争的决定性胜利。

由于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稳定物价的方针政策，1950年3月以后，结束了持续12年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

1952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根据上级精神，在批零差价及批发起点上进行了调整，规定合作社“可低于国营3%—5%，低于市价1%—2%”的商品作价原则经营日用消费品。1952年9月全国第三次物价工作会议以后，南漳物价日趋稳定。

统一财政管理　1948年7月6日，南漳县第一次解放，在县城内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南漳县爱国民主政府。县政府设“财粮科”，主要理事全县的军粮供应和财政供给。1949年5月，南漳全境解放，县财政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农业税”，以征收实物（粮食）为主，主要用于全县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1950年，南漳工农业市场落后，地方除农业税外，无任何其他收入来源，税源严重不足。同时还承担着支前、剿匪、救灾等任务，县委、县政府积极组织发展生产，增加税源，确保各项工作任务的财政支出。根据国家“统一国家收支管理，争取财政收支平衡，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财政工作方针，县委、县政府加强财政管理，开源节流，财政高度集中，高度统一，实行财政收入214万元，比1949年增加12万元，财政支出43万元，比1949年增加2万元。

1951年，根据形势的需要，中央制定了“加强国防，稳定物价，重点建设”，即“边打、边稳、边建设”的方针，财政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的原则，在地方财政收支划定上，由财政部就指定的收入和核准的各级预算，逐级划分到各大行政区和省（市）。县还不是一级财政，在省级财政体制的统一领导下，执行收支两条线体制，收入全额上交，支出凭单据列专署财政报领，当年实现财政收入226万元。

1952年，开展了“三反”“五反”和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严肃了财政制度和财政纪律，加强了财政的“集中统一”，小学教职工和乡政府人员经费列入国家预算，不再单列。但在税收收入上，县级有微量分成，主要用于乡级经费开支，当年实现财政收入238万元。

统一财政和稳定物价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漳县委、县政府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的重大胜利，从此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形成的长时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局面，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建立基础政权组织创造了有利条件。

建立基层政权　新中国成立前，南漳县下辖21个乡、2个镇，395个保（旧时户籍编制制度，若干户编为一甲、若干甲编作一保，甲设甲长、保设保长，实现层层管理。保相当于现在的行政村，甲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3485个甲，46984户，总人口282069人。同年4月，应新任保康县县长米栋（此前任南漳县爱国民主政府县长）要求，经襄阳地委批准，将南漳西南地区的重阳坪、马良坪、店子垭所属的38个小乡、41个村划入保康县，共10276户，人口455533人，耕地面积93369亩。1949年5月，县爱国民主政府改称为南漳县人民政府。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对基础政权进行了调整和组建，撤去了1月份新建立的九区，设立8个区，即一区为城关，二区为石门，三区为长坪，四区为石桥，五区为巡检，六区为报信，七区为武镇，八区为肖堰。撤销了国民党时期的乡、镇、保、甲基层组织，将原来的保进行合并，调整为285个行政村，新成立的区级组织直接领导村。

根据工作需要，县政府下设民政、教育、司法、农业、税务、财贸、工商、公安、银行、邮政10个部门，共配备行政干部183名。各区除正副区长外，还配备了秘书、文书、司务长、财粮、民政、教育、工商、公安等行政干部，全县共计70名。村级政权组织因条件不成熟，暂未建立，具体工作由村农委负责。

1950年9月，根据省委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对基础组织的领导，全县开展整顿基层组织和划乡工作。按照要求，平原丘陵居住集中地区2000—3000人划为一个乡，居住比较分散的1000—2000人划为一个乡，人烟稀少的山区划乡规划根据实际情况，经县委决定，报地委批准。截至1950年底，全县划定31个乡，建立了乡政府。12月，政务院发布《乡（行政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后，全县全部建立了乡（行政村）政权，共285个乡（行政村），同时，再次将8个区区名由序号改为地名，即：城关镇（辖胡营）、武安镇（辖九集、涌泉）、报信区（辖刘集、安集）、巡检区（辖板桥、峡口）、石门区（辖石门、龙门）、石桥区（辖薛坪、三景）、肖堰区（辖东巩、陆坪）、长坪区（辖李庙、赵店）。

