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北迁南汉化：大唐诞生

孝文帝拓跋宏为求在中原生根，进而兼并天下，采取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策略，迁都洛阳，继之以激烈的全盘汉化政策，完全不留退路，希望短期内将鲜卑族融入中原，甚至因此逼死了不愿汉化的亲生儿子。结果随同他南下的鲜卑人果然迅速汉化，形成一个汉化鲜卑的世族集团，但也迅速腐化，并且从鲜卑的传统中疏离出来，变成与汉人皇族或世族无何差别，结果几十年后就不得不面对悲惨的命运。到北朝末期，这个集团有些成员被消灭，存留下来的则融入北方的世族社会，延续到隋唐时期。

北魏南迁洛阳后，中央政府位于这个帝国的南端，深入农业地区。帝国的重心在此，导致经济上农业生产有所发展，占国家经济的比重增加，加上丝路贸易带来的财富流入首都，形成一片繁华景象。与此同时，以洛阳为中心的鲜卑贵族汉化日渐加深，在“饱暖思淫欲”之下，北魏统治者日趋腐化，追求享受的风气大起，贪污聚敛，吏治随之逐步败坏。例如当时的高阳王元雍“富兼山海”，其住宅、园囿像皇宫一样豪华，家中僮仆多达六千，侍女五百，一餐花费数万钱。河间王元琛常想和元雍“斗富”，他以拥有西域珍宝著称，家中畜养骏马十余匹，马槽用银制，窗户装饰着玉凤、金龙，饮宴时用水晶、玛瑙、红玉酒杯，都是异域产品，旁边陈列各种珍宝，喝到差不多就带领宾客参观仓库，只见金钱、绸缎堆积如山，无法估算。这两人斗起富来，奢侈豪华程度甚至超过斗富开山祖师——西晋的石崇、王恺。主管政府人事的吏部尚书元晖被称为“饿虎将军”，只因他卖官鬻职都有定价，当时的吏部成为卖官市场，花钱买官的人自然是将本求利，无一不贪，这些官吏被民间称为“白昼劫贼”。地方州郡的刺史、太守也聚敛无已，征收租调税收时，将官方度量衡器具放大，采用长尺、大斗、重秤收税，公开加码，剥削人民。

就在这时候，南朝梁建立，在梁武帝萧衍统治下日趋强盛，屡次主动北伐，南北战争激烈。为支持战争，北魏的兵役和徭役大量增加，大批农民本来就已经被赋税加码与官吏贪渎逼得透不过气，此时加上兵役和徭役，许多小农因此破产，甚至家毁人亡。破产的农民纷纷投靠豪强，重新沦为世族的依附人口，有的则出家为僧尼，以逃避赋役。当年冯太后苦心孤诣推动的均田制迅速损毁大半，北魏政府控制的编户人民日益减少，政府收入随之减少。北魏统治者面对此种状况，反而官官相护，保护贵族利益，加重剥削剩余的编户农民，曾多次实施“检括逃户”，搜捕逃亡的农民，于是激起农民的反抗。515年，孝文帝死后不过16年，冀州僧人法庆领导大乘佛教徒众起事革命，以“新佛出世，除去旧魔”为口号，一时声势浩大，北魏政府动员十万军队才镇压下去。(www.xing528.com)

农业地区的反抗还比较容易对付，但北魏后期面临更深刻的问题：南迁后，国家实际上很快分裂成两半，一半为南迁后汉化的社会，另一半为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前者高高在上，繁华炫丽却奢侈腐败；后者地位低落，质朴保守却强悍尚武，在文化上尤其格格不入。北魏既然已经在社会与文化上分裂，则中央政府若不能维持二者间的平衡，社会与文化的分裂势将演变成军事与政治的冲突。在洛阳的北魏中央政府显然忽视了这个问题，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越发不能协调，最后双方决裂，全盘汉化的苦果终于浮出水面。524年平地一声雷，留守北方维持鲜卑传统的社会在备受鄙视状况下发生动乱，称为“六镇之变”。这种来自边远地区的鲜卑强悍传统的冲击，终将摧毁这个内部已经腐朽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