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四百年的分裂、对抗、冲突之后，结束这一切乱象，并开创新局的力量，来自西北地区。北朝后期在西魏、北周的锐意革新之下，关中地区胡汉融合，出现一股新生力量，具有质朴、尚武、民族平等合作等特色。这股胡汉融合后展现的新生力量，很快征服黄河流域东部与长江中下游的两股分属胡汉但都已告衰朽的传统势力，统一中国，并将四百年来不同族群共同累积的力量提供给它的继承者，发扬光大，终成大唐盛世。
所以大唐盛世，实际上是继承西魏─北周的传统而来。北朝探访至此，且让我们先了解西魏、北周的政治概况。
南北朝时期北魏分裂后出现的政权，由鲜卑人宇文泰拥立北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与高欢所掌控的东魏对立，建都长安。至557年被北周取代，经历两代三帝，享国23年。西魏从始至终都是关中豪门宇文家族的傀儡政权，它存在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任皇帝，这三个人却刚好代表傀儡皇帝的三种心态与表现，值得玩味。
文帝元宝炬（507—551年，得年45岁，535—551年在位）
虽是傀儡皇帝，却也是西魏的开国君主。元宝炬534年跟随孝武帝元修进入关中投靠宇文泰。不久孝武帝被宇文泰杀死，535年宇文泰领导的关陇在地集团和入关集团达成妥协，元宝炬被拥立为帝，号称继承北魏，史称西魏，此政权实际上是宇文泰的傀儡。551年三月，元宝炬死，善终。
西魏文帝可谓历史上的“模范傀儡皇帝”。他非常清楚宇文家族取代魏室的趋势，故采取无条件合作，以求自保的态度。
历史上傀儡皇帝很多，傀儡皇帝对自己的处境可能出现三种反应。第一种是消极对待，听天由命，最后难免被权臣篡位，通常随后不久就被杀死“以绝后患”。第二种是直接反抗，例如曹魏废帝曹髦、北魏孝武帝元修，这种态度将立刻使政坛的幕前和幕后之间爆发生死存亡的零和冲突，迫使操纵者采取激烈行动，结果傀儡必然失败身死，操纵者也必须付出代价。元宝炬采取的是第三种，积极、全面配合操纵者的政治运作，忠实扮演好傀儡的角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承认现实，保存性命，尤其在傀儡还有些微实力时，更具有鲜明宣示不抵抗的用意，容易达到目的。实权操纵者最喜欢这样的傀儡，往往不会夺走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双赢。就西魏而言，元宝炬的政策使北魏孝武帝带来的入关集团在大致没有冲突的情况下，融入关中在地集团，宇文家族对西魏政权的掌控也在和平中完全确立，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会有点感谢元宝炬。
废帝元钦（525—554年，被杀，得年30岁，551—554年在位）
西魏第二任皇帝。文帝元宝炬长子，母为乙弗皇后。
535年他11岁时，父亲元宝炬登基为西魏皇帝，元钦也被立为皇太子。不久丞相宇文泰将女儿许配给他，这也是在傀儡皇帝或傀儡皇太子身上必然发生的事。551年，文帝死，元钦继位。553年，宇文泰主动辞去丞相之位。同年十一月，尚书元烈密谋诛杀宇文泰，事迹败露，被宇文泰处死。此后元钦对此事常有怨言，自己也想要诛宇文泰，竟异想天开，秘密结纳宇文泰的三个女婿，也是他的连襟们起事。结果三人告密，554年初元钦被宇文泰废掉，改立其弟元廓为帝，不久之后，走直接反抗路线的元钦当然被宇文泰毒死。
恭帝拓跋廓（537—557年，被杀，得年21岁，554—557年在位）
原名元廓，西魏第三任皇帝。文帝元宝炬第四子。
他因兄长被杀而继位当傀儡皇帝，复姓拓跋，已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听天由命而已。556年十二月被迫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557年他也被杀。
