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道教与佛教竞争激烈，佛、道双方传教都重视高层路线，争取皇帝、高官与世族领袖的信奉与支持，希望通过他们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势力顺利传播宗教。在北朝这个胡汉杂居的地方，双方的竞争更多了一项民族差异的因素，形成北朝宗教文化的特色。
大抵汉人世家大族以儒学传家，宗教信仰则倾向道教，原因在于民族主义使汉人认为佛教是胡人所创、胡僧所传的胡人宗教，道教则是汉人自创的本土宗教，崇奉的神仙得道成仙前原也都是汉人，“汉人信汉教”的观念下，道教是自然的选择。相对于此，鲜卑及其他胡人多崇奉佛教，自然也有“胡人信胡教”观念的影子。
南北朝时代道教与佛教时常相互争辩攻击，儒家则通常攻击佛教，倾向与道教联合。北朝胡汉杂居，儒、道攻击佛的重要理由是所谓华夷之辨，宗教斗争又蒙上种族与政治意义，因此比南朝激烈。
一方面，北魏皇帝本身非属汉族，但既然高高在上，既统治胡人，又统治汉人，对于治下胡、汉的宗教差异，就必须小心因应，对华夷之辨也需要表示态度。446年，北魏太武帝灭佛，崔浩与寇谦之的劝说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太武帝的灭佛诏书里说：“朕承天绪，欲除伪[1]定真[2]，获羲农[3]之治。”看来，他要借此证明自己遵循中国儒家的正统，做稳中国皇帝。
另一方面，从太武帝起，历代北魏皇帝即使本身是虔诚的佛教徒，即位时也都要举行道教的仪式，到道教坛场亲自接受道教符箓，代表这位鲜卑皇帝也已经被汉人的神仙接受，得到认可与祝福，有资格统治汉人。
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由胡化汉人高氏家族掌握大权，他们的武力主要来自“六镇之变”“河北民变”的六镇流民集团，这是反对北魏汉化的胡文化武装团体，高氏家族要领导他们，就必须表现得比胡人还像胡人。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北朝后期北方东半部的道教大受打击，只因道教被看成是汉人的宗教。高欢之子高澄在548年撤销东魏的道坛，开始打击道教，等于间接撇清与汉人的关系。551年，高洋篡东魏建北齐，555年就着手消灭境内的道教，强迫道士都要剃发改当和尚，完全不管他们懂不懂佛教教义、经典、仪轨，够不够资格当，此事成为政治干预宗教的典型事例。佛教因此在北齐大为兴盛，造像甚多，有些一直保存到今日。
北朝后期的另外一边，西魏—北周境内的宗教状况则迥然相异。统治者宇文家族实际上是西北地区胡、汉融合后，建立起的全新统治集团的代表，面对佛、道二种宗教背后的胡、汉文化取向，不便表态，儒学便成为必然的思想出路，于是北朝后期北方西半部在思想与制度上一切唯《周礼》是尚，影响到政府的宗教政策。既然是以儒家思想与制度治国，就要排斥佛教，但儒家不尚杀戮，于是北周武帝的灭佛，就采取名义上的以辩论定高下的方式。
北周武帝为禁灭佛教，曾于568年、569年、570年三次召集百官、儒生、和尚、道士等全国知识分子代表在御前集会，宣示儒学的特殊地位，讨论佛、道两教教义的高下，虽然允许三方代表辩论，但终于在574年宣布禁止佛教。此时佛教僧侣力争，基于公平考量，北周武帝乃同时查禁佛教、道教，下令和尚、道士一律还俗，成为政治干预宗教的另一典型事例。
虽然如此，北周武帝禁教的打击力量主要是针对佛教。577年北周灭北齐后，更延伸到原北齐境内。在禁教下大批佛像被破坏，经卷被焚烧，三百万以上佛教出家人还俗，寺庙有四万所以上被赐给王公作宅第，寺院财物发给群臣，寺院奴婢全部释放。然而宗教问题毕竟不能用政治力量解决，578年北周武帝死后，佛、道二教很快恢复，都并未受到不可逆的打击。581年杨坚篡北周建隋朝，北朝结束，中国北方胡汉之争泯灭，宗教与思想上回到儒、道、佛三足鼎立的局面。
道教在北朝有重大改变与发展，与寇谦之这位道教的改革者有关。(www.xing528.com)