为了充实干部队伍，县委、县政府先后于1949年4月、6月、9月分三期培训进步知识分子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71名。第一期于1949年4月举办，共培训知识分子87人，时间为40天，培训结束后分配到县区民教、财粮部门工作的40人，其余30多人组成工作队下到乡村，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考验后，分配到党政部门工作。6月，举办第二期培训班，培训对象是村干部积极分子和部分知识分子。经过一个多月培训，有28人脱离生产岗位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9月，举办第三期培训班，共培训知识分子56人，培训结束后，组成工作队的基础培养锻炼后准备充实到县直机关中去。

1951年4月，全县进行布局调整，撤销城关地区和武安堰区，新设城关镇、武安镇，将城关区所辖的农村改设为沐浴区，武安堰区所辖的农村改设为九集区，报信区改称为刘集区。至此，全县共设8区2镇291个乡（行政村）。9月，全县对行政区划再次进行调整，进一步缩小了区辖范围。改8区2镇为15区2镇，并将区号再次改为序号，沐浴为一区，涌泉为二区，九集为三区，石门为四区，赵店为五区，李庙为六区，长坪为七区，石桥为八区，薛坪为九区，板桥为十区，巡检为十一区，肖堰为十二区，东巩为十三区，刘集为十四区，河沿为十五区，城关镇、武安镇，共231个乡。

1954年1月，县委、县政府对乡人民政府的内设机构进行健全和完善，在乡人民政府内部设立了生产合作、文教卫、治安保卫、人民武装、民政、财粮、调解等委员会，进一步强化了乡政府的行政职能。

开展清匪反霸　南漳县开展清匪反霸是从1949年1月开始至12月结束。在这段时间内，先后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惯匪顽匪多起，平息了武镇“四八”暴动，扑灭了石门区、长坪区和海大川的叛匪，批斗和惩处了恶霸乡长孙仁斋（外号孙猴子）、王焕章和乡队副刘晓忠，为民除害，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

1949年春，南漳农村残存的国民党地方乡保股匪和惯匪武装，袭击我基层政权，杀害农会干部，抢劫财务，扰乱社会治安。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南漳县大队实行军事清剿和政治攻势并重的方针，展开清匪斗争。1—4月，共歼灭土匪23股，390人，缴获步枪316支，短枪27支，机枪3挺，冲锋枪7支，手榴弹百余枚，子弹万余发。

3月3日，经上级批准，南漳县政府在城关公审大会，当场处决了匪首曾庆烈、刘有枝、张滚子、王殿杰。为民除害，大快人心。

南漳的反霸斗争是从1949年5月开始到年底结束。首先从城关区的沐浴乡开始试点，然后全县铺开。部分乡还成立了斗争委员会，成员由各保选一名代表参加。反霸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召开群众大会，揭发、控诉、批斗恶霸地主、土豪劣绅的罪行，5月10日，沐浴乡五保、六保组织300多人，对高利贷主、恶霸刘金珊的老婆和流氓地痞刘希顺进行批评斗争。12日，沐浴、关庙两个乡联合召开千人大会，斗争国民党乡长王焕章和乡队副刘晓忠。19日，沐浴三、四、六保分别开会斗争恶霸地主。批斗会结束后，根据情况，没收了恶霸地主的部分财产分给群众。(www.xing528.com)

此后，全县的反霸斗争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其中对一些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如二区的张化雨，三区的刘大伦，四区的周执春，五区的冯达夫，六区的李子恒，七区的雷敬侯，八区的林武功，林惠乔等）进行了清算。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全县反霸斗争的有216个村，被斗对象1126个。收缴的财物全部分给了农民群众。年底，全县取消了保甲制，建立了农民协会和妇女协会等组织。