北周继承西魏，是北朝后期分裂出的政权之一，由宇文氏篡西魏建立，定都长安。北周的奠基者是宇文泰（507—556年），字黑獭，代郡武川[12]鲜卑人，在北魏后期的动乱中据有关中地区，成为一方之霸，与高欢东西对峙。他一手控制西魏，掌权22年，任用苏绰等人进行改革，西魏因此强盛。宇文泰的政治、军事才能甚强，在北朝后期的东西对抗中，以寡击众，以弱敌强，曾三次战役都大败东魏，又抓住南方侯景之乱，南梁内斗的时机出兵，夺得南梁荆州、四川的地盘，俘虏梁元帝，威名远播，也使西魏的领土大举扩张，逐渐在南北朝后期的三国鼎立中占有优势。
556年，宇文泰过世，由其子年15岁的宇文觉继承，大权落入觉的堂兄宇文护（513—572年）手中，随即逼迫西魏禅位。557年北周建国，西魏恭帝被杀。
北周初年，政治情势非常诡异。开国皇帝孝闵帝宇文觉（542—557年，557年在位）身为奠基者宇文泰之子，却毫无实权，是堂兄宇文护的傀儡。他对这种情况无法忍受，密谋诛杀宇文护，却被部下告密，自己被宇文护废掉后杀死。宇文护改立宇文泰庶长子宇文毓（534—560年，557—560年在位）做第二个傀儡皇帝，结果如出一辙，三年后又把他杀掉，再立宇文泰的另一个儿子宇文邕（543—578年，560—578年在位）做第三个傀儡皇帝。宇文护执政期间总计杀害西魏恭帝、北周孝闵帝、北周明帝三位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弑君者。然而宇文护完全没有料到，他认为已经吓破胆，只会乖乖听话的第三个傀儡皇帝，竟会乘他不备从背后偷袭。
武帝宇文邕（543—578年，得年36岁，560—578年在位）
北周第三任皇帝，宇文泰第四子。这是一个深谙“稳、准、狠”三字真诀的政治人物，也是英明的君主。他原是权臣堂兄宇文护的第三任傀儡，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被杀，严峻的政治环境使他深沉、勇敢而有谋略。从即位起，十三年间，他都在韬光养晦，每天写写文章，听听音乐，下下棋，朝廷大事完全配合宇文护的意旨，以松弛宇文护的警觉。直到572年，宇文邕把握宇文护朝见太后，身边无人的机会，暴起发难，亲手用沉重的玉版捶击宇文护后脑，将他打昏后杀死，从此大权在握，成为真正的皇帝。
宇文邕在位期间生活俭朴，身穿布袍，精简后宫，关心民间疾苦，整顿吏治，北周因此政治清明，百姓生活安定，国势强盛。他曾大举灭佛，兼及道教，捣毁全国佛塔、佛寺，严令僧尼、道士还俗，已如前述。这固然导源于佛、道二教的竞争与冲突，但也有借打击宗教以增加政府财源及兵源的意义在内。北周在他的统治下日益强盛，575年，他率军大举进攻北齐，577年灭北齐，统一北方。南北朝后期突厥兴起，北齐、北周不得不争相拉拢，负担甚重，突厥可汗甚至声称北齐、北周是他的两个儿子。北方统一后，北周已无敷衍突厥的必要，578年武帝宇文邕决定亲自征伐突厥，不料在出发前病死，得年36岁。
宣帝宇文赟（559—580年，得年22岁，578—579年在位）
北周武帝宇文邕长子，北周第四任皇帝。此人集北朝昏君、暴君、乱君的各种恶行于一身，沉湎酒色，凶暴残虐，滥施刑罚，又喜好奢华，大肆装饰宫殿，这可能与父亲武帝对他的管教过分严格有关。在他成长期间，武帝曾派人监视他的言行举止，只要犯错就严厉责打。宇文赟在父亲死后毫不哀戚，抚摸着脚上被杖责的疤痕，大声对武帝的棺材喊道：“死得太晚了！”
579年，21岁的宣帝做皇帝做得厌倦了，就禅位于长子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次年去世，北周至此已注定灭亡。
静帝宇文衍（573—581年，被杀，得年9岁，579—581年在位）
