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馆阁体的进一步发展和碑版的出土,一些书法家开始提倡碑学。明代书坛,众多书家展示出独具一格的书风,如陈淳、徐渭、董其昌、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清代中后期,由于阮元、包世臣等人在理论上的倡导,碑学风靡书坛。众多书家纷纷加入碑学队伍,他们共同努力突破帖学的牢笼,注重个性的发展与创造。邓石如和伊秉绶为清代著名书家,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明代书家中,徐渭有着极为独特的面貌,他虽师法米芾、黄庭坚,但多出于己意,不拘法度。他擅长行、草,尤以狂草著名。徐渭是诗、文、书、画无所不精的全才,他曾自言“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他的书法带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笔势险峻洒脱,于奔放中见姿媚。徐渭的传世书法作品多为草书,与其泼墨大写意的绘画风格相同。他在画中题字,从笔法到章法都与画作相协调,如《墨葡萄图》和《荷蟹图》中笔走龙蛇、大气磅礴的题字大大加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其书法代表作品有《草书杜诗轴》、行草书《七言律诗》等。
文徵明的弟子陈淳,主要随师学习诗文,其书法不像其他文氏门生那样表现出秀雅的文家笔意。他擅长行、草,草书初学“二王”,笔意纵横,个人风格突出。
明末书坛上比较有影响的还有张瑞图、倪元璐、黄道周等人。张瑞图、米万钟、邢侗及董其昌在万历时并称为“晚明四大家”。
倪元璐(1593—1644),字玉汝,号鸿宝,浙江绍兴人。黄道周(1585—1646),字幼平,号石斋,福建漳浦(今福建东山县)人。倪、黄二人生于明末,学识深厚,书法都有别于明末盛行的秀雅婉丽的风格,具有刚健、奇逸的特色。
傅山(1607—1684),字青竹,号真山、石道人等。他作草书雄奇逸宕(图8-49),提出在书法上“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反对以工为巧,提倡自然率真、拙朴天真之美。
倪元璐、黄道周、傅山等人的书法实践和艺术主张,都是对董其昌等强调文人意趣、倾向清疏秀媚的矫正。
邓石如(1743—1805),原名琰,字石如,号完白山人、龙山樵长等。他临学甚广,堪称碑学的集大成者。他擅长楷、篆、隶、行等书体,以篆、隶为精。尤其是篆书突破了秦以来李斯、李阳冰的笔法,用隶书笔法书写篆书,形成了篆书的新风貌。他的代表作品有篆书《四箴四条屏》和《唐诗集句》(图8-50)等,字体浑厚,笔力矫健,格调不凡。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晚号默庵,福建宁化人。他四体书法皆擅,出入汉魏六朝碑学,终自成一家。他的隶书将颜真卿笔法与汉代风韵结合起来,用笔浑圆,质朴大方,独具风格。代表作品有《临汉张迁碑立轴》等。他的行书、楷书皆有隶书、颜书笔意,颇具新意。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阮元的碑学书论极大地推动了碑学的兴盛。在其《南北书派论》中,他首先提出了书分南北两派的观点。由于个人的喜好,他极力推崇北派,对清代中后期北碑的盛行极具影响力。他在《北碑南帖论》中明确提出了尊碑的思想。对汉魏思想的推崇,使他极力主张摆脱一切流俗。除书学外,他还精通天文、地理、历算、文学,并有很多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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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9 《高适五律》(之一)
[明]傅山
图8-50 《唐诗集句》(局部)
[清]邓石如
邓石如的弟子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号倦翁,安徽泾县人。他的书法理论对清代书坛影响极大。包世臣在书法上始学帖学,后改学北碑,行、楷、草书皆能。他同阮元一样,也大力提倡北碑。
清代中后期,一些文人士大夫在绘画的同时兼擅书法,出现了一些颇具绘画意味的画家书法作品。这些画家主要以“扬州八怪”为代表,他们的书法达到了书画相通的效果,可谓“以画之关纽透入书中”,形成了新颖怪奇的书风。如金农主张师法汉碑,他的书法苍逸沉厚,魄力沉雄。金农对《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等极为推崇,主要作品有隶书《节临西岳华山庙碑》(图8-51)等。其行书、草书运用隶书笔法,形“如老树着花,姿媚横出”,给人一种以拙为巧、富于金石意味的感觉。
图8-51 《节临西岳华山庙碑》
[清]金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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