1949年4月8日，在国民党“剿共”总部襄西游击指挥官张经武的策划和指挥下，以武镇红帮头子吴天福、国民党城关自卫队长张元善、县特务队副队长杨云清等为首，勾结混入我武镇新兵连的反革命分子，在武镇发起武装暴乱。暴乱的骨干力量是国民党残存势力和土匪，也有部分群众被胁迫或诱骗参加。凌晨许，500余匪众偷袭武镇。经过激烈战斗，区委、派出所和公安队干部突围。在这次暴乱中，武镇军政人员牺牲30多人，60多人的民兵连被瓦解。区公所、工商所、商店、银行、粮店、粮库被抢劫一空。损失步枪185支、手枪9支、子弹12箱、中州票和银圆200多元、大米5万斤、木耳1000多斤、棉布16匹、被子200床、军鞋700双、马2匹，电话机、收音机各2部以及其他物资。襄西军分区闻讯，立即命令驻荆门之13团前往平息暴乱。11日晚，在宜城杨家大山将千余匪徒包围击溃，活捉匪徒200余人，张经武等匪徒逃窜。不久，匪首吴天福落网。数月后吴天福和数名匪徒在武镇被处决。1951年匪首张元善被人民政府处决。1955年4月6日，匪首张经武在宜城被枪决。

1949年4月至8月，南漳三区长坪、二区石门、海大川以国民党鄂北行署主任、保安司令李朗星，保安十七旅旅长、保康县长温而理和南漳流亡县长张幼籤为首在南保谷边界发动了反革命暴乱。

南漳县长坪区北乡匪首熊作宾，曾任国民党保长、乡长。解放军进入南漳，他混入长坪民变武装当了副大队长。南漳解放后他潜逃回家，纠集9名土匪骨干，在长北成立“南保谷宜民变自卫队”，伺机暴乱。

二区石门高峰麓乡海大川村杨济众，人称“杨黑子”,是远近闻名的恶霸地主、匪首，拥有私人武装，曾配合国民党政府诱剿长坪游击队。他的儿子杨九皋曾任李朗星保安七旅六团二营营长，在战斗中被解放军俘获，押回南漳被县公安局判处极刑。对共产党怀有深仇大恨的杨济众，也鼓励其孙子复仇，要带他去见李朗星。此时，土匪黄先国在高峰麓发动暴乱。杨华茂和叔父杨仁洪认为反共时机已到，就去主山寨找黄先国联系。在半个月里，杨华茂两次给黄的土匪队伍送去25支枪和一些子弹等武器装备。杨华茂还在石门区公所安插卧底，向黄先国提供情报。5月31日，根据杨华茂提供的情报，黄先国袭击了县剿匪部队，俘解放军85团排长、战士各一名，并将其杀害。黄先国此前还纠集国民党溃兵和乡保人员，枪杀了高峰麓办事处董述臣和几名乡保、农会干部、会员和民兵。7月23日，杨济众、杨华茂三上保康，拜见李朗星。李当场任命杨济众为“南漳民众自卫团”团长兼“南保谷三县大刀会”总会长，拨给子弹2000发。7月30日，杨济众派人从谷城请来了4个大刀会“老师”。8月4日在海大川张家坪十二、十三保“拉场子”，胁迫80多名农民参加大刀会。在新屋里、化皮垭、十一保等地发展会徒500余人，编成6个大队、若干个中队。

海大川和长北大刀会组织起来后，匪首杨济众、熊作宾、黄先国勾结谷城县国民党乡长、匪首罗会通，不但对石门、长坪进行骚扰、“扫荡”，抢劫农会会员、民兵和军、工属的财产，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大刀会徒与土匪队伍多次联合袭扰南漳县剿匪指挥部和南保谷三县剿匪工作委员会派出的解放部队。

长坪、石门的土匪和大刀会叛乱，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破坏了人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威胁到基层政权的巩固和发展。1949年9月，为了平息这场长达半年的反革命暴乱，中共襄阳地委决定成立南保谷剿匪工作委员会，工委书记智吉禄、副书记孙华民。

1949年7月，为了肃清襄西残匪，中共襄阳地委决定成立南（漳）保（康）谷（城）剿匪工作委员会，组织两支剿匪大军共1000余人进山剿匪：一支为独立7团，负责围剿保康残匪；另一支为南漳独立营、公安队和几个区中队。剿匪部队在国庆节后进山，执行军事围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政策，采取“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的战术，于10月在长坪、石门、李庙、海大川歼灭张幼笺、罗会通、杨继重（杨黑子）、熊作斌四股土匪3000余人，剿匪部队受到襄阳军分区表彰。

