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密谋迁都：中国大唐的起源

北魏孝文帝在太和十七年（493年）七月启动迁都洛阳计划，这并非明白发布诏书，公开办理，而是在精心布置下，运用政治权谋的秘密运作。孝文帝先下令建造黄河浮桥、立太子、戒严，做足亲征南方的姿态，然后在平城召集群臣，义正词严地宣布讨伐南齐，亲自率领三十多万大军南下。出发时有臣下建议皇上携带一些宫女同行，孝文帝下诏说战争期间不近女色，公开严词拒绝，这等于宣布皇帝本人把所有女眷留在首都，全体将士当然要比照办理，间接表示大家仍然在平城安家落户，用以隐藏迁都的企图。

大军南下，渡过黄河，抵达洛阳。此时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行军困难，孝文帝仍然披甲戴盔，骑马出营，摆出继续亲征的架式。群臣拦住马，叩头请求不要再进兵，孝文帝才停止南征。这是不是另一场安排好的政治秀不得而知，但如此一来，这次浩浩荡荡的“南征”一场仗也没打，孝文帝宣布解严，筑坛禀告祖宗决定迁都，这才将此行真正的目的曝光。此后孝文帝巡视黄河以南地区，转到邺城，在此地新建的行宫中举行太和十八年（494年）元旦大典，显然在评估究竟选择洛阳还是邺城做新首都，闰二月才回到平城。在旧都，他先召见留守群臣，说明迁都的计划，又到西北边区巡视一圈，抚慰守边将士，安定边区人心，再回到平城后，于十月份正式下令迁都洛阳。迁都的部署与实行费时将近一年半，从孝文帝如此苦心孤诣地规划与按部就班地执行，可见这是多么重大的事。

迁都洛阳的确意义重大，它是一场政治赌博。

对于孝文帝、鲜卑族与北魏政权来说，定都洛阳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举动。由于在当时的北魏帝国中，鲜卑族仅占人口的少数，拓跋氏更是鲜卑族中的少数，这样少数的统治者在深入汉人地区的洛阳建都，距离塞外草原非常遥远，一旦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人集体造反，在洛阳的鲜卑人将被层层包围，绝无逃出的可能。五胡十六国时期，350年发生的“冉闵屠胡”事件使邺城的胡人遭集体屠灭，距离当时并不遥远，胡人都该记忆犹存。

中国历史上北魏以后的金、元、清三个外来民族朝代有两项共同的特色：一是至少统治黄河流域，即半个传统中国领域，这与北魏相同；二是只要没有来自更北方的威胁，就始终都建都于北京，只有金朝末年在蒙古威胁下才迁都汴梁。但建都北京却与北魏孝文帝的做法背道而驰。

北魏以后，三个不同时代的外来民族在中原建立王朝时竟有不约而同的考虑，实际上基于一个共同的原因：相对于汉人，本族人口在中原地区处于绝对少数，因此统治中原必须做最坏的准备。北京距离长城很近，万一汉人全面反叛，实在无法抵挡时，皇帝、皇家与重要族人可以迅速撤退到塞外，徐图再起，不至于淹没在汉人的大海里，全体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沿用几百年的政策在元代末年曾实际发生作用。当1368年朱元璋派遣的两路北伐大军势如破竹，即将冲抵元的首都大都（今北京）时，元朝在中国的最后一任皇帝顺帝率领亲属与蒙古贵族打开大都的北门，及时逃到今天的内蒙古地区。至此明朝虽然推翻了蒙古统治，但并未消灭蒙古人，随后双方以长城为界，塞外的蒙古人仍然能够与明朝持续对抗两百年以上，1449年还有能力在土木堡一战中大败明军，俘虏明朝的皇帝英宗。

