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的遗祸

北魏孝文帝可称一代英主、一代贤君，但他于南迁四年后死去，北魏从此走向衰败与分裂之路。对于这样一位君主究竟如何评价？他的一连串政策遗留给北魏的，究竟是遗泽还是遗祸？这是探访北朝历史时必须面对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早有人讨论。曾纪鑫曾归纳过去对北魏孝文帝的评价，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

一是赞扬肯定。认为他推动民族融合，使北魏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与文化进步。此说也认为，孝文帝的全盘汉化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也是不得不采取的改革方略。

二是褒贬兼有。肯定孝文帝汉化改革，但认为他不该不加选择，将汉族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一概吸收。例如汉化确立门阀制度，使鲜卑贵族日益腐化无能，还使得原有军人地位下降，士气低落，鲜卑族失去尚武精神。

三是全盘否定。认为孝文帝的汉化是迂腐的、消极的，只学到汉人的繁缛礼仪与贪渎腐败，丧失鲜卑人原有的勇武质朴特色。他的改革导致民族的柔弱与国家的衰亡。

不论肯定或否定，仔细分析，这些看法都有“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嫌疑。要想得到较为中肯的答案，只有以当时的环境作为大前提，加上当事人孝文帝的目标与意志作为小前提，才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www.xing528.com)

孝文帝有必须迁都的理由，也以皇帝之尊做出了全盘汉化的选择，但他并没有忘记迁都、汉化后可能发生的副作用，也曾设法预作防范，这从他宣布迁都后就回到旧都平城，然后立刻出巡西北边区，对这两个地方加以说明及安抚即可看出。这次巡视对西北边区的效果如何，史书并未记载，唯以当时孝文帝的威望，应该至少能暂时消除当地的疑惧，安抚住这些地区。“修补西北围篱”的工作完成后，孝文帝回到新都洛阳，展开他一边汉化、一边南征的伟大事业。不幸的是，他的健康随着到处奔波与过度工作而迅速恶化，遂不再有能力与时间照顾西北边区，不久就去世了。

孝文帝死于南征军中，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南征在外，军务倥偬之际，还要处理皇妹告嫂、皇后偷情这样的家务事，很可能忽略或来不及向497年新立的太子元恪（宣武帝）耳提面命，要儿子特别注意西北边区的潜在危险，妥善因应，预为防范。不过，即使孝文帝曾经这样做过，从史书所记载的宣武帝元恪看来，恐怕他也不会认真执行，因为他在位的17个年头中，一反父亲与祖先们巡行帝国各地的常态，居然没有离开过洛阳一步！性格温和、懦弱的继任皇帝带头遗忘半个帝国，上行下效，孝文帝迁都、汉化的副作用遂迅速浮现。

从此在这种状况下，西北边区与洛阳中央很快越行越远。洛阳中央不但并未发现或重视国家实际已经分裂的问题，反而越发贪图享受，贪渎腐败。统治者堕落，中央政府必然迅速衰落，此时却还要作威作福，终于导致国家内部被忽视与被歧视的一半以武力反抗，衰落的中央无法招架随之而来的动乱，北魏也走到终点。

北魏的历史如此，对于同样处境的后代王朝而言，就成为一个负面的先例。以后的北方民族征服王朝如辽、金、清，似乎都曾以此为鉴，在全国一部分属于汉文化区，一部分不属汉文化区的局面下，建都于二者交界的北京，对二者采取不同的方式统治，并以同等重视的做法维持双方平衡，故能避免二者决裂，国家也能存在较长的时间。例如辽以燕京^[1]为南都，皇帝每年依季节游走于各都之间，使全国各种不同的地区都得到照顾，全国官署还分为管理汉人的“南面官”和管理非汉人的“北面官”二系统；清代前期皇帝常常举行“木兰秋狝”，每逢秋季率领大队人马赴关外狩猎练兵，同时接见草原民族领袖，处理大清帝国非农业地区的事务。道光以后，木兰秋狝不再举行，清朝也进入衰败期。

孝文帝的作为，使北魏成为真正的中央集权帝国，确立北魏对淮河以北地区的长久统治，洛阳也迅速繁华起来；他的汉化政策，使北方民族融合的速度增加，民族冲突的苦难减少，种种成果，都是他带给北魏与中华民族的遗泽。然而他的计划过于庞大，意志过于刚强，生命过于短暂，结果事业未能完成，继承人也未曾调教妥当，又输掉了事业与健康的赛跑，赍志而殁。他死后留下北魏帝国内部两个地区间巨大的差异，渐渐从互相轻视变成敌视，累积到临界点后一举爆发，不可收拾。北魏后期的历史，其实可以视为孝文帝一面倒文化政策的后果。如果没有孝文帝的激进政策，北魏在汉化的大方向不变之下，汉化的速度应该会减缓，带来的冲击也随之变小、变慢，全国比较容易协调。孝文帝激进的汉化政策加上配套措施不足，使潜在的问题扩大并提早显现，因此也可以说是他给北魏的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