据统计，这次平暴共毙匪11人，伤17人，俘24人，击溃600多人，瓦解400多人，缴获步枪104支、手枪1支、子弹250发、手榴弹14枚、土炮100余门、刀矛400余把。剿匪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战斗，终于剿灭了长坪、石门土匪队伍和海大川大刀会长达半年多的反革命暴乱。剿匪结束后，县公安局还开办了土匪悔过自新培训班，经过教育绝大多数土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回到人民群众中来。平暴的成功，促进了全县政治稳定和支前等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

镇压反革命　1950年初，毛主席作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反革命分子”的指示。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镇反运动，彻底扫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为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

（一）新中国成立后全县的社会治安形势

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漳县社会治安十分复杂，各种反动势力在清匪反霸斗争中虽遭重创，但由于当时政策过于宽大，许多国民党顽固分子并未受到毁灭性打击，活动仍然十分猖獗，他们以各种面目或公开或隐蔽地同新生人民政权进行较量。残余的反动势力有五种：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特务遥相呼应，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1949年初南漳解放时，国民党南漳县党部执委李德澄被中统湖北省“调查统计室”任命为“南漳县潜伏组组长”，组织发展中统特务；原国民党军统局南漳潜伏组组长刘经焱，新中国成立后以经商为名暗中串联伪杂人员扩大组织，阴谋组织反革命暴乱。二是国民党、团组织继续破坏和捣乱。据统计，南漳解放初期共有国民党员5000多人、三青团员1386人、青年党员10人、民社党员110人。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垮台，各种反动党团组织相继解散，除少数人逃往外地，大多数都停止了活动。原国民党南漳县党部执委罗大森于1950年7月被中统湖北省负责人罗锦荣派回南漳成立“南漳反共救民县政府”和“南漳反共救民总队”，积极串联组织，准备在土改中夺取政权。三是土匪活动猖獗，纠集组织暴乱。新中国成立初期，九集、石门一带土匪活动猖獗，拦路抢劫过往客商，强奸妇女，骚扰百姓。四是地霸恶势力和封建把头继续逞凶作恶，为害一方。十四区明月寺乡地主刘学炳反攻倒算；巡检区保山村地主黄顺统杀害农民协会主席郭永吉；十三区东巩发生地主投毒报复事件等，已到了非清除不可的地步了。五是反动会道门遍布城乡，封建社会有许多民间帮会组织，因其多用“会”“道”“门”起名，故称为会道门。这些反动会道门组织，散布迷信邪说，制造政治谣言，阴谋组织暴乱。

（二）镇压土匪、恶霸、特务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严重地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因此，恢复和稳定社会治安秩序，为发展生产提供安全的社会环境是摆在县委、县政府面前的当务之急。

南漳镇压反革命运动自1950年底开始，分三个阶段进行，1953年底结束。

第一阶段重点打击土匪、恶霸、国民党特务、发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五类敌人。10月下旬至12月上旬，县公安局、公安队及各区中队深入基层调查摸底，结合自新训练队人员的自我供述，确定五类敌人2039人，其中土匪362人，恶霸773人，国民党特务119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164人，反动会道门头子337人，其他反革命分子284人。对摸出的对象分别登记造册，拟定了抓捕方案。根据地委指示，全县15个区于12月19日至21日统一行动，共抓获在册对象1451人，占应捕的71.2%。其中抓获土匪261人，恶霸747人，特务82人，反动党团骨干118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38人，其他反革命分子105人，对抓获的反革命分子就地审查后，有353人属错误逮捕当即释放，277人留各区审查处理，其余821人全部步行押解到县城审判。经县人民法院审判，报襄阳专署批准，就地处决276名，镇反运动旗开得胜。

第二阶段于1951年11月至1952年11月进行。主要是对残余的反动党团骨干及特务分子开展登记；组织工作专班追捕逃匿的反革命分子；开展清案活动。这一阶段共逮捕各类反革命分子498人，其中土匪22人，恶霸27人，特务19人，反动党团骨干分子32人，反动会道门头子177人，其他犯罪分子221人（旧官吏46人，不法地主52人，国民党保长29人，现行犯94人）。经过审判，共处理各类反革命分子635人（含清匪反霸和镇压遗留人员），其中判处死刑267人，死缓7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343人。

