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代的统一使得南北书风得以融合，摆脱了前期粗犷险逸的风格[34]，讲求法度严谨、工整端丽，呈现出由尚韵到尚法的过渡趋势。隋代有大量碑刻墓志及造像铭遗留下来，以楷书为主，可分为“峻严方饬”“平正和美”“深厚圆劲”与“秀朗细挺”四种书风[35]。“峻严方饬”一体从北魏的造像、摩崖、墓志中沿袭而来，以《董美人墓志》《苏慈墓志》为代表。《董美人墓志》（图5-55）脱离了北魏雄强古朴的旧风，呈现出端庄妍美、俊严挺拔的新风尚。“平正和美”一体以“二王”为正统书风，以丁道护的《启法寺碑》为代表，结构平正而顿挫有致。“深厚圆劲”与“秀朗细挺”两种书风均出自北齐，前者笔法圆浑，劲强骨胜，以《曹植庙碑》为代表；后者运笔细挺，婉丽求媚，以《龙藏寺碑》为代表。隋代书法为唐代书法标准形态的建立与完善做了铺垫，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隋代善书者甚多，以智永尤为著名。
智永（生卒年不详），陈、隋间书法家，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王羲之第七代孙，永欣寺僧人，人称“永禅师”。智永曾写《真草千字文》（图5-56）八百余本，分赠予江东各寺院。现有《真草千字文》墨迹与刻本传世，墨迹本藏于日本，石刻本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其真书圆润古雅，草书含蓄秀逸。
图5-55 《董美人墓志》（拓本，局部）
隋
陕西省西安市出土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图5-56 《真草千字文》（拓本，局部）
［隋］释智永
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初期，在唐太宗的推动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确立了新的楷书典范，书法艺术逐渐从六朝的遗法中蝉蜕出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代表了初唐书法的最高成就，世称“初唐四大家”。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博贯经史，曾官至太子率更令，封渤海县男，故又称“欧阳率更”“欧阳渤海”。他初学王羲之，后渐变其体，笔力险劲，法度严整，人称“欧体”。传世作品很多，楷书有《皇甫诞碑》《化度寺碑》《九成宫醴泉铭》等，行书有《卜商帖》《张翰帖》《梦奠帖》等，隶书有《房彦谦碑》。《化度寺碑》系欧阳询75岁时所写，结体精妙，严劲缜密，尽显体方笔圆的精妙，历代论书者都将它评为欧阳询的楷书之冠。《九成宫醴泉铭》（图5-57）为欧阳询应诏之作，用笔、结构严谨峭劲，遒劲之中不失丰厚，被誉为“天下第一楷书”。其子欧阳通继承家学，也是著名书法家。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浙江慈溪）人，贞观七年（633年）赐爵永兴县子，故人称“虞永兴”。虞世南书法师承智永禅师，上溯王右军晋朝遗风，加上博学广识，因而在唐初楷书诸家中与欧阳询各领风骚。其书笔致圆融丰腴，外柔内刚，萧散洒落。《宣和画谱》中评论虞、欧说：“虞则内含刚柔，欧则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为优。”虞世南的墨迹留存下来的不多，代表作《孔子庙堂碑》（图5-58）用笔端肃静穆，给人一种静中有动之感。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性耿直忠烈，高宗时被封为河南郡公，故人称“褚河南”。他从早期碑刻中汲取营养，后拜虞世南为师，又上溯“二王”。其书遒劲丰丽，尤以劲炼疏瘦见长。传世碑刻有《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阴符经》等。《孟法师碑》体势方峻，清远萧散，既有欧体的刚健险劲、虞体的典雅敦厚，又蕴含钟王书法的思逸神超。《雁塔圣教序》（图5-59）系褚遂良晚年之作。一为《大唐三藏圣教序》，系唐大宗李世民撰文；一为《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序记》，系唐高宗李治撰文。两碑相对，立于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用笔方圆兼备，又有隶法、行书意味掺入，章法疏朗，更显清俊飘逸、俯仰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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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7 《九成宫醴泉铭》（拓本，局部）
［唐］欧阳询
故宫博物院藏
图5-58 《孔子庙堂碑》（拓本，局部）
［唐］虞世南
故宫博物院藏
图5-59 《雁塔圣教序》（拓本，局部）
［唐］褚遂良
故宫博物院藏
图5-60 《信行禅师碑》（拓本，局部）
［唐］薛稷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汾阴（今山西万荣）人，曾官至太子少保，故亦称“薛少保”。其书受褚遂良影响很深，笔态遒丽，笔法精妙，有“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之说。代表作有《信行禅师碑》（图5-60）、《七启帖》，结构遒丽健美，横向拓展，特别是点、钩、折有斩钉截铁之姿。杜甫曾写诗称赞“书贵瘦硬方通神”，赞叹的正是薛稷的书风。[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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