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漳县革命老区:组织抗日救亡活动的里程碑

1939年1月，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颁布了《限制异党办法》，国民革命军第五战区当局开始以至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同月，李先念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大队南下湖北，随后同陈少敏从河南带的两个连兵力会合，又与豫南特委、信阳挺进队以及陶铸领导了应城挺进队会合。2月，鄂西北区委成立，王翰任书记，辖襄阳中心县委、南（漳）宜（城）工委、光（化）谷（城）均（县）中心县委、南（漳）宜（城）保（康）中心县委。南漳的“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妇女工作促进会”“女子歌咏队”等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以宣传抗战，揭露日军侵华暴行为中心内容，张贴标语，演讲、演唱，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前线。担任中共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的曾志，经驻军张克侠允许，在南漳开办“军民合作大饭店”，成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的秘密联络站。南漳县党组织还争取了倾向中共的国民党县长蒋元，他属下的区长、联保主任和保长绝大多数支持抗日。

建立南（漳）宜（城）保（康）中心县委　1939年2月19日，中共鄂北特委在樊城召开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撤销鄂北特委，组建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辖荆（门）当（阳）远（安）、均州、襄（阳）光（化）谷（城）、南（漳）宜（城）保（康）四个中心县委。会议总结了建党经验，布置了党的任务，准备开展游击战争。会后，南宜保中心县委书记马识途（化名马千木）与委员洪季涛（化名阮东泉）、张书武到南漳县城开展工作。

南宜保中心县委的秘密活动　武汉沦陷后，第五战区长官部退守襄阳，襄阳行署迁至南漳县城东关。为了控制南漳，李宗仁指派亲信蒋元任南漳县长。蒋元上任前，向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曹荻秋（时任中共鄂西北区委委员、宣传部长）要人，协助他工作。根据中共鄂西北区委意见，曹荻秋派四十五军青年书记官李云汉（共产党员）、马识途去协助蒋元工作。李云汉向蒋元介绍了马识途，蒋元随即撤了本地绅士周善夫的民众教育馆馆长职务，让马识途担任。

马识途取得民众教育馆馆长的掩护职务后，着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他自编、自刻、自印了一个四开版的抗战油印小报《南漳周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蒋元在一次民众大会上动员抗日的讲话和蒋元夫人何德仪谱写的一首抗日歌曲。民众教育馆的新鲜活动，吸引了一些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和进步群众常来参加。

文化工作站　在民众教育馆附近，设有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下属的南漳县文化工作站，站长是洪季涛（中共南宜保中心县委委员），鄂西北区党委交给他的任务是开辟南漳党的组织工作。他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在文化站内设阅览室，备有延安出版的《新华日报》《解放周报》、朱德总司令写的《游击战争讲话》、郭沫若写的《为什么要抗战》等书报杂志，并在阅览人员中结识了一些进步群众，打开了工作局面。

马识途、洪季涛、李云汉等一方面借机寻找地下党员，另一方面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入党，恢复和重建南漳党的组织。在这期间，找到了和党组织失掉联系的地下党员付香儒；发展新党员郑新武、杨国成、刘怀成、王隆卓、曾庆玉、刘怀据、刘名其。当时在城关地区活动的中共党员有25人。他们的工作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怀疑，加上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限共、反共”的政策，1939年2月，蒋介石就指责文化工作委员会是一批共产党人在那里活动的“异党组织”，迫使李宗仁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3月，南漳文化工作站被撤销，洪季涛接上级党组织通知离开南漳。

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　南漳文化工作站在开展活动期间，秘密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群众性抗日组织“南漳县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团长由恢复和党组织联系的地下党员付香儒担任，副团长由田润民担任，有各阶层的团员60多人。(www.xing528.com)

战教团成员经常和文化站人员一起，在南漳街上演讲、演戏、撒传单、唱抗日歌曲。宣传国共合作、联合抗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战教团有时还到乡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使得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热情空前高涨。

八路军抗日宣传队　1938年底，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负责人董必武派李守宪（化名李迈），带领抗日宣传队20多名成员，到国民党广西军189师学兵三队宣传抗日救国，随队来到南漳，驻扎在县城西珍珠泉附近。李守宪通过学兵队长许勋武（黄埔四期，参加过共产党组织）进入了学兵队。

抗日宣传队进入南漳后，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演讲、演戏、办墙报，还创办了油印小报《动员报》。小报的刻印都在民众教育馆，馆长洪季涛（中共南宜保中心县委委员）为小报撰写了几篇评论文章，其中在一篇关于征兵的评论中提出“反对纯捆索绑，反对征贫不征富”的做法，触动了当地国民党及地方封建势力，引起了一场国共双方的争斗。国民党当局把这篇评论诬陷为挑拨言论，声称：“南漳县的军民关系、军政关系过去是很好的，自从来了某些人（暗指文化工作站及洪季涛），这种关系变坏了。”并提出要与文化工作站、宣传队公开辩论，辩论地点选在学兵队驻地。一方是李守宪、许勋武、洪季涛和抗日宣传队全体人员；另一方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觉我、地方绅士夏云卿和几个闲帮。结果国民党陈觉我一伙败北。但从此南漳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

党组织在南漳的活动，县长蒋元的所作所为使国民党顽固势力大为恐慌，他们惊呼：南漳已经赤化！为此，蒋元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当面责骂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陈觉我：“我们为抗日做了点事，为民众做了点事，有人说我们是共产党；未必抽大烟、贪污腐化才不是共产党，才是国民党，真是岂有此理！”陈觉我当场狼狈不堪。

1939年5月，湖北省三青团战地工作服务团三十余人来南漳开展活动，该团一队队长杨世杰成立“宣慰大队”，大队长是陈觉我。将县府的抗日宣传队“合并”（实为吃掉）。战地工作服务团在国民党县党部的领导下，对马识途的活动进行侦察，并到抗日青年训练班里活动。又一次，他们趁训练班上课时，潜入学员住处，偷看学员的行李书包，发现了一本油印的毛泽东的小册子，立即和陈觉我商议，判定马识途是共产党，并准备逮捕他。但此事被高度警觉的马识途察觉，马上找到蒋元和李云汉。蒋元也认为情况不妙，决定把马识途送出南漳。马识途半夜从被特务包围的民众教育馆潜出，到了县府。蒋元派了两个持手枪的警卫人员，牵一匹马，把化装了的马识途从后门送走，一直送出南漳县境。

马识途回到襄阳，找区党委汇报情况，特委安排马识途立即转移到谷城、光化一带去工作，紧急撤出了在南漳的大部分外地党员，只留下李云汉和少数几个本地党员坚持工作。南宜保中心县委的活动暂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