北魏建国之初，在长城以南只拥有山西北部，地盘不大，没有上述的顾虑，建都平城是自然之举。到孝文帝时北魏已经拥有黄河流域数十年，但仍未迁都，也未始没有上述的考量。所以北魏孝文帝迁都深入汉人地区，可说是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押上的赌注是北魏的国运、鲜卑的族运和他自己的性命，赌的是这样做能迅速将北魏转变成中原国家，取得中国的正统地位，进而消灭南朝，统一天下。

这场自断退路的豪赌等于自废压箱底的武功，显然只可以赢，不可以输。迁都洛阳后，北魏中央政府已深入汉人地区。在这种前提下，必须追求在最短时间内取信于汉人，让中原地区的汉人很快认同这批南迁的鲜卑人，以求从此泯灭族群界线，双方水乳交融，合作建立新魏国。其做法就是汉化，而且必然是激烈的极端汉化、迅速汉化。总之，孝文帝既然必须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鲜卑旧风俗、旧习惯，将鲜卑人改造成汉人，以求尽快融入汉族，则汉化势必走向极端，采取无条件、无退路、孤注一掷的全盘汉化政策。

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无条件引进文化并全面采用的事例十分罕见，通常一个政府决定引进外来文化，大多不会抛弃本身的文化。19世纪后期全世界非西方地区都面临排山倒海而来的西方势力，许多国家、民族被迫采取学习西方的政策，但大都不愿放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于是产生文化妥协现象。这种文化妥协的表现，在中国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新思想，旧道德”等，在日本是“和魂洋才”“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在奥斯曼土耳其、印度、泰国等地也出现过类似状况。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做法，是历史上极其特殊的案例。

孝文帝决定将北魏置之死地而后生，迁都南方后，还必须选择新首都地点。以当时的情况看，从历史声望、地理环境、城市规模、人口数量及组成、经济条件、军事条件等因素考量，候选地不出邺城、洛阳二处。邺城^[3]位居河北省南部，黄河北岸的支流漳水边，附近是大平原，农产丰富，漳水可通航，交通便利，自三国时期起就是华北的重要城市，五胡十六国时的后赵、冉魏、前燕都曾建都于此，在南北朝时期，许多北方汉人世家大族也聚居于此。洛阳则位居黄河南岸的支流洛水穿过的洛阳盆地中，腹地较小，经济条件逊于邺城，但历史声望超高，是西周陪都，东周、东汉、西晋首都，作为中国政治中心之一已有千年。

也就因为如此，洛阳地区战争频繁，屡次遭受兵火的破坏，当时人口反而不多，世家大族也少。依此分析，邺城在经济、人口等方面领先，面对南北战争也比较安全；洛阳则在历史声望上是不二之选，却因位居黄河南岸，暴露在南朝攻击范围内，是一个进可以攻、退却不可以守的位置，兵法上真正的“死地”。北魏孝文帝以前，洛阳曾在356年东晋桓温北伐、416年刘裕北伐、430年南朝宋文帝北伐时三次被南方攻下；孝文帝以后，528至529年也曾被南梁的北伐军占领过。孝文帝应该不会不明白洛阳军事地理位置的特性，但仍然选择在洛阳建都，代表他确实胸怀大志，要做全中国的领袖，在处理国家大政上凡事敢作敢当，充满积极主动精神，在制定国家战略上放弃防御思考，选择背水建都，自居死地，采取全面攻势政策。

自从东晋、五胡十六国时期以来，世家大族不分南北，大致倾向以保持本家族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地位为考量重点，并不乐见南北双方的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北魏孝文帝追求统一必定导致积极南伐，这从他不选择比较安全，也是世族根据地的邺城建都可以看出，这样一来，其实并不符合北方世族的家族利益。所以《魏书》记载孝文帝巡视邺城时，当地汉人世族对迁都洛阳都不赞成，迫使孝文帝在493—494年间四度前往邺城与他们沟通，他们的态度仍未改变。这应该也是孝文帝最后舍弃邺城，选择洛阳的原因之一，毕竟任何政治领袖都不希望首都的地方精英处处跟自己过不去。

