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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史:尉迟乙僧壁画创作成果引领盛世

时间:2023-10-1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据文献记载,尉迟乙僧曾在一些大寺院如光宅寺、慈恩寺、兴唐寺、安国寺等绘制了大量壁画,获得了时人极高的评价。传为吴道子作品的《送子天王图》,全局的结构、人物的精神刻画以及衣纹的转折飘举上都体现了“吴装”的风格。

中国美术史:尉迟乙僧壁画创作成果引领盛世

随着社会经济的繁荣和上层统治阶级的需要,唐代人物画在反映贵族生活、表现道释题材方面取得了重要成就。唐代画家众多,如阎立本、尉迟乙僧、吴道子、张萱、周昉等,都是一代巨匠,誉驰千秋。这一时期人物画的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人物形象丰腴饱满,表现出一种积极奋发的精神面貌;不同艺术家又有不同的表现技巧,显现出此期人物画兼容并蓄、丰富多彩的发展趋向。

(一)初唐画坛的两大画风——以阎立本与尉迟乙僧的绘画为代表

阎立本(约601—673)与尉迟乙僧(生卒年不详)是活跃于初唐画坛的两大画家,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原地区汉族西域少数民族的两大绘画风格:前者继承了魏晋以来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法的绘画传统,后者则延续了以色彩晕染为主要特征的西域风格,二者共同表现出蓬勃向上的时代风貌。

阎立本,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临潼)人。其父阎毗和其兄阎立德均擅长建筑工程和绘画。阎立本以人物肖像画最著名,作品多取材于贵族、宫廷历史事件,曾创作《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职贡图》《萧翼赚兰亭图》及《永徽朝臣图》等。在表现技巧方面,阎立本承继六朝绘画传统,并有所发展,表现在“健劲的线描,沉着而稍显板滞的设色,人物面部的细致刻画”等方面。[2]故张彦远评价称:“阎(立本)则六法备该,万象不失。”

步辇图》(图5-1)是阎立本传世的代表性作品,描写了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使者禄东赞在松赞干布的派遣下到长安通聘的历史事件。画家以简练的手法生动地描绘了唐太宗接见禄东赞的情景。在画面的构图上,画家将整个场景分为疏密有序而又相互呼应的两部分,通过对两组人物的描绘,巧妙而恰当地将人物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性格特征揭示出来:唐太宗威严深沉,不失帝王风范;禄东赞睿智聪颖而又矜持谦恭。作品严谨工整,真实地记载了汉藏两族友好往来的历史。

图5-1 《步辇图》(宋摹本)

[唐]阎立本
纵38.5厘米,横129厘米
故宫博物院

传为阎立本所作的《历代帝王图》(图5-2)是反映唐代初期人物画艺术水平的另一重要作品。作品采用“主大从小”的手法,描绘了从两汉至隋代的13位帝王。画家力求通过对人物细节,尤其是面部表情的悉心描绘,揭示其不同的心态、气质和性格;大大发展了单线勾勒的表现技法,对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的线条,如眼、鼻、嘴、脸的轮廓以及衣褶,采用粗细不同的线描,达到表现体积感的目的。此外,该作品中帝王的图像特征也反映出唐代绘画与南北朝的继承关系。[3]

尉迟乙僧,于阗(今新疆和田)人,在初唐画坛上与阎立本齐名。[4]善画佛像鬼神、人物,画“外国鬼神,奇形异貌,中华罕继”。由于技艺不凡,被评为“气正迹高,可与顾(恺之)、陆(探微)为友”。其画法与中原画法有极大的区别,记载称他“画外国及菩萨,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用色沉着,(如)堆起绢素而不隐指”,因而有“身若出壁”的评价。这种用铁线勾描、设色偏重渲染的画法,显然会营造出很强的体积感。据文献记载,尉迟乙僧曾在一些大寺院如光宅寺、慈恩寺、兴唐寺、安国寺等绘制了大量壁画,获得了时人极高的评价。张彦远认为他的作品与阎立本、吴道子的一样,是“国朝画可齐中古”者。[5]