第三阶段从1952年12月开始至1953年4月结束。这一阶段主要是取缔反动会道门。新中国成立初期，南漳有反动会道门会首337人、会众1373人，遍及全县。经过前两个阶段的镇反运动，共打击会首177人，其中处决99人，判处有期徒刑78人，至1952年底仍有会首177人。襄阳专署公安处召开会议，专题部署开展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统一行动。县公安局调查摸底，发现西华堂、皇经堂、归根门、同善堂4个会道门仍在开展活动。1953年4月7日凌晨，全县统一行动，抓捕登记在案的反动会道门会首29人，缴获反动经书202本、反动印章14枚、集会照片12张及各种道具478件。4月下旬，各地根据调查取证，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宣判。判处有期徒刑20人，管制4人，释放8人。按照中央、省、地委指示精神，对原在押的反动会道门头子予以依法从重处理，其中处决64人，判刑73人，管制35人。

经过这次声势浩大的镇反运动，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南漳的残余势力，粉碎了美蒋特务、间谍机关利用残余的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涨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

（三）取缔反动会道门组织

1952年12月至1953年4月，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第三阶段，南漳结合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大力开展了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以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取得全面胜利。

新中国成立前，南漳县主要会道门组织有大刀会、同善社、归根门、皇经堂、西华堂、西天异门、福善堂7种。福善堂20世纪40年代被同善社吞并，大刀会在清匪反霸中被彻底消灭，50年代初，南漳县只剩下同善会、归根门、皇经堂、西华堂、西天异门五种主要会道门，其中西天异门在南漳县无会首，会众仅有7人，基本没有活动，所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南漳县有影响的会道门只有4种。这些会道门在新中国成立前长期被封建地主把持和利用，成为欺压人民、愚弄百姓、对抗共产党的反动组织。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反动会道门的活动转入地下，他们制造反动谣言、宣扬封建迷信、对抗基层政权、危害社会治安，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反动势力。新中国成立后，这些会首经过人民政府教育，大多数停止了活动。如不及时打击，必将养痈成患。

1952年11月，襄阳行署公安处召开会议，专题部署开展打击取得反动会道门统一行动。为了推动取得反动会道门行动在全县深入开展，各地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受害群众上台现身说法，揭露反动会道门的罪恶本质。同时，向会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他们认清形势、划清界限。通过教育，全县有80人当场表态退出“会道门”。对反动会首根据认罪情况，处决64 人、判处有期徒刑20人、管制4人、释放8人。

1950年底至1953年底开展的为期三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全县共打击处理反革命分子1461人，其中“五类敌人”933人，其他反革命分子528人。五类敌人中土匪142人、恶霸555人，此外，还打击外籍反革命分子19人，转内打击处理13人。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经过审判，判处死刑630人，判处死缓的52人，判处无期徒刑22人，判处有期徒刑757人。

经过这场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从组织上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在南漳的反动残余势力，粉碎了美蒋特务、间谍机关利用残余的反动势力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阴谋，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大涨了人民群众的志气，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这场运动也为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抗美援朝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同时派第七舰队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求，毅然决然地作出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者的英明决策，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12月，南漳召开干部扩大会议，决定把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任务，通电拥护，发表致中朝人民军书。随后在全县各地、各阶层、各行业利用多种形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性宣传运动。1951年5月1日，南漳全县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游行活动，参加的群众达15万多人。8月，南漳中学学生会主席刘凤惠等人带着南漳特色食品“金刚酥”和全县人民的深情厚谊，随上级组织的慰问团赴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后在南漳各地巡回报告，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战况及英雄事迹，激发了全县人民的支前和生产热情。

1951年7月1日至4日，南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城关举行，全体代表积极倡议全县人民积极捐款，支援一架“南漳号”战斗机和一门大炮，不少代表当场捐款，妇女代表把自己的耳环和首饰都捐出来了。城关、武镇工商业者共计捐款2064万元购慰问品慰问军属，开展向军人和家属写一封信活动。工商业者共计捐款1.8亿元购买武器支援抗美援朝。八区一位70多岁的老人把珍藏了50多年的首饰，没有陪嫁女儿，全部捐给抗美援朝。八区农会主席捐献3.1万元支援购买飞机大炮。十四区共捐1.57亿元支援抗美援朝。

声势浩大的宣传和捐献活动，激发了全县广大青年的参军参战热情，踊跃报名参军。沐浴区4个乡7天就有653名青年报名参军。从1951年4月至1952年4月这一时期内全县有3700多名青年参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