孝文帝立志做全中国的主人，因而决心汉化，迁都洛阳。迁都洛阳后鲜卑族与他自己都已经没有后路可退，汉化就成为必须，而且必须全面进行，彻底推动，尽快实现。这种无路可退的处境来自迁都，是孝文帝自己一手造成的，更是他主动选择的，所以全面汉化与迁都洛阳其实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有其一就不可缺其二。

由此可知，北魏孝文帝迁都与汉化，是为达成远大目标的两阶段做法，而且采取极端路线，完全不留退路，种种规划出于他的个人意志。注重意志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如果有机会读史至此，应当会感叹“吾道不孤”“这个拓跋宏果然深获我心”。在意志推动下，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勇猛前进，迅速推出各种政策，实属必然。这些汉化政策包括：

改服装

494年最早推出。汉化首先就是改变衣着，规定人民改穿汉服，不得再穿胡服。衣服是人身份的象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义，胡服一禁，所有国民看上去全部成为汉人的样子，为汉化首要之举。

改籍贯、禁归葬

495年推出。规定迁居洛阳的鲜卑人，提到籍贯不得再称“代人”，必须改称“河南洛阳人”，且死后葬于洛阳，不得归葬北方。在此政策下，洛阳北郊的北邙山不久就充满洛阳鲜卑人的墓园。这种以落地生根取代落叶归根的政策，断绝了鲜卑人对故土的留恋，是使他们彻底汉化的重要手段。若不如此，鲜卑贵族生前住在洛阳，死后葬在平城或更远，家族墓地不在洛阳，难以对中原产生全面认同，终将无法成为中原世族。

禁胡语

孝文帝推动汉化中最重要的政策，就是495年将北魏帝国的官方语言改变，规定此后不准说鲜卑语或其他胡语，必须全面改说汉语，从朝廷命官开始做起。孝文帝的语言政策也考虑到了实际状况，规定：30岁以上的朝廷官吏，语言习惯难改，可以采取渐进方式办理；30岁以下的朝廷官吏，则强制不准再说旧日语言，若故意违反，会遭贬官甚至开除。

禁止胡语政策是否有配套措施不得而知，但以孝文帝的聪明，应该有所准备。不论如何，这道命令一下，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洛阳鸡飞狗跳的样子，大群鲜卑官员忙着请老师，学汉语，心里揣摩着明天早朝如果皇帝点到自己问话，要怎样操着汉语答复。由于鲜卑语属于阿尔泰语系（Altaic languages）或蒙古语系（Mongolic languages），与属于汉藏语系（Sino-Tibetan languages）的古汉语发音、语法等相差甚远，尤其缺少汉语声调的差异。古代汉语原有“八音”（八个声调），以鲜卑语为母语的人即使努力学习，仍无法完全发出这八个声调，很难将汉语学得道地。因此从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开始，中国北方地区的外来民族不断学习汉语，却又发音不全的现象持续发生，遂使黄河流域通行的汉语逐渐发生变化，丧失部分声调，又经过金、元、清的统治，最后成为今日的普通话，只剩四声。(www.xing528.com)

禁胡语也涉及政府公文。孝文帝规定北魏公文书中本来以鲜卑语发音的名词停止音译，改为意译，例如“可汗”改为“皇帝”、“可孙”改为“皇后”、“莫贺”改为“父”、“么敦”改为“母”、“阿干”改为“兄”等。由于鲜卑人可能没有本族文字，即使有也未能流传下来，因此这些记录的史料价值相当宝贵，等于是古鲜卑语-古汉语辞典。

改汉姓

鲜卑人的姓氏用汉语发音通常要用到二至三个字，过去写出来都是复姓。496年，孝文帝下令这些姓依照发音相近的原则，全部改为汉人的单姓。孝文帝先行示范，将拓跋氏改为元氏，从此他的名字成为元宏，不再是拓跋宏。当时众多的鲜卑姓氏改变，不少改成相当普遍的汉姓，例如下方表格所示。