本是父亲宣帝的傀儡，父死后变成权臣杨坚的傀儡。581年，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北周灭亡，北朝也随之结束，这个年仅9岁的北朝最后一位皇帝不久被杨坚派人杀死。
北魏分裂后演变成黄河流域东部的东魏、北齐，对抗西部的西魏、北周。分裂开始时西魏、北周的领域经济相对落后，人口少，军队少，客观上居于不利地位。所以西魏、北周的胜利，是历史上政权相争中少数以小破大、以弱胜强的案例，值得研究。
然而从上述西魏、北周的皇室与宫廷看，其夺权斗争之惨烈、皇帝遭杀戮之众多，比东魏、北齐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传统史观，常以皇帝的所作所为与皇室的运作状况为标准，评价历朝历代，将治世、盛世归功于皇帝的品德高尚、勤劳节俭，而将乱世归咎于皇帝的懒惰奢侈、猜忌杀戮。在这种观点下，西魏、北周皇室猜忌杀戮不断，显然可以归入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之林，其朝廷在权臣长期当政下，也属于君不君、臣不臣之列。可是西魏、北周皇室的斗争并未影响国家，其内部大致安定，并未发生过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下层社会或秘密宗教反抗起事等问题，国势还一路向上发展，终于消灭北齐。这就使吾人探访北朝后期时，不得不追寻其强盛的真正原因，其实这才是当时必须注意的大事。
追寻西魏、北周强盛的真正原因，就必须从“关陇集团”探访起。
关陇集团
“关”指关中，“陇”指陇山。“关陇集团”是西魏时期在宇文泰规划下建构成的政治团体，以当时关中及附近西北地区的原北魏六镇武将与贵族、豪强为成员，不分胡汉，消除民族隔阂，结合成为一个关系紧密的军事指挥与政治统治集团。参与此集团的大家族分享武力与政权，而以武川镇的鲜卑及胡化汉人贵族为核心。此名词最早由二十世纪历史学大家陈寅恪提出，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的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关联性，陈寅恪观察到此集团有两大特征：
1.“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
2.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西魏、北周在北方分裂开始时固然是弱势的一方，但其领域内胡人文化的影响较大，许多汉人已经胡化，魏晋以来的世家大族传统不像东方或南方那样深，中央政府推行政令时阻力较少。西魏政府在宇文泰领导下面对此种形势，遂产生新思维，实行新政策，平等对待胡汉，在此基础上容纳双方的贵族与豪门，建立民族融合的新统治集团。宇文泰当权后推动胡汉融合政策，做法是扬弃北魏孝文帝鲜卑人改汉姓的做法，全面恢复鲜卑旧姓。他先将西魏皇族元氏恢复为拓跋氏，再授给汉人家族胡姓，例如杨忠[13]改为普六茹氏，李虎[14]改为大野氏等。(www.xing528.com)
这些武将家族全部成为胡姓后，以汉人居多的部属及士卒也跟从主将的胡姓，于是最高统治圈中的汉姓消失，融合成一个向心力极强、文武合一的武装统治集团，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极具特色的统治集团就是“关陇集团”。
宇文泰、苏绰推行府兵制，使府兵将领与关中土地发生关系。府兵将领都有赐田与乡兵，于是他们变成既是府兵将领，又是关中地主与豪族的群体。将领与关陇豪族的混而为一，使这个集团得以在关中生根。