图5-2 《历代帝王图》(局部)

[唐]阎立本
纵51.3厘米,横531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二)“画圣”吴道子

盛唐是唐代美术最为辉煌的时期[6],最负盛名的画家就是一代画圣吴道子[7]。吴道子(约680—759),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出身贫寒,曾追随以“狂草”闻名的书法家张旭、贺知章学习书法,后改学画,“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他长于绘画的名声传遍京城后,被唐玄宗召入宫廷,授以“内教博士”,并被更名为道玄。他曾画了一些表现玄宗宫廷生活的作品,并在长安、洛阳绘制了大量的壁画。

吴道子的绘画成就主要表现在宗教绘画上,据说他一生绘制的壁画多达300余壁,作品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吴道子画圆光“不用尺度”,“立笔挥扫,势若风旋,人皆谓之神助”。据《唐朝名画录》记载,吴道子在洛阳观裴旻舞剑后,即刻“援毫图壁,飒然风起,为天下之壮观”;并有一日之内画“嘉陵江三百余里”的美谈[8]。吴道子善于在巨大的画幅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出不同的情境,笔下的“变相人物,奇踪异状”,竟无雷同之处,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才能。吴道子所画人物充满生动的活力,所画菩提寺的菩萨有“转目视人”的效果,所画天王力士“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所画执炉天女达到了“窃眸欲语”的境地。

吴道子在艺术技巧上有突出的创造。他的笔法显然是“疏体”的表现,“众皆密于盼际,我则离披其点画”。他将线描的技巧发展到新的水平:为了强调笔墨线条的表现效果,适当地压缩了色彩在画面上的比重,“浅深晕成”,“傅彩简淡”,创造了一种设色简淡、傅彩于墨痕之中、略施微染的画法,即遒劲奔放、富于变化的“莼菜条”。其笔势如郭若虚所说,“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即所谓“吴带当风”“吴装”。传为吴道子作品的《送子天王图》(图5-3),全局的结构、人物的精神刻画以及衣纹的转折飘举上都体现了“吴装”的风格。这种行笔奔放磊落、赋以淡彩的画法,在敦煌莫高窟第103窟盛唐壁画《维摩诘变相》中也可以看到。

图5-3 《送子天王图》(宋摹本,局部)

[唐]吴道子

吴道子独创的宗教图像样式被称为“吴家样”,是继张僧繇的“张家样”之后中国佛教美术中最成熟的代表样式。“吴家样”突破了北齐曹仲达以来“曹家样”的影响,成为与之相对立的样式,被宋代评论家概括为“吴带当风,曹衣出水”[9]。吴道子的绘画在当时的画坛上影响很大,跟随其学画的有卢楞伽、杨庭光、王耐儿(仙桥)等,其中以卢楞伽的成就较大[10]

(三)盛世绮华——张萱与周防的仕女画(www.xing528.com)

人物画发展到盛唐时期,出现了一种新兴的、描绘仕女生活的题材,即所谓“绮罗人物”,这与当时社会的审美标准有着密切的联系。仕女画的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

张萱(生卒年不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的艺术活动主要在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宫廷画家,擅长人物画,尤工仕女画、婴儿画。张萱所画贵族妇女,据说以朱色晕染耳根为其特色。他特别长于描绘贵族男女,在亭台、树木花鸟环境点缀方面也很见长。他曾以“金井梧桐秋叶黄”诗句为题,以绘画表现宫廷妇女被冷落遗弃的寂寞生活。

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捣练图》有宋徽宗赵佶的摹本流传下来。《虢国夫人游春图》(图5-4)绢本设色,描写的是玄宗时显赫一时的王亲虢国夫人及其眷属们游春的情景。作品的构图采取前疏后密、前小后大的锥形,使得画面气韵贯通。整幅作品不画背景,着力于对人物欢快情绪的刻画。出行队伍装饰得花团锦簇,人物体态丰腴娇艳,马骑雄健肥壮。在技法运用上,勾线细劲有力,色彩艳丽而秀雅,令人联想到生机盎然的无限春光。《捣练图》(图5-5)绢本设色,描绘的是贵族妇女捣练、络线、熨平、缝制等劳动场景,是唐代仕女画中取材较为别致的一幅作品。画家并没有停留在对劳动过程的简单图解上,而是精心刻画人物的细节动作,如捣练者挽袖、扯练的妇女身体自然地向后倾斜、扇火的女孩以袖遮脸等,从而使作品富有生活情趣

