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漳县党组织重建：南漳县革命老区发展史

荆山农民暴动失败后，整个南漳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反动势力更加有恃无恐地摧残和迫害苏区的革命群众。南漳成立了以县长闻伯之为主任委员、国民党县党部书记赵文清为副主任委员的“清乡委员会”。聘请李治候、黄玉书、雷大仁、郑璜等15个区保安团团长为委员。临吉乡成立了以黄玉书（原农民协会秘书，后叛变）为头子的“铲共委员会”（又称“清乡团”），大肆开展“清乡”活动。“清乡团”在临吉乡一次就捉拿共产党员10人，送往南漳后被枪杀7人。原苏维埃政府主席、农民自卫军总指挥刘辉亭，荆山农民暴动失败后躲藏在外。1929年正月，仍以玩狮子为名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后被叛徒出卖，逮捕后杀害在薛家坪松树岭上。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刘辉亭的通讯员秦应洲。在“清乡”中，仅临吉乡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达22人。原农民自卫军总政治部主任周善富、县委宣传委员李贯斋、武镇党支部书记朱子伟、泰和乡党支部书记郭鲁斋逃往外地。苏维埃政府委员朱祝在武镇通过地下党员赵虚白与鄂北特委取得联系，并留在此工作。

恢复南漳地下党组织　1928年4月，中共鄂北特委任命张雄（又名张壮飞，南漳龙门人）为中共南漳县委书记，组织领导南漳党的工作。张的父亲是前清秀才，张雄九岁时就读于樊城鸿文书院附小，1926年毕业于湖南益阳信义大学，后到樊城鸿文中学任教。因他倾向革命，由鸿文中学党团支部书记马适安等介绍先后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张雄曾任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襄阳县党部执委兼组织部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派往崇阳县任国民党县党部筹备主任，中国崇阳区委书记。“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由崇阳转回樊城，遭当局通缉，随后被派到老河口、谷城茨河开展农运工作。张雄被任命为中共南漳县委书记时，正在茨河参加谷城县委书记高如松领导的农民暴动。1928年6月前往南漳开展党的活动。

张雄到南漳后，与武镇地下党员胡子舆、赵虚白（公开身份是南漳县民众教育馆馆长）取得了联系。经赵虚白推荐介绍，张雄接受教育局长蔡尧夫（蔡楚潘）的邀请，应聘担任南漳县高级小学校长，以此职业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安排共产党员朱祝、朱子伟、栗青阳到该校当教员。张雄还把妻儿接到武镇，开了一家织袜铺，以此为掩护寻找地下党的线索。通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逐步恢复了城关、武镇、挡贼口三个党支部。城关党支部书记郭铭恕、武镇党支部书记胡子舆、挡贼口党支部书记张理勷。三个党支部实际上只有十多名党员。

武镇党支部书记胡子舆，为了掩人耳目，经营了一家“大顺祥”织袜铺，作为鄂北特委与南漳县委的地下交通站。织袜铺的五六个工人大都是地下党员。这里联络、接待、掩护过鄂北特委、鄂北临时特委和鄂豫边特委及所属其他县委的领导人。这一时期，武镇党支部成立了南漳县委活动的中心地点。党支部书记胡子舆还以个人名义，编印发行了进步刊物《周报》，以介绍商业行情、社会动态、反映民意为名，揭露和抨击时政。并利用禁烟法令，成立“武镇禁烟稽查处”，掩护地下党的活动。1930年3月，鄂豫悍匪张连三率部5000余人驻守武镇，驻军粮饷费用完全要地方负担。官兵经常结伙抢劫、强奸妇女、杀人放火，动不动就以“窝匪”“通共”罪名敲诈勒索，草菅人命。地下党支部书记胡子舆忍无可忍，在中小商人和社会各界的要求下，为民请命，以商会名义发电给省政府，控告张连三暴行。张连三得知消息后，立即派一个连兵力捉拿胡子舆。胡逃到郊外，指挥商团联合附近地方武装及大刀会组织袭击张连三，不料奸人告密被拘捕。恶霸张南山、原武镇商团大队长郑伯轩，乘机联合控告胡是武镇“共党要人”。胡被捕入狱后，虽经严刑拷打，但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1932年6月，中共襄阳中心县委委员、宜城县委书记徐有如被捕，供出胡子舆是共产党员。同年9月13日胡在武镇被杀害。

1930年春，张雄应龙门豪绅邀请，担任挡贼口保安团长，以充当他们的保护人。张雄到任后，为了维护多数农民的利益，不顾地主豪绅的反对，坚决按田亩摊派捐税，大户多征，小户少征，穷人不征。豪绅们大失所望。年底，豪绅们联名控告张雄贪污公款。次年2月16日到县衙对簿公堂，查清账目，张雄胜诉。县衙将原告判为诬告，棒打一顿了事。众土豪恼羞成怒，向省清乡局告发张雄是“异党分子”，张雄被通缉后逃往利川县，投奔国民党县长张登平，改名张季宜，在利川黔江边界扪头场广文小学任教，从此脱离了共产党组织。(www.xing528.com)