此新统治集团在政治号召与文化政策上煞费苦心。他们推陈出新，扬弃两汉、魏晋乃至南北朝的思想文化，声称周朝才是中国真正的道统渊源，故尊崇以周朝为代表的“真正”中国文化，国家典章制度完全仿效《周礼》设立，宇文氏以“周”为国号，正是此种政策的反映。在此基础上，他们继续切实执行均田制与府兵制，使国家很快安定富强，族群也融合团结，在南北朝末期以焕然一新之姿，创造出从前在胡汉仇杀、世族专权时无法想象的新气象。关陇集团成立后，以其力量打破行之四百年世家大族掌控一切的传统，消除旧有的门阀特权。北周就凭借此种新生力量消灭北齐，统一北方，也从此奠定了隋朝统一天下及其后大唐帝国声威远播的基础。
关中本位政策
这是关陇集团建立后所推行的政策，也是史学家陈寅恪提出的学说，伴随关陇集团理论，用以阐释西魏、北周、隋、唐四代政权及其政策的特点。关陇集团的统治与关中本位政策起源于西魏，大行于北周，后为隋、唐两代承袭，直至武则天时代，以进士科取士的方式为统治集团引进新的山东世族与部分平民，才逐渐打破这个集团的势力，但也逐渐使唐朝本身与中国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
北魏后期六镇鲜卑化集团反对汉化政策导致北方混乱，各地出现回归鲜卑本色，反对汉化的潮流，宇文泰和高欢则都是乘此机会兴起的人物。然而宇文泰掌控的地盘、资源与人才起初远远不及高欢，在劣势下与高欢对抗，必须有高明的号召。这种号召一方面必须顺应当时的大环境，也进行鲜卑化；另一方面则要与高氏的鲜卑化不同，要比他们更高明，才足以号召天下，胜过东魏、南梁，于是这又必须采用汉文化。这两个原则看似矛盾，却并非没有解法。宇文泰的办法是，一方面建立大致归属鲜卑文化的关陇集团作为统治核心；另一方面派苏绰、卢辩等汉人大臣以《周礼》比附鲜卑部落旧制，建立国家制度。所以这个政权在文化与形象上内外有别，成为政府高层鲜卑化、国家形象中原化，两面都容易被接受的状态。更巧妙的是，其“中原化”又不是采取汉、魏以来的中原文化，而是直指周朝的传统，于是轻易在孔子以来崇古成风的中原文化圈取得文化的制高点。
基于此种指导思想，西魏—北周开始推行一连串政策，将关中地区建设为国家的根本与重心，之后一直延续到唐朝前期，此种政策称为“关中本位政策”。在关中本位政策下，西魏、北周有不少特殊的制度，说明如下：
八柱国制
“柱国”为西魏、北周“柱国大将军”的简称。八柱国的设置表面上系传承鲜卑拓跋部的“八部制度”，实际上是在建构新的贵族统治集团。西魏迄550年，共有八个人获得柱国大将军这一称号：宇文泰[15]、元欣、李虎[16]、李弼[17]、于谨、独孤信[18]、赵贵、侯莫陈崇，他们的家族号称“八柱国家”。其中宇文泰总领诸军，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元欣为西魏皇族，代表傀儡皇室，不掌兵权；剩下的六人依照《周礼》“天子治六军”之意，每人统领两名“大将军”，即西魏—北周府兵系统中的“十二大将军”。每个大将军督导两个“开府”，每个开府各领一军，共二十四军，这就是西魏—北周府兵的建置与指挥系统。
从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家族中，新一代门阀贵族产生。西魏、北周、隋、唐的皇室与许多后族都出自这些家族：柱国宇文泰子孙为北周皇族，柱国李虎子孙为唐朝皇族，大将军杨忠子孙为隋朝皇族，北周皇族、唐皇族与隋皇族也是姻亲。北周历代皇后多在这些家族中产生，隋文帝的皇后与唐高祖李渊之母都是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这些家族后来的盛况，都可以追本溯源至南北朝末期乱世中这些名将的丰功伟绩。兹介绍几个重要的八柱国家族：
八柱国之独孤信家族