道教本产生于南方，但到北朝初年，北方的道教已很盛行。北魏开国皇帝道武帝为追求长生而笃信道教，他设立炼丹基地，称为“仙坊”，聘请道士主持，称他们为“仙人博士”，炼制长生丹药。结果可想而知，他服食“仙丹”后中毒，性情暴躁，喜怒无常，被无法忍受的部下杀死。这种传统的寻求外丹的道术在当时十分普遍，并无新意，也限制了道教进一步的发展，直到道士寇谦之提倡革新，北朝的道教终于出现转机。
寇谦之（365—448年）在华山、嵩山修道，自称从太上老君处受封为天师，是天师张陵（张道陵）的继承者，道教正统领袖。他又说得到太上老君传授的《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制作口诀，主张服气导引，修守斋戒，并不重视烧炼药物制作的“外丹”，也反对专注男女性技巧的房中术。作为道教改革派领袖，寇谦之在基本的修身养性上提倡内省自修，一改外丹、房中术等外求的方式，确属不屑谄媚权贵，勇于改革，成为此后道教倾向清虚禁欲一派的开创者，其教派称为“北天师道”或“新天师道”。
面对社会与政治，寇谦之采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修订戒律、仪式以改革道教，符合宗教的本色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的需求。自汉末以来，道教组织如五斗米道等都收取信徒的米粮金钱，而且组织中设有各级教职，世代继承，其实非常接近政府。寇谦之将这些一概除去，提倡信徒各自在家中立坛、虔诚礼拜就是上等功德，不必离家投奔道教组织。这种教义完全符合帝国统治者的要求，使皇帝与中央政府都不用担心道教组织会变成国中之国，势力坐大后出现割据甚至反叛等问题，所以北魏太武帝经崔浩推荐认识寇谦之后，立即大为崇信。太武帝在首都平城立天师道场，亲自莅临道场接受符箓，从此成为北魏历代皇帝的传统，北派天师道得到北魏政府支持，也在北方顺利传播。总之，胡人统治者的北魏太武帝、汉人世族领袖的崔浩与道教改革派领袖寇谦之三方面的合作，开启了北朝宗教、文化、社会与政治的新页，是北朝历史上的大事。
道教本来就是北朝汉人倾心的宗教，又得到北魏太武帝的支持与提倡，势力膨胀，从此与佛教的对立趋向尖锐化，双方各自争取当政者，也各有所获，遂引起北朝时期两次灭佛教、一次灭道教的宗教冲突。然而寇谦之作为道教领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却并不激烈，仅在言辞上攻击，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439年，北魏灭北凉，俘虏北凉的僧兵三千人，北魏太武帝下令屠杀，寇谦之替这些僧人说情，使他们得以免死；反而是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崔浩主张大杀佛教僧侣，为此寇谦之还曾劝谏崔浩。或许是这种风格的影响，此后北朝的宗教斗争虽然激烈，因此死亡的佛、道出家人却甚为有限。北齐文宣帝灭道教，只杀掉不肯剃发的道士四人，北周武帝灭佛教，竟没有杀死一个僧侣。
南北朝时中国与西域间陆上、海上的交通都已颇为发达，佛教就从这两条路线不断传入中国。河西走廊（凉州）是当时陆上丝路的必经之途，印度或西域的佛教僧侣前往中国，最先抵达的中国文化区域就是这里，常常在此先行停留，学习中国语文，适应环境，因此河西走廊成为北方佛教最发达的地区。河西走廊西部的敦煌最接近西域，佛教也最盛，当地人熟悉佛教经典、仪轨，也擅长制作佛像，著名的莫高窟就在城外，从十六国时期起开凿，北朝时已具规模。敦煌是北凉国首都，439年北魏灭北凉，俘虏佛教僧侣三千人以上，将他们和北凉人三万户强行迁移到平城，结果造成北魏首都平城地区的佛教大规模发展。当时被俘的凉州僧侣领袖昙曜向北魏文成帝建议开山为佛窟，凿石为佛像，崇信佛教的文成帝采纳，动员大量人力、物力开凿，云冈石窟因此得以出现。或许在云冈石窟开凿的过程中，有经验的原凉州工人还是重要的技术人员呢。
北朝佛教派别不少，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也甚为重要。后来在中国最兴盛的两个佛教宗派净土宗与禅宗，都是从北朝起开始广泛传播，立足于中国。
净土宗属于大乘佛教，根源于净土信仰，专门修习往生安乐土（净土）的法门，方法是念佛修禅定，因念的佛号不同，分为弥勒净土、阿弥陀净土两派。所谓“念”包括“心念”与“口念”二者。“心念”就是全心全意想念佛的名号、佛的相（形状）好、佛的光明、佛的慈悲、佛的神通、佛的功德，等等，进入心里全无杂念的境界，所有相连续想念的全都是佛，据说功夫精进足够时，会在定中看到诸佛。“口念”就是口呼佛号，生时不断念佛，临死也要邀集同道，陪同不停高声念唱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名号，一直到病人断气为止，认为如此死者将往生乐土，在弥勒菩萨（未来的弥勒佛）或阿弥陀佛座下修行，将来凭借佛的功德与愿力超脱轮回。净土宗认为造像建塔也是功德，这符合北朝富贵人家的意愿，于是他们大量捐献金钱、土地，造像建塔。可以说北朝出现大量精美佛教艺术品，就是净土宗盛行北方的证明。
净土宗的阿弥陀佛信仰在中国开展，北魏时期的僧人昙鸾（476—542年）贡献最大。他在山西玄中寺依据菩提流支所译的《观无量寿经》，致力弘扬阿弥陀净土的理念。昙鸾援引龙树的论点，将佛教的诸多法门概括为“二道二力”：“二道”为“难行道”与“易行道”；“二力”则为难行道采行的“自力”和易行道采行的“他力”。他认为修习佛法者，在佛并未出世的年代，难以依自力证果，而应该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协助，将这种他力和自力结合，才能抵达西方极乐世界，这是解脱的易行道。他因此认为信佛的第一要务就是持念阿弥陀佛，甚至恶人都能借由持念阿弥陀佛而得以往生。昙鸾确定了净土宗的基本理论与修炼法门，从此以后，一心持念阿弥陀佛的净土宗信仰得以确立，并因修行容易，在中国广为传布。一般认为净土宗始祖为慧远（334—416年），其实其事迹难以考证；若论中国僧人对净土法门的贡献，应以昙鸾为第一，日本净土宗称他为净土宗的“初祖”，可见他如何受到尊崇。
禅宗是北朝佛教的另一大宗派。一般认为中国禅宗的初祖是菩提达摩，他从南天竺经海路到广东，辗转至南梁首都建康，与梁武帝相谈不投机，乃渡江到北朝，在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开创禅宗一派，依时间推算，应在北魏宣武帝时（499—515年）。然而据《续高僧传》所述，佛陀禅师[4]才应是最早将禅宗法门传到中国的印度僧人。佛陀禅师修习印度佛教之禅观，曾历游西域诸国，后至北魏首都平城附近，受到孝文帝（471—499年）的崇仰。孝文帝在平城为佛陀禅师设置禅林，迁都洛阳后，又于少室山创建禅院，建翻经堂，请佛陀禅师住持，从事译经工作，其道场一直传承，即今少林寺。不论如何，佛教禅宗思想应该是在5世纪末至6世纪初传入北朝的，而且不止一条途径。
禅宗法门主张修心，以明心见性、一切皆空为宗旨，要破除名相，忘言绝虑，跳脱空有，所以不重讲经，重视禅定。菩提达摩以面壁方式修行，称为壁观，意思是断绝诸般因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达摩又主张忘言，只口头说法，不立文字，不出著述，这种做法传承下来，使禅宗法门能够心无执着，涤荡一切执见，思想上解脱各种拘束。在北朝这个战火频仍，儒学与北天师道又都严格遵守礼教的时代，禅宗佛教提供给人们心灵上抛弃羁绊，进行深度探索的空间，还不需钻研佛学经典，故能受到重视与欢迎，广泛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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