建立中共南漳特区委　1930年4月初，中共鄂北特委在襄城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恢复和发展鄂北党组织，决定襄阳等七个县建立县委，南漳等六个县成立特区委。同时确定了以枣阳为中心的各县武装暴动计划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方针。原南漳县委书记张雄应豪绅要求到挡贼口当了保安团长，因种种原因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4月，鄂北特委派徐化龙找到朱祝、胡维四，传达特委决定，任命县委原秘书、城厢区党支部书记朱祝为特区委书记，委员有胡维四、吴自修、刘武成、刘仕会，机关设在城关。在县城后街胡维四家设了一个联络站，由胡维四负责。特区委召开会议，传达鄂北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作出了尽快恢复重建党组织、准备武装暴动的决定。并把工作重点放在策反县保安队大队及大队长刘清波身上。此前，朱祝通过他父亲生前好友、南漳大绅士李协琴的介绍进入县保安大队，给刘清波当文书。刘清波知道朱祝可能是中共党员。刘清波发现朱祝常与县高级小学教员朱子伟、栗青阳、郭鲁瞻等人接触，判断他们可能也是共产党员。经朱祝介绍，他们彼此认识。朱子伟、栗青阳、郭鲁瞻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鼓动刘清波把枪拖过来，跟他们一起干。刘清波表示：“兄弟佩服共产党，但绝不加害你们，要我加入贵党，恕不能从命。”策反虽未成功，但朱子伟、柴佑卿（共产党员）、栗青阳都进了保安队。栗青阳当了中队长，柴佑卿当了分队长。朱祝离开保安队后，朱子伟又接替了保安大队文书职务。特区委恢复组织，准备武装暴动的计划如期进行。1930年6月，鄂北特委组织部长傅良驹在襄阳被捕，供出他所掌握的鄂北地下党组织的全部情况，县保安大队长刘清波接到逮捕朱祝的通缉令后，泄露给朱祝，并介绍朱祝到武汉刘清波亲戚家避难。朱祝带着刘清波的信，连夜离开南漳，找到刘清波的儿女亲家张仙樵，在张所办的武汉中华大学化学工业社里当徒工。一天，社里人员苏德山因共产党嫌疑被捕，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写着“张仙樵在问朱祝”的字条，怀疑朱祝与苏德山的关系。国民党湖北省第四行署传讯朱祝。几经折腾朱祝供出易启华、曾约其即将加入共产党的线索，二人闻讯逃走。朱祝被武汉警备司令部拘捕，关了三个月，这年冬被保释回南漳，在县清乡局谋到一个会计的差事。朱隐瞒了在武汉被捕的经历，继续担任特区委书记，开展党的活动。到1931年9月，先后恢复了城关、武镇、挡贼口、青泥湾、丁家集党支部。武镇党支部负责人曾宪贞，挡贼口党支部负责人张理勷，丁家集党支部负责人吴自修，清泥湾党支部负责人郭鲁瞻。五个党支部又称“五特支”，有党员50人。1931年冬，朱祝在城东李家冲召开党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特区委员胡维四、吴自修、刘武成、刘士会和党员朱子伟、栗青阳。不久又在县城“招民客栈”柴佑卿家开会。两次会议主要研究组织丁家集农民暴动问题。会后，吴自修和刘武成加紧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准备暴动。这时城乡共有暴动人员100多人，必要时，县保安大队两个中队可由朱子伟、栗青阳拉出来参加暴动。年底，吴自修派邓守道等人到九集肖家畈绅士“张麻子”家里，强行取走四支枪。此事被告发到丁家集团防局长尤子恒那里，引起尤的警觉，急忙纠集武镇商团郑伯轩，带着团丁，将吴自修、刘武成、尤贵修、邓守道等捕获。第二年4月，将他们枪杀在丁家集庙儿岗。丁家集暴动失败。

1932年9月11日至14日，南漳驻军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分别在城关、武镇、丁家集逮捕了地下党员胡维四、刘辉、胡玉书、胡启哲、朱子伟，押往襄阳监狱。打入县保安大队遭到通缉的栗青阳，得到消息后逃往武汉。其他未被捕的党员或逃往外地，或就地隐蔽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漳革命斗争再次遭受严重挫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南漳历史上第二个革命高潮时期。尤其是中共南漳县委组织领导的“荆山农民暴动”，继而组建的农民自卫军（辖四个团），震惊鄂北地区。暴动成功以后，在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的基础上成立了“薛坪苏维埃政府”，这是鄂北第一个苏维埃政府，也是全省较早的苏维埃政府之一，表现了南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历史创造精神。只可惜，革命苏区成立月余就惨遭失败。但南漳共产党人不屈不挠，重新投入战斗，重建了中共南漳县委和南漳特区委，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下恢复了部分基层党组织，蓄积了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