中国历史上有三位独孤皇后，她们是：北周明敬皇后[19]，隋文献皇后[20]，唐元贞皇后[21]，她们为同父所生，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独孤信（504—557年），云中[22]鲜卑人，本名独孤如愿，少年时风度过人，好勇任侠，后投入六镇军首领葛荣帐下。独孤信在军中对着装、修饰都非常重视，征战时仍然风度翩翩，有“独孤郎”之称。葛荣败亡后，独孤信跟随尔朱荣征战各方，积功升至将军，甚得北魏孝武帝看重。孝武帝入关时，独孤信辞别家人，单骑追上魏帝相随，成为一时美谈。独孤信与宇文泰是同乡，自小相识，故入关之后也得到宇文泰重用。后来独孤信攻下东魏的荆州，东魏派大军反攻，独孤信不敌，奔入南梁，三年后才回归西魏，其忠心如一，甚至得到梁武帝称赞。回到北方后独孤信进位柱国大将军，最后因他人谋反受到牵连，为宇文护所逼自尽。
独孤信形象鲜明，为官时又能安抚地方，照顾百姓，死后长久被人怀念，又因女儿们皇后的地位，使他的名誉很快恢复。
八柱国之李虎家族
李虎（？—551或554年）是陇西成纪人，宇文泰手下大将、柱国大将军、陇西郡公，于北周篡西魏之前去世，其子李炳也随后早逝，由时年七岁的李渊袭爵。李渊之母是独孤信的女儿，故李渊深受其姨母，即隋文帝独孤皇后喜爱，隋炀帝是他的表兄弟，这使李渊一族在隋朝更加显赫，得以在隋炀帝南巡时，担当镇守山西的重任，李氏家族建立唐朝，就是在此时打下的基础。
八柱国之李弼家族
李弼（494—557）是辽东襄平[23]人，少有大志，膂力过人。北魏末期的动乱中，原来隶属尔朱集团，在战斗中常常担任先锋，冲破敌阵，所向披靡，当时有“莫当李将军前也”之语。
尔朱氏败亡后，在动乱中李弼投奔宇文泰，于537年的沙苑之战中击败东魏高欢，后进位为柱国大将军。他的次子李晖娶宇文泰女义安长公主，长子支系的一位曾孙，就是隋唐之际的著名人物李密（582—619年），是瓦岗军领袖，李渊义弟。李弼在关陇集团中有其特殊性与代表性。他并非六镇人，不是关中宇文泰的老干部，也不属于北魏孝武帝的入关队伍，甚至还曾与宇文泰对敌。但他看清大势所趋，适时投奔宇文泰，又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忠诚可靠，建立功勋，照样能够加入关陇集团，参与统治核心，还娶了西魏文帝的女儿安乐公主。
由以上几个八柱国家族的成员与事迹，可以明显看出这组统治族群的特色：不分胡汉，不论籍贯与出身，确实效忠宇文泰，建功立业，互相通婚，关系紧密，而又都以位于关中的西魏—北周政权作为家族资产、官爵与声望的来源。
这是北朝后期到唐朝前期的军制，创建于西魏，废止于唐玄宗天宝年间。
府兵制创建初期，全面模仿鲜卑部落制度，以军事单位代替部落，以将领代替部落酋长，兵士及其家属全面改从将领的姓，以代替部落人民。这种做法等同部落酋长的将领直接统辖其单位，单位内部的各级军人与其家属听命于将领，一如部落内成员听命于部落酋长。各同级单位彼此不互相统属，兵士们分别属于各将领，除皇家卫队外，不直接隶属于君主。府兵由六柱国分别统领，以下的各级单位是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四十八仪同，由各级长官平均统领，即各柱国统辖两大将军，各大将军统辖两开府，各开府统辖两仪同，每一仪同领兵一千人，总计西魏至北周前期，府兵总数略多于四万八千人。
府兵制开始创立时，任何隶属府兵系统的军人都是特殊阶级，其来源包括原北魏六镇的胡人或胡化汉人、北魏孝武帝入关时带来的武人，以及在关陇地区收编招募来的人，但限于中等以上家庭出身，总之绝无下层社会的平民参与。府兵制在创建初期，采取兵农分离制。府兵有自己的户口，与农民百姓不同，而且没有税负。府兵由军事行政机构兵府管理，平时一边农耕或放牧，一边接受军事操练，有战事时出征。府兵制也是一种选择性征兵制，即在西魏—北周胡汉融合区实行中等阶层以上的兵役，且胡汉兵、将混合编组，由驻扎地的兵府负责征集、训练与档案资料控管。府兵受到国家重视，自许甚高，朴实耐劳，操练扎实，又彼此熟识，战斗力极强，是对外争战、对内控制国家的利器，也是北周、隋唐军力强大的根源。
到北周后期，周武帝推行中央集权，变更府兵的部署观念，改军士为“侍官”，全部隶属于君主，又扩大府兵规模，招纳愿意从军的百姓加入府兵，改民籍为军籍，府兵因此渐趋普及化与平民化，此后成为隋与唐朝前期的定制。