图5-4 《虢国夫人游春图》

[唐]张萱
纵52厘米,横148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5-5 《捣练图》

[唐]张萱
纵37厘米,横147厘米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图5-6 《簪花仕女图

[唐]周昉
纵46厘米,横180厘米
辽宁省博物馆藏

继承并发展张萱仕女画的是周昉。周昉(生卒年不详),字仲朗,又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官宦之家,这对他的艺术创作有直接的影响。据《历代名画记》载,周昉“初效张萱画,后则小异,颇极风姿”,他笔下的人物“衣裳劲简,彩色柔丽。菩萨端严,妙创水月之体”。其主要作品有《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明皇骑从图》等。《簪花仕女图》(图5-6)同样描写了宫中妇女的闲逸生活。全画可分为四段,分别表现了采花、赏花、散步、戏犬四个不同的情节;妇女们衣着华丽,神态雍容自若。画家运用简劲的线条、艳丽的设色,成功地表现了“罗薄透凝脂”的美感。此画堪称中国古代仕女画的典范之作。

周昉还是当时有名的肖像画、宗教画画家。据画史记载,周昉画的赵纵侍郎不仅外貌肖似,而且能“兼移其神气,得赵郎情性笑言之姿”[11],说明周昉的肖像画能够生动入微地传达出对象的精神特征。周昉曾在长安的章敬寺画壁画,京都人士争相观看,数以万计,并纷纷提出建议。周昉虚心倾听,认真修改,直至观者“无不叹为精妙”。周昉的佛画风格是唐代宗教画向世俗化演变的一种具体表现,被称为“周家样”。

周昉作为8世纪下半叶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当时追随者甚多,如王朏、赵博文、赵博宣、程修已、高云、李真等。此外,周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以及邻国的绘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四)魏晋遗风——孙位及其《高逸图》

孙位(生卒年不详),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一名遇,自号会稽山人,晚唐著名人物画画家。《益州名画录》中记载其性情疏野豪放,兼工书画,“虽好饮酒,未尝沉酩”。《宣和画谱》中说他“乐与幽人为物外交”。唐僖宗黄巢起义而逃往四川时,孙位也跟随着到了四川,在四川的应天寺、昭应寺创作了《龙水》《墨竹》《松石》和《天王像》等。据《图画见闻志》记载,孙位在成都应天寺左壁上画天王与诸鬼神,“笔锋狂纵,形制诡异,世莫之与比”,应属于较为纵放的画法。由此可知,孙位是一位取材广泛、画法多样的画家。他的画作流传至今的只有《高逸图》[12](图5-7)。

图5-7 《高逸图》(局部)

[唐]孙位
纵45.2厘米,横168.7厘米
上海博物馆

《高逸图》为绢本设色,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的四位高人逸士,即山涛、王戎、刘伶和阮籍。从画面的表现形式来看,该作与南京西善桥南朝墓发现的砖印《竹林七贤图》有密切关系,无疑是依照南朝这一传统范本创造出来的。两者相比,从对周围树石、人物的精神面貌以及画面气氛的表现来看,《高逸图》显然有相当的进步。画家既注意刻画这些逸士恃才自傲、玩世不恭的共性,又深入揭示出他们各自的性格特征,如画中的山涛上身袒露,披襟抱膝,两眼正视前方,流露出旁若无人的傲慢性格。孙位的此类题材与他“乐与幽人为物外交”的生活情趣是一致的。《高逸图》用笔细劲凝练,继承了六朝画风又有所发展,是一幅代表晚唐人物画水平的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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