所以现代许多汉姓的人士，实际上一千五百年以前的祖先可能是鲜卑人，而中华民族也就这样不断加入外来血统，不断演化，不断扩大。

通婚

婚姻是孝文帝汉化政策中的要点。孝文帝下令禁止同姓的鲜卑人结婚，并且积极宣导推动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的冯皇后的家族长久与拓跋氏通婚，已经属于汉胡混血，此时他又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入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这些才是纯粹的汉人女子。上行下效，北魏皇室和许多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子为妻妾，例如孝文帝的弟弟元勰就娶陇西李氏世族高官李冲之女为妻，北魏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则有许多嫁给中原世族。迁至洛阳的鲜卑人的原有姓氏既不复存在，其鲜卑血统又与汉人血统大融合，很快，彼此间的差距缩小，鸿沟弥平，达到孝文帝汉化的目的。

北魏宫廷的这种政策与清朝皇室的婚姻及宫女制度恰好成为两个极端。清朝选择皇后多在满洲八大贵族中，又规定非八旗女子不得入宫，为的是保持皇室的旗人血统，同时减少汉人民怨。

同样是从东北入主中国的皇朝，北魏和清朝在皇室婚姻与后宫制度上竟截然相反，正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在面对统治绝大多数汉人时的不同考量。

尊孔崇儒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立即下令修建孔庙，并以皇帝的身份到孔庙祭拜孔子，又给予孔子后人土地和财产，让他们继续孔庙的香火。此举等于宣告北魏以儒家为立国思想，在儒、释、道三家思想激烈竞争的南北朝，自有其借由维护中国传统文化宣示正统地位的意义。

改官制

孝文帝采取曹魏与西晋的制度改革官制。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将军（征东将军、镇南将军等共八名余类推）和九卿等中央文武官员；地方上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使北魏成为采用汉式官制的国家。

修订法律

孝文帝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斩刑之前男女皆除衣裸体等旧法。他参与制定律令，咨询汉人世族意见，最后亲自下笔定稿，这种做法在中国历史上亦属罕见。

注重汉式教育与艺文

孝文帝从小接受汉文化教育，能讲解“五经”、讨论儒家的丧服制度，对史书传记、诸子百家也涉猎颇多，还能以汉文写诗。迁都洛阳后积极创办学校，搜集、整理天下书籍，鼓励鲜卑人学习汉文化，经过他的努力，五胡十六国战乱以来衰落的北方汉文化开始复兴。

恢复佛教

北魏太武帝灭佛使北方佛教大受打击，其孙文成帝为虔诚的佛教徒，即位后停止灭佛，佛教开始复兴，献文帝时继续。孝文帝是献文帝之子，受父亲影响，仍然采取提倡佛教、优礼僧人的政策。在平城时，孝文帝就礼敬来自印度的高僧跋陀，为他在云冈石窟中凿龛；迁都洛阳后，孝文帝又将跋陀请来，于太和十九年（495年）为他在嵩山建造少林寺，从此少林寺一直延续到今天，跋陀则成为这座举世闻名的佛寺的开山祖师。

洛阳作为北魏首都后，人力与财力都不成问题，佛教信众遂开始在洛阳郊外的龙门开凿石窟拜佛，此后持续进行，使龙门石窟成为中国佛教三大石窟之一，是佛教石刻艺术重镇。孝文帝时期，山西北部五台山的佛教也转趋兴盛。凡此种种，都使佛教在中国北方根深蒂固，也带动起佛教艺术的发展。

总之，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若从文化交会与文化学习的角度看，实为一场全面、大胆而不留余地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变动实验，可称“全盘汉化”。民国初年西方思想在中国流行并大受崇拜，中国思想界产生“西化派”，主张中国应该“全盘西化”。其主张若真能实现，那时的景象大约可以用此案例做一些推测。