宇文泰文化政策的考量已如前述，其实行方法则是号称复古，依照儒家心目中周朝的制度《周礼》，订定政府组织与规范，以因应关陇集团胡汉共处的现状，实行胡汉共治。他任用苏绰、卢辩等汉族知识分子官员，将官制改为模仿《周礼》的古制，中央最高行政机构为“六官”，即大冢宰、大司徒、大宗伯、大司马、大司寇、大司空，皆由柱国大将军担任，大冢宰由宇文泰自任。这种组织若以现代政治学的角度分析，有些类似集体领导的内阁制，宇文泰就是西魏的内阁总理、执政集团领袖，西魏皇帝则是虚位元首。
以此为基础，西魏—北周的朝廷礼仪、典籍文书、官服、公务车辆、器物等，大多照抄《周礼》的规制，国家的公文书则回到《尚书》的形式，读起来就像这样：
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24]
然而这种模仿《周礼》的做法，仅是表面遵循《周礼》而已，实际的目的在于利用其名号，以暗合当时政治现状。也因为如此，西魏依《周礼》改变的官制，大致仅限于中央政府的文官，地方政府仍是郡县制，并未如周朝将大片土地用于封建诸侯。军制更是典型的例子，从表面看，以六柱国领军，是采用《周礼》的“天子六军”制度，但因未曾遵循周朝制度封建诸侯，故《周礼》中的“大（诸侯）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制度也全无踪影。
等到宇文泰统治后期，西魏已经能够立定脚跟，以大致均等的力量与东魏—北齐抗衡后，官方典籍文书的体裁就渐渐回归南北朝的文体，初期模仿周诰的风格也渐渐消失。宇文泰死后，其子孙更不能奉行这种仿古的制度，北周时即已逐渐回归汉、魏制度，北周并吞北齐后，更采用了部分北齐的制度。总之，宇文泰依《周礼》改制，其实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既非全面，也并未长久采用，这种表面文章，在阶段性任务达成后自然功成身退，宛如船过水无痕。
宇文泰在西魏推动各方面的改制，其真正目的在建构关陇集团与关中本位制度，扭转北魏孝文帝汉化以来的认同门阀的倾向，建立一个以民族融合、尚武、质朴等为领导原则的国家。为达成此目的，西魏政权建立后，立即颁布二十四条新法制，后又增加至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主要内容为：严禁贪污、裁减官员、置立正长[25]、实行屯田、制定计账[26]和户籍等制度。苏绰将其总结为六条原则：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对此非常重视，以西魏皇帝名义颁行政府各级机构，作为施政纲领，并要求官吏学习，规定不通晓这六条及计账的人，不能当官。其实这些才是宇文泰施政的重点，所以西魏—北周能够转弱为强，制度面的原因在此，与依《周礼》改制并无多少关系。
西魏、北周位于黄河中、上游地区，北与蒙古高原上的柔然、突厥，西与青海一带的吐谷浑接界。对于这两方强大的外族，西魏—北周政权采取和亲方式应对。由于西魏—北周政权披着将汉人胡化的外衣，以此为号召，其和亲外交推行顺利，也使西北方边境相对安静。
和亲外交著名的案例包括：西魏宗室千金公主出嫁突厥沙钵略可汗，西魏文帝元宝炬的两位皇后乙弗氏、郁久闾氏分别来自吐谷浑与柔然，北周武帝的一位皇后阿史那氏则来自突厥。古代公主出嫁，随嫁人员甚多，从这几位外族皇后嫁来的事迹可以得知，必有相当数量的吐谷浑、柔然与突厥随嫁人员留在西魏、北周的宫廷与朝廷中。由此可见西魏—北周统治阶层中的胡人并不只限于鲜卑族，除当年五胡的后代外，还包括之后才加入中国历史的其他胡人族群。这使得这个政权的民族融合政策，更加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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