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儒家经学：南北朝时期的学术遗产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因政治长期分隔，导致文化差异现象甚为明显。北方的中原大地被草原游牧民族入主，塞外游牧文化的新血液带来草原的气息，赋予北朝文化阳刚阔大的特色，充满粗犷平实的风格。

北朝石碑上的文字方方正正，一笔一画棱角分明；北朝民歌的歌词直来直往，爱恨强烈；北朝人不尚坐而谈，倾向起而行，凡事以务实为本；北朝学者并没有把圆周率算到小数点后多少位，却能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条河流描述清楚。总体而言，北朝文化不如南朝深刻细腻，但更容易深入遍布社会，被各阶层接受，其特色经过普及后，对后代影响深远。

北朝学术着重儒家经学，经学的传授则完全继承东汉学风，以遵守传统“经师”的解说为准，不可自行揣度，任意发挥。这种学术与教育制度下必然产生“标准本”，北朝历代教授儒家经典，《易经》、《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孝经》都采用郑玄的注解，《左传》采用服虔的注解，《公羊传》采用何休的注解。北朝后期，经学还与政治结合。西魏、北周的统治者从宇文泰开始，特别推崇《周礼》，亦步亦趋地仿效《周礼》，建立政府，治理国家，更导致学风的保守。如此保守的学风造成北朝少见名儒，也少有经学撰述，经学谈不上有何发展，比不上南朝经学。(www.xing528.com)

虽然如此，儒家经学在北朝是唯一的官方正统学术，很受重视，玄学被排斥在学校之外。北魏进入中原初期，道武帝便在平城设立太学，聘请五经博士讲授经学，此后各郡都置博士，中央的太学生达到一千人，地方上各郡也都有四十至一百名学生。迁都洛阳后，私人讲学盛行，一所私校学生可以多达几百甚至千余人。修习经学的学生，可以通过中正官被认可资格，取得官职，这也是